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忆尚昆_山高水长

　　杨尚昆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九年了。今年适逢他百岁冥寿之期，我深含孺慕之情，献上心香一瓣，以表达对这位伟大的老一辈革命家的缅怀与崇敬。 　　尚昆同志长我17岁，相隔一辈人；他是党和国家、军队重要领导人，我是一个地方干部。无论年龄、职务、资历和水平，都有很大差距，但在那个特殊岁月的苦难历程中，我们却结成了忘年之交，忘位之交。在与尚昆同志的接触中，我从许多细微处领略到他的高尚品德、博大襟怀和平易风格，令我高山仰止，铭刻难忘。在这里，我只凭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从一些侧面来记述对他的感受。
　　
　　体察民情倾听民意
　　
　　我初识尚昆同志是在1955年7月。那时我从苏联留学回国，暂时留在团中央工作，参加全国第一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与会全体人员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中央各部领导人和三军首长也都参加接见。尚昆同志当时担任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他先入场，发现有的领导干部服装随便，便说道：“给你们打过招呼了，地方的部长要着正装（那时的“礼服”是“中山装”），部队同志要着军服，佩戴整齐，怎么没有按规定办啊？！”对“游击作风”提出了批评，但态度和蔼，语气平和，满口四川话，几十年乡音未改。我觉得这位领导似乎有些面熟，却认不准，便问站在一起的团中央学校工作部部长曾德林：这位首长是谁？曾德林说：他就是中央办公厅的杨主任；长征时的红三军团政委；百团大战时的北方局书记。我暗地“哦”了一声，这是第一次见到尚昆同志。
　　没想到七年之后却有一次机会，我得以面对面向他汇报四川情况。那是推行“三面红旗”三年之后，全国经济面临崩溃，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普遍饿饭，大量死人。四川更是灾区中的重中之重。而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却坚持“左”的路线，并且对上封锁，对下压制，不准反映真实情况。
　　1962年初，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进一步统一认识，采取一系列纠“左”措施，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形势较快地大有好转。而四川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故我，对中央的许多纠“左”的决定或拒不执行，或大打折扣，形势依然严峻，农村继续饿死人。广大干部忧心如焚，无可奈何，亟望中央深入了解四川情况，疏解民困。我当时在中共重庆市委工作，任办公厅副主任，仍兼团市委书记。在团市委领导班子中，我们曾经议论这些问题，经过酝酿，由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于克书执笔，以“一个共产党员”名义给毛主席写信，如实反映四川的问题。我们曾寄予很大希望，又担心中央收不到这封信，并受到四川主要领导人的打击报复，有点提心吊胆。
　　1962年6月，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我是团中央委员，于克书是候补委员，市委同意我们两人都出席会议。此时尚昆同志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仍兼中办主任，并分管团的工作。根据尚昆同志指示，这次团中央的会议先用三天时间反映各地贯彻执行“七千人大会”的情况。这期间我基本没有发言，引起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的注意。
　　一天，耀邦同志独自一人来到我的住地，约我个别谈话，了解四川情况。我一向对耀邦同志的渊博、胆识、人品和作风，尤其是对他那颗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赤子之心十分钦仰，很愿意向他敞开心扉，汇报我所知的情况和看法。但在汇报过程中，耀邦同志不大表态，有时还作一两句解释，我就有了点顾虑，有点欲言又止。我后来想，耀邦同志作为群团负责人，的确不便对一个地区的重大问题在下级干部面前轻易表态，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出乎我意外的是，耀邦同志回去后立刻请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安排人，把我的汇报整理成专题简报，上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并亲自向尚昆同志汇报我所反映的情况，说廖伯康还有顾虑，言犹未尽。尚昆同志当即决定约见我们谈话。这说明尚昆和耀邦同志对下面情况的重视程度和慎重态度。
　　6月28日下午，经团中央精心安排，我们向会议请假，由团中央候补书记曾德林带领我和于克书乘车进入中南海，来到中央书记处的一间小会议室。尚昆同志和中办群工组组长，还有另外两位工作人员，加上我们三人，一共七人在场。尚昆同志一开始就给我们端正态度，解除顾虑。他说：你们不要怕，又不是作决定，只不过是向你们了解情况，顾虑什么啊？他说，中央知道四川的情况很严重，死人多，但对详情不甚了解。他说，他曾找四川的一些负责人和老熟人询问，他们或真不知情，或“打太极拳”，“王顾左右而言他”。还说，通过公安部、民政部了解，他们报来的材料也各不相同。四川省委至今尚未报告贯彻“七千人大会”的情况，不知他们搞的什么名堂？
　　尚昆同志又说，他有一个早年同学在江津，实在饿得没法，写信要求支援一点粮票，尚昆也没有粮票，只好寄了100元钱去。他说，国务院办公厅转来一封四川人从陕西凤州寄出的信，题目就叫《一字一泪诉川情》，反映四川饿死人的情况，十分凄惨，不忍卒读。他说，最近还收到一封信，很短，只有两页半，写得有水平，比较能说明问题。我心想，可能是于克书执笔的那封信中央收到了。
　　尚昆同志问我：“你不会也给我‘打太极拳’吧？”我表示：在中央面前，我一定如实讲真情。
　　据后来听说，毛主席曾几次问到，全国究竟死了多少人？所以尚昆特别关注这个问题。他问：四川到底死了多少人？我伸出一个指头说，这个数。他问什么意思。我说“死人1000万。”他问：你这个1000万是怎么来的？我说是根据省委正式文件算出来的。我解释说：1962年5月，四川省委批转省编制小组关于精简机构工作的意见，有一份附表，说明1960年底全省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另一份材料《户籍年报》上写明1957年底全省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抵，正好减少了约1000万。我说，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因为从1958年到1960年有个人口自然增长数；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四川还在继续死人，加起来又约有250万。总共死人约1250万。但为了慎重起见，我正式汇报只说1000万。听到这里，尚昆同志吩咐秘书打开一个保密柜，拿出一个旧式小账本。尚昆同志查看之后，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
　　尚昆同志问：“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究竟在政策上、工作上出了什么问题？”
　　按照事前约定，由我汇报为主，老于和老曾插话补充。我们列举了许多典型事例说明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农村基层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规模、自留地数量、公共食堂、生猪私养、农业耕作制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坚持“左”倾政策和作法；并且实行家长制、一言堂，自我吹嘘，虚报成绩，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干部动辄得咎，轻则批斗，重则抓人，连不脱产的生产队干部都不放过。几年下来把好端端一个天府之国，搞成了地狱之乡。而且中央决定纠“左”之后，仍无认真转变，缺少自我批评，使得四川的困境至今未得解决。我们最后说：我们反映的问题只是部分情况，建议中央直接派人到下面作深入调查。
　　在告别的时候，我说：“我们反映情况的事希望保密，万一传到省里，我们便活不出来了。”
　　尚昆同志笑笑说：“你也是办公厅主任，有人向你反映问题，你会怎么处理？”
　　这次谈话长达三个半小时。尚昆同志态度随和，平易近人，听得专注，问得仔细。我倾诉衷肠，一吐积郁，心情十分痛快。
　　更令我想不到的事，是在这次谈话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7月2日，在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尚昆同志建议选派四川籍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司局级干部以探亲名义到四川调查研究，得到书记处会议同意。
　　约见我们听汇报和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这两件事在《杨尚昆日记》中都有记载。实际上在此前后，尚昆同志都曾派人到四川作调查研究，或约请四川有关领导同志了解情况，心中是比较有数的。
　　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尚昆同志商请中组部长安子文同志，选派了16位川籍干部到四川调查。另外还有一位不是四川籍的同志，《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萧风，他刚奉调到中央办公厅任财贸组副组长，尚未到任。经他自己请求，尚昆同志同意，仍以《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入川调查。
　　7、8月间，这些同志先后分别到四川。在重庆与我们一些人有较多接触的是萧风和二机部原子能局副局长邓照明。萧风是因尚昆同志的介绍，直接找到我；邓照明是地下时期最后一任川东特委副书记，在重庆工作多年，情况和人头都很熟。他们曾从各地各方面了解情况，也三三两两与少数人座谈，我大都参加，很注意保密。但他们都是各自行动，独自调查，互不联系。回京后他们都按照要求写出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大都经当时的中办副主任、毛主席的秘书，也是四川人的田家英同志看过，他很重视。在40多年后，因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与已是93岁高龄的萧风同志取得联系。他几经曲折还保留了一份当时调查报告的原稿，所述内容与我们在北京的汇报几乎完全一致。
　　在此期间，尚昆同志还把于克书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批转给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参阅，注意避开了那位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
　　很可惜的是，由于后来的政治气候发生变化，这些调查报告和上书，均没能送达中央最高领导人那里。尚昆同志的良苦用心，未能实现。
　　
　　逆境风骨患难交情
　　
　　在中央采取一系列纠“左”措施之后，全国形势逐渐好转，四川经济也有恢复性增长。刚刚缓过一口气来，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严厉批评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全国全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左”倾冲击波。这与省委主要领导人一贯“左”倾的思想作风相合拍，他便乘机下手，打击报复一些对他和省委工作提过意见的同志，重点落在重庆我们几个人头上。
　　本来他通过多条渠道已经掌握了于克书给毛主席写信和我们向中央派来干部反映情况等诸多“问题”。1963年4月在重庆市委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上，根据省委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指示，以反“黑暗风”为名，把向中央派来干部如实反映情况的市委组织部长（原地下党时期川东特委书记）萧泽宽、市委副秘书长李止舟和我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给予了严厉处分。我的处分最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下放建筑工地干重活。其他还有一些负责干部，如副市长邓垦（小平同志胞弟）等也受到批判处理。
　　尚昆同志一向坚持原则，爱护干部，厚道待人。当他知道我们无辜挨整时深感不安，尽力保护，为我们解脱。他和中组部长安子文、副部长陈野苹同志分别多次打电话给省市负责同志说，你们不要再追了，是中央找他们反映情况，中央派人到四川作调查的，再追就追到中央头上了。四川和重庆的有关负责同志说，这是省委主要领导人直接抓的，他们没有办法。而这位主要领导人自以为能迎合当时的主流倾向，有恃无恐，根本不予理睬。
　　待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尚昆同志首先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等同志一道被无中生有地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我们“萧、李、廖”等几个“死老虎”也被省委主要领导人再一次抛出来，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以后又被“新生红色政权”升级与“杨尚昆黑线”挂上钩，追查批斗。
　　1968年9月，我们被押解到市革委举办的“干部集训队”实行军管。年底，中央文革小组派出两个工作组，一个在北京提审杨尚昆同志，一个在重庆提审我，企图在1962年的那次谈话中找出什么问题，矛头当然主要是针对尚昆同志的。重庆这个组整整审了我一星期，要我交待与“杨尚昆的关系”，要我揭发尚昆同志。同样，被关在北京的尚昆同志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要他提供我的材料。这两个组每天都要通电话，交换情况，挑矛盾，找漏洞。实际上，从1962年那次谈话后，我与尚昆同志再也没有见过面，不存在任何“问题”。重庆这个提审组的人压我，对我说：“你历史上没问题，家庭和社会关系也没问题，现在的结论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你是‘小黑帮’，杨尚昆是‘大黑帮’。只要你揭发，不就过关了吗？”当时我唯一的原则是实事求是讲真话，决不说假话，不顺着审问者的意图编造乱说。尚昆同志没向下推诿，我也没有向上推诿。这样审了一个星期，审来审去一无所获。最后他们说：“你太顽固了，拿你没办法。”
　　由于尚昆同志顶住了这次审问的压力，我没有被增添什么新的罪名，对我起了保护作用。“文革”以后，我与尚昆同志谈起此事，双方都很感慨。他说：“伯康，你是有担当的。”其实，真有担当的是尚昆同志，因为他当时的处境更险恶、更艰难，承受的压力更大，更能展现逆境中的风骨。通过这次提审，我们增加了互信，承他不弃，视我为忘年之交。
　　1987年重庆举行“三三一”惨案60周年暨杨�公（尚昆的四哥）烈士牺牲60周年纪念会。我当时任市委书记，尚昆同志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亲自赴渝参加会议。会后，他主动拉着与会的萧泽宽、李止舟、曾德林和我，很诙谐地说：“来！来！来！我们几个‘同案犯’来合个影，留个纪念。”他对已过去20多年的往事和当事人依然那样关心，那样萦怀。
　　这一年，尚昆同志正好80整寿，在临别重庆的晚宴上，他见席上果盘里用白糖塑的一座寿星，寿星的额头是凸的，俗称“奔头”。他含笑问我：“为什么寿星的额上有个‘奔头’？”我答不上来，他解释说：“人老了，筋斗摔多了，就摔成‘奔头’了。”这时他的二儿子绍明听见此说便走到我面前说：“廖叔叔，听说你也摔过一个大筋斗，我敬你一杯！”我开玩笑说：“你别敬我，敬你爸爸，我是向他汇报工作，才摔这个筋斗的。”尚昆同志大笑说：“好，好，我们三个一起干这杯酒！”
　　尚昆同志襟怀博大，既敢于承担责任，保护同志，又肯于谅解他人，多为他人着想。他平反后，专案组把有关材料退还给他，他看也不看，立即当众焚毁。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文革”中压力那么大，我们已被打倒，受牵连的人处境艰难，奉命检举，难免会说点违心的话，包括有的大干部也在无奈中说了些不实之词。还是当众焚毁，一风吹掉的好。让别人安心放心，不背包袱。我相信经过这么大一场浩劫，人们都会自己总结经验教训的。
　　我曾向他请教养生处世之道。他笑笑说：“不过保持心平气和，宽以待人，乐于助人，以平常之心对待非常之事。”
　　寥寥数语，言简意赅，身教重于言教，点点滴滴，尽在不言中。
　　
　　亲情乡情情深意长
　　
　　尚昆同志出生于四川省潼南县（现属重庆市），是一个大家族。在这个偏远小县的大家族里分化出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前驱战士，领头人是尚昆同志的四哥杨�公烈士。
　　杨�公烈士参加过反袁斗争，早年留学日本，是四川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担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相当于后来的四川省委）第一任书记。1927年春，四川军阀首领刘湘与蒋介石相勾结，镇压重庆群众支持北伐进军抗议帝国主义阻挠的集会，屠杀137人，制造了“三三一”惨案。�公同志现场脱险，随即转入地下，准备赴武汉出席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向中央汇报重庆惨案情况，起程时在船上被捕。�公坚贞不屈，慷慨激昂，痛斥军阀，被敌人挖眼割舌，剁去手足，身中三枪，壮烈牺牲。1937年周恩来同志在延安一次公开报告中就曾赞扬杨�公和另外一些重要烈士是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而奋斗牺牲的。
　　在杨�公的培养、引导和影响下，他们兄弟姐妹五人（包括�公六人）参加了共产党，前仆后继，革命到底。
　　尚昆与�公心息相通，手足情深。�公十分关注青少年时期尚昆的成长。他们共同住在成都时，尚昆还不到17岁，�公便推荐和指导他学习有关社会主义基本知识的书籍，介绍他参加马克思主义读书会。1924年8月�公迁往重庆，他们经常通信，讨论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公在信中“指示他进行的方略，读书的捷径，对于主义研究所得，全数告他，免他再走歧路。”1925年，尚昆在成都四川省高师附中毕业后到重庆，等待升学。�公又指定他研读两部当时比较流行的社会主义理论通俗读物：布哈林著《共产主义ABC》和《新社会观》。同时，吸收他参加一些党团组织的活动和工作，并通过童庸生（也是四川早期党团组织的重要领导人，留苏回国后牺牲）和川东学联主席张锡畴介绍尚昆先后入团入党。接着又托邹进贤（留学苏联，1930年任四川省委秘书长时牺牲）带尚昆到上海，由上海区委安排到上海大学读书。以后又由重庆地委提名推荐，经中央批准到苏联学习。在�公精心引导和安排下，尚昆同志走上了一条艰难而坚定的革命道路，成长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
　　尚昆对�公的手足之情、师生之情、战友之情，情深意浓。�公牺牲后，尚昆在苏联得知噩耗，“痛彻肺腑，多夜不能入眠”。1979年，尚昆写下《我早年的革命引路人――�公四哥》一文，写道：“五十多年来，无论是革命处于低潮的艰难时刻，还是处在敌人追逼包围的危急之中，特别是在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迫害的十多年里，只要一想到�公四哥及无数先烈‘头可断，志不可夺’的英雄事迹，就增强了无产阶级必胜、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和林彪‘四人帮’一伙作斗争同样需要不怕死、不怕杀头，我是决心同他们斗争到底的，如四哥所说：‘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
　　我曾亲眼目睹尚昆同志在讲到�公同志时，声音哽咽，怆然泣下，真情流露。尚昆遗言请求中央，身后骨灰返葬故乡，安在�公墓旁。我想这是尚昆同志自幼积蕴的深沉炽热的亲情乡情的最后显露。
　　杨�公牺牲后，大革命运动在四川遭受失败，四川军阀多次制造屠杀惨案，白色恐怖遍及全川。尚昆的二哥杨衡石立即在他们的故乡潼南县双江镇组织了党支部，坚守阵地，坚持战斗。有老人回忆，大革命失败后，他们从万县逃亡到成都，经过双江镇，投宿无门，流浪街头。黑夜中邂逅杨衡石，衡石问明情况，延请至家，安排食宿、洗漱、休息，而后送足盘缠，前往成都。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尚昆同志的父亲杨淮清老人。老人是位中医，“自学成才”，医术医德都很好。虽未悬壶为业，以此谋生，却常施医施药，为人治病。老人为人开明，支持�公兄弟出国留学，同情他们和他们战友所从事的事业。大革命时期，朱总、刘帅、吴老等常在杨家开会，漏夜议事。据刘帅回忆说：“杨老伯，他很是同情我们搞这些工作的。他的医理很好，经常为玉章同志和其他同志看病，不要钱，还要包捡药。”
　　曾任地下党川东特委书记的萧泽宽讲过一件使他很受感动的事：1949年初，他到潼南巡视工作，路过双江镇（此时�公的女儿杨赤花已入党，在双江镇教书），适逢杨淮清老人80大寿不久，老萧在当地看见了老人写的一份《八十自述》。其中一段大意说：四子尚述（即�公）早年为国捐躯；五子（指尚昆）、十一子（指白冰）在北方军旅，长年抗御倭寇，现已抗战胜利，至今未归。死别生离，泣血锥心……此文显示了老人的情怀和智慧，可惜老人终于没有等到与亲人相见，于当年仙逝。我曾派人到潼南寻觅这份石印文物，未能找到，想已佚失。
　　1987年、1993年、1997年，尚昆同志曾先后三次回潼南探望，我有一次也曾相随陪同，他处处流露赤子真情。1987年重庆召开“三三一”惨案60周年暨杨�公烈士牺牲60周年纪念大会时，尚昆同志亲临，他还把在北京的他早年入团入党的介绍人张锡畴（留苏多年，建国后任北京俄语学校校长）和在成都的老师张秀熟（1928年任四川省委书记，被捕入狱，坚贞不屈）也请到重庆，对他们十分尊敬。
　　到重庆的第二天清晨早饭前，尚昆便到张老住处探省。张老（时已92岁）已起床，正襟危坐，闭目凝神遐思。尚昆（也已80岁）进门便躬身致敬，问老师安好，并向周围的人介绍：这是我中学时期的老师。接着又笑问：张老师，您的叶子烟杆和装叶子烟的�提包呢？张老说，不吃了，早就不吃了！尚昆同志哈哈大笑说：张老从前是叶子烟杆和�包不离身的，现在戒脱了。张老也高兴地微笑，在场的人无不会心地笑，气氛十分和谐愉快。其实，张老的叶子烟包还有一段传奇故事：1928年他在重庆被捕时，乘敌不防，机智沉着地把�包内一个火柴盒里藏着的一份全省党组织的72处通讯地址丢在窗外檐沟里淹没，避免了重大损失。随后又与当时江巴（重庆）城防司令王陵基公堂辩论，由被审判者变为审判者，驳得王陵基哑口无言，暴跳如雷，演出了一幕《张秀熟舌战王灵官》的壮烈故事，流传全川，振奋人心。这是尚昆同志离川以后的事，可能有所耳闻，所以他对张老特别恭敬。
　　在纪念“三三一”惨案60周年大会上，尚昆同志先在主席台中央就座，当服务人员掺扶张老上台时，尚昆立即起身，请老师正座。因为尚昆同志是代表中央出席会议的，张老自是逊谢不已，坐在尚昆身旁。这些细节颇能说明尚昆的风格。
　　尚昆同志的亲情、乡情、友情和革命情，融于一体，自然流露，于细微处见精神。
　　
　　见证党史评说人物
　　
　　尚昆同志从青年时代就献身革命，历经留学苏联，白区斗争，苏区从军，长征鏖战，太行敌后，延安岁月，北京红墙，枢机辅襄，国家元首……半生戎马，一世传奇，辉煌坎坷，寿享高龄。他亲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是党的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在尚昆同志身后，有关部门经过汇集整理，出版发行了他的三部遗著：《杨尚昆日记》、《杨尚昆回忆录》和《追忆领袖战友同志》。在这三部著作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透露了许多重要的信息，阐明了许多精辟的论说。
　　《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一书收集了34篇纪念文章，记述对29位同志的怀念，其中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和彭德怀各有两篇。我因对周总理深怀景仰之情，比较注意研读他对总理的论述。周总理逝世后，举国悲痛，出现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悲壮场景，并引发了“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但后来也有少数同志觉得周总理“太软了”，对总理在“文革”中有的作为有所不解。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尚昆同志。尚昆同志说：你想想，如果周总理当时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后果会怎样？无非是在一长串“黑帮”的名单里面再加一个名字，无补于事。周总理为力挽狂澜，苦撑危局，才采取这种态度。尚昆同志认为，周总理在那个大动乱的年代里，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选择了一条比拍案而起更为复杂的艰难迂回的道路。周总理在他那个位置上，第一是力所能及地保护了许多人；第二是使“四人帮”的图谋最终没能得逞。全党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尚昆同志的分析使我很受教益。这次读到他两篇纪念总理的文章，更令我感动，茅塞大开。第一篇《几件难忘的往事》，是1976年在总理逝世之初写的五篇原始日记汇编而成。那时尚昆刚刚解除“监护”，却远流山西，“继续审查”，没有行动自由。这些日记就是在这种处境下写的，足见深情，十分难得。第二篇《相识相知五十年》，是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而作的。文章很有针对性地写道：“恩来同志曾多次讲过，他天性富于调和。在我看来，他所说的调和是个好字眼，决不是那种无原则的‘和稀泥’。在党内斗争中，有时就需要调解矛盾，精心维护团结。过去，由于‘左’的思想干扰，一讲调和、折衷，似乎都带有贬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党内矛盾主要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大多数表现为意见不同、认识分歧，对这样的问题，完全应当采取调解的方式来解决，恩来同志对待和处理党内矛盾，从不整人，不以势压人，因势利导，求同存异，必要时采取折衷方案，适当妥协，使矛盾得到化解，为维护党的团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尚昆同志的这段论述，既是对周总理的真正理解和赞扬，也是对长期以来党内矛盾和斗争历史经验教训的新总结。既有理论高度，也有现实意义，与现在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的精神完全一致。调和、折衷在周恩来身上是个“好字眼”这一论断，令我耳目一新，放下了心头的一块石头。
　　尚昆同志与刘少奇、张闻天和彭老总等几位功勋卓著，长期蒙冤的同志，同样相识相知数十年，把他们视为良师益友。在纪念文章中，他用大量亲身经历的感人事例，论述他们的丰功伟绩、高尚人格和对党对人民的忠诚。还有其他一些战友，他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生动往事。他以史实为他人说公道，以笔墨为他人树丰碑。
　　尚昆同志对自己却非常谦逊。我曾向他建议：您在中央工作多年，应该写一些东西，即使不公开发表，留下史料，也弥足珍贵。他点点头说：应该写。现在读到他的《回忆录》，大大提高我的认识。他经历过那么多大事情，却很少说自己的作用，从不自吹自擂，总把功劳归于上级，归于集体，归于他人。
　　1993年10月，他从国家主席职务上卸任后，再次回潼南，经过成都。在他离开成都的前一天，约我去“摆龙门阵”，要作“彻夜长谈”。但后来另有省委领导同志来看他，也谈了很久，我们的“彻夜长谈”没有实现，并且此别竟成永诀。我失去再次领受他教诲的机会，只留下永久的思念。
　　哲人已远，山高水长。
　　责任编辑 村 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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