图兰朵歌剧【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解析歌剧《图兰朵》中的人物性格】

时间：2019-02-11 05:44:1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运用了中国音乐元素，通过西方音乐创作手法，讲述了一个西方人臆想中国古代宫廷的故事，获得世界（西方）歌剧史上的高度评价，但本着东方文化背景的眼光欣赏这部作品时，却有着异样的陌生感。文章将从《图兰朵》人物性格的塑造进行分析，来寻求文化自觉的目的，如何看待自己本民族文化；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部歌剧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歌剧《图兰朵》传统文化异国情调
　　
　　歌剧的魅力在于突出的人物性格塑造，法国戏剧家贝克说：“一部戏的永久价值在于人物塑造。”作为19世纪初欧洲杰出（最成功）的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十二部歌剧作品刻画出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女性人物形象。其中，《图兰朵》成为普契尼创作风格的综合体现。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西方长演不衰。它的成功也让西方人认识了东方的中国，并为此津津乐道，但在国人看来却是荒诞不经，对该作品承载的文化内涵更让我们有些难解。
　　拥有绝世美貌却残忍无比、冷若冰霜的中国公主图兰朵，为报祖先之仇许下诺言，凡是向她求婚的外国王子需先回答三个问题，如果都答对了即可招为驸马，但若答错一道就要人头落地。虽然条件苛刻，但还是有不少人因仰慕公主的美貌而前来挑战，然后无一例外地都被处以极刑。凶残、冷酷、嗜杀成性如果放在一个中国公主身上似乎言过其实，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古代女子形象相去甚远。当一个社会只有一种伦理道德模式或整个社会被一种伦理道德模式所规范时，其伦理道德的戒律将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中国社会受孔夫子“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的偏颇观点的影响，形成了一种长期封闭的超稳态心理，加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强化，妇女地位的低下就被固定化了。纵观中国历史，有不少以公主或宗室女下嫁番邦国王和亲的事例。唐太宗时期，为了保证大唐西南边陲的稳定，文成公主远嫁吐蕃，通过个人的知识和修养，赢得吐蕃国民上下敬重。武则天时期，太平公主成为历史上最富有权利的公主，尽管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最终被一直受自己关爱的侄子李隆基逼死，也没有产生对男性进行报复的心态。
　　如果说女人是一种柔脆的、感情丰富的动物，那么中国古代的女子便是其中的“典范”，特别在“柳儿”的形象中得以体现出来，成为最符合中国古代女子的人物，作为一个平凡而卑微的奴婢，搀扶着年迈失明的帖木儿出现在被御军驱赶得一片慌乱的人群，显得楚楚可怜，令人同情；在与卡拉夫王子意外重逢后，让我们又看见一个忍辱负重、吃苦耐劳、有血有肉的温柔女子，她对王子的暗恋朴素而真挚，让我们又想起古代女子对待感情的含蓄、内敛；最后因为“爱”，以牺牲个人生命为代价时，更让我们为她这种善良、忠诚、含蓄赴死的爱情精神而感动。虽然中国古代哲学讲五行生克制化和阴阳平衡，但在对待两性上却是重男轻女、褒阳贬阴，阴阳平衡的哲学观并未在伦理观中得到贯彻，从而产生伦理观上的失衡与偏颇。特定的社会环境所致，她们所受到的不仅是情感的拘禁，还有伦理的束缚。她们天生便是怯弱的一方，没有反抗，只有屈从，她们所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在她们的思想中，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中国古代文采飞扬的女作家寥若晨星。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短短三句话，居然就构成了她们的一生。中国古代社会虽有“四大美女”，但这些美女的命运都掌握在皇宫贵族的手中，故有西施的作贡，貂蝉的舍身，昭君的出塞，贵妃的断魂，同样只能作为爱情悲剧的主角和政治交换的牺牲品。
　　卡拉夫王子一开始就被普契尼构想成一个具有英雄性格的角色，被描写成一个很富有人情味的男人，但卡拉夫同时也是一个极为不合理的矛盾人物。他不顾危险冒死招亲，好像并不是为了爱情，更多来自于正义和挑战，以表现自己的英雄行为。当柳儿为他牺牲性命时，他却一点也不为此感动和醒悟，他对柳儿的这种无情是自私、野蛮的，却还盲目、义无反顾地去爱一个冷酷无情、根本不懂得爱的女人（图兰朵公主），并且一个“热吻”就融化了公主冰冷的心，从中国传统的思维角度来分析他这种举动似乎太过牵强。最让人不能理解的就是他给了图兰朵一个猜名字的机会，除了他想让柳儿去死外没有别的理解。
　　平、庞、彭这剧中的三个中国官员，在普契尼的笔下变成了举止怪诞、言语荒谬、玩世不恭、不吉利的人物，表现了他们变化无常、诙谐和无能的性格。歌词中“我的家乡在河南、修竹、流水”等，充满了对故乡美好的表白、对平静幸福生活的怀念和向往，让人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但感觉似乎又与中国官员的形象相去甚远，同时也能看出当年的西方人对中国这一概念极为混乱的认识。他们身上反映了作者对中国人的理解：残忍、狡猾、没有同情心等。
　　尽管在普契尼及剧作者的努力下，“中国味”成为该剧具有标志性的特色之一。在剧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关中国的字眼，如凤凰、铜锣、灯笼、御林军、猩红大轿、洞房花烛、香炉、老虎凳等等。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剧作者们因不深谙中国历史与文化，在文本中犯了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文中，行刑前要念诵我国圣人孔子的名字，和尚会唱着喜歌出现，圣僧也会津津有味地念藏经等。这对于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看来非常奇怪和可笑。关于相关中国文化、生肖等等的误论，说明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确实还停留在很肤浅的阶段，在这里就不再一一追究了。通过人物的分析，我们领略到作者对东方的意念性的想象与真实相结合的描述，这种对东方的解读可能有着更多的文化利用的价值。普契尼的歌剧作品以独特的理解方式对中国进行了“想象的”与“真实的”描述，但却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审美意识产生了偏离。把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描写成野蛮、自私、落后的，从心狠手辣的公主到玩世不恭的大臣们，都与真实的中国相差甚远。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形成了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观念和思维方式，对于美的评价标准更倾向于和谐、对称，这与西方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包括在《图兰朵》中的舞台美术、服装、化妆、演员扮相、演唱等诸方面与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及审美心理认同大相径庭。当我们看到皇帝穿着一身黑，戴着一顶县官的黑帽子坐在中间，而旁边的两位太监却是穿着黄色的龙袍时，不由让人啼笑皆非。
　　21世纪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格局，文化多元化应该是一种文化的融合，体现共性和个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结合。在这样一个文化评价体系中，重新审视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价值有着独特的意义。一方面是有利于我们清醒、公正、正确地看待我们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是有必要打破西方的文化思维既定模式，尊重本民族文化，弘扬本民族文化，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平等客观地对待各种文化体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永竹由幸：《普契尼之图兰朵》，新潮社1996年版。
　　[2][德]克莱门斯・霍斯林格尔著，杨宏芹译：《普契尼》，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
　　[4]肖红春：《歌剧〈图兰朵特〉创作风格述评》，《音乐探索》1999年第3期。
　　[5]王秀：《评析普契尼歌剧〈图兰朵〉对东方的解读》，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5月。
　　[6]马骅：《论普契尼歌剧中女性人物的性格刻画》，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4月。
　　
　　作者：钟鸽，硕士，广西柳州城市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高职音乐教育理论及钢琴演奏与教学。
　　编辑：杜碧媛E-mail：dubiyu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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