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菜和猪肉的故事]空心菜的做法
时间：2019-02-20 05:41:4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刚从农村调回重庆，在一家机械厂的铆焊车间当铆工。由于工作中受到焊条药皮发出的有毒烟尘伤害，经劳动部门批准，我们每人每月有3斤保健肉，这在当时是很让人眼馋的。厂里规定，保健肉不准拿回家去与家人共享，只能做成单份供职工在食堂吃。厂里一些干部却常常克扣保健肉，故而“单份”的分量很难保证。为此，职工经常找到领导“扯皮”。
我们班为此找领导扯皮最厉害的是电焊工吴老幺。吴老幺30多岁，老婆是离厂十来里的覃家岗公社的农民，有一男一女两个娃儿。他老婆身体不好，在生产队挣的工分很少。他是1958年进厂的老二级工，一个月连工资带补贴共38块5，一家4口就主要靠这点收入过日子。
吴老幺技术好，资格老，常常自称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老油条”。有次保健肉的分量特别少，大家都牢骚满腹，他把保健肉端到厂革委会刘主任面前说：“刘主任，我们一个月3斤保健肉，食堂分10次供应给我们，每次应该有3两。你看我这份有几两？”说罢就用筷子在那份“猪肉烧洋芋”里找“肉”，找来找去只找到5小块指头那么大的，用秤一称，尚不足1两。吴老幺说：“就算生肉煮熟了要少分量，可也不会少到不足1两嘛！”刘主任无奈，只得找到食堂负责人给他补齐。
吴老幺不知道，肉少的原因是刘主任为岳父办70大寿，利用职权从总量中克扣了5斤。刘主任做贼心虚，以为吴老幺是有意找茬，故而对吴老幺怀恨在心，决定伺机“医治”他。
一个星期以后，上级下发文件，要求各单位开展“深揭狠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资本主义思想流毒”的“革命大批判运动”。
吴老幺因家庭困难，常常在工作之余捞点“外快”，比如上班时从家里挑点菜到厂里分卖给同事（那时没有农贸市场，生产队或社员自留地产的菜，只能通过国营的蔬菜公司销售，若直接卖给顾客，则属非法交易）；下班时把厂里厕所的大粪挑回家作为自留地的肥料；工间休息时到锅炉房捡炭花等等。另外，吴老幺食量大得惊人，常常喊吃不饱。有次吃过午饭后，他随口说了句：“格老子的，半斤米的饭吃下去还心欠欠的。哪天把罐罐饭下回锅肉吃够了，这辈子死了也甘心。”我听了后说：“吴师傅，你到底能吃多少？”他答道：“再吃1斤馒头没得问题。”我一惊：“真的么？”有个同事怂恿道：“打个赌！”吴老幺毫不含糊地说：“可以！”我想了想说：“赌就不打了。我到食堂去买1斤馒头，你吃完了，就算我请客；吃不完，你把馒头票还给我就行了。”于是我到食堂买了1斤票的馒头给吴老幺。众目睽睽之下，他硬是把那1斤馒头吃得一点不剩。
接到上级文件后，刘主任立即行动起来，成立了以自己为组长的“大批判”领导小组，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宣读了文件，号召全厂职工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大批判运动中去，揪出本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
在刘主任的策划下，吴老幺很快成了这次“大批判”运动的“靶子”。他“黑”市卖菜、挑大粪回家、上班捡炭花、用公家的肥皂洗自己的工作服等行为，都被“上纲上线”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具体表现；吃了5两干饭后还吃1斤馒头的事，则被上升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示威”行为。在刘主任的授意下，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得到处都是。刘主任还找到我，询问那天吃1斤馒头的经过，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刚进厂的革命青年，要和吴老幺这种人划清界限，揭发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我耐心地将那天吃馒头的事向刘主任作了解释。可刘主任一点也不听，一口咬定吴老幺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示威”，还警告我，如果坚持为吴老幺辩护，说明我的立场有问题。我被这句话吓住了，只得违心地写了一篇“批判”吴老幺的大字报。
自称“老油条”的吴老幺最初对自己的“问题”一直是大大咧咧，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后来见“事态”如此“严重”，心里就紧张了。同事们给他出主意，要他主动写一份检讨张贴出去，争取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谅解。吴老幺这么做了，可批判他的大字报的势头依然不减。
与此同时，农村开展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也找上了吴老幺。他家所在的光明大队革委会规定，每个社员只能喂1只鸡，多了的便属“资本主义尾巴”，要及时割除。他家喂了4只鸡。可大队革委会检查时说吴老幺家只有3人是农村户口，只能喂3只，多的1只要现场没收，还要从工分中扣罚款10元钱。吴老幺的老婆没有钱抵罚款，革委会主任说，这多出的1只鸡应算在吴老幺身上。他是工人，可通过工厂从工资中扣除这10元钱。于是便派人到厂里和厂革委会协商。
刘主任本来就想狠狠地整一下吴老幺，听说他在农村还有“资本主义尾巴”的事后便借题发挥，不仅同意了光明大队革委会的主张，还说，这个吴老幺，罚10元太轻，应当罚他20元。
发工资那天，吴老幺只领到18元5角，还有一张20元的罚款通知单。吴老幺满腔愤慨，按照他的个性，是要和刘主任拼个鱼死网破的，可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却又无可奈何。他沮丧地一下子蹲在地上，苦着脸叫道：“我一家四口朗格（方言：怎么）过日子哟！”
后来，同事们凑了点钱给他，在大家的帮助下，吴老幺好歹把那个月的日子打发过去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场“大批判”运动渐渐进入尾声，吴老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也不了了之。
大约半年后，厂里又接到上级关于批判“唯生产力论”的通知。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刘主任慷慨激昂地在会上说，“唯生产力”这个观点非常反动。它不讲政治，不讲路线，只讲生产力，会把人们引向歧途。比如苏联就是这样，生产力发展了，可结果怎么样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变成修正主义了。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吃革命的空心菜，不吃资本主义的猪肉……刘主任在台上讲得唾沫横飞，台下的人有的在摆龙门阵，有的在打瞌睡。坐在我身边的吴老幺低声对我说：“他龟儿姓刘的说得好听，他朗格不天天吃空心菜呢？”
第二天上午，大家正在车间干活。离下班还有一刻钟时，吴老幺突然神秘兮兮地对班组的同事们说：“各位同事，今天中午我请大家吃肉，看得上我的都来。”有人问：“真的么？在哪儿？”吴老幺说：“我姓吴的从不说假话。你们各人把饭买好后，就在这儿等我。小江，你把钳工桌收拾一下，在上面铺两张报纸，到食堂买饭时帮我买半斤。”说罢就走了。我找来几个学徒工，动手打扫起钳工桌来。大家也各自收拾好工具，到食堂买饭去了。
买好饭后，大家如约在钳工桌边等着吴老幺。
没多会儿，果见吴老幺兴致勃勃地端着一大钵回锅肉和一大钵红烧肉来了。他将肉往钳工桌上一放，对大家说：“各位，不要客气，吃！”同事们也不问三七二十一，一个个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不多会儿便将两大钵肉风卷残云般地吃光了。
从吴老幺发出吃肉邀请时，我就满腹狐疑，他从哪儿去弄肉呢？待吃完后，我迫不及待地问：“吴师傅，这两钵肉你从哪儿弄来的？”
这话提醒了大家，一个个似乎才想起这肉的“来路”。
班长问：“你屋头还没有杀猪，这肉从哪儿来的？我们一个人该出好多钱，好多肉票？”大家都说：“对头，说清楚了我们明天才好带来。”吴老幺摆了摆手，笑扯扯地说：“我不是说了，我请客么？”他顿了顿又说：“这事儿恐怕此时全厂都晓得了。大家不要怕，天大的事我吴老幺一个人顶，我就不怕他姓刘的把我球咬了。”说罢，讲出了这肉的来历。
原来，10点多钟的时候，吴老幺到库房去领电焊条，经过食堂时闻到里面发出的肉香味儿。他想，昨天才吃了保健肉，今天怎么又有呢？便好奇地跑进食堂去看个究竟。推门进去后看到有个红案师傅正在精心地准备客饭。他猜想，可能是哪个龟儿当官儿的来了。走到篮球场边，见那里停了部北京牌吉普车，更证实了他的判断。此刻，他想起昨天刘主任在大会上讲的“宁吃革命的空心菜，不吃资本主义的猪肉”的话，心头一下子想出了个恶作剧。他悄悄溜出厂门，在蔬菜公司买了两把空心菜，寄放在传达室里，在临近下班时通知班组的同事等着吃肉。自己则到传达室取过空心菜，远远地候在客饭厅前。
12点左右，那个当官儿的在刘主任等七八个厂干、中干的陪同下，说说笑笑地走出办公室，向客饭厅走去。待一行人进了饭厅，正客气地让座时，吴老幺提着两把空心菜走了进来，大大方方地对那位上级说：“领导辛苦了！”说罢，不容对方答话，便指着满桌的佳肴说：“昨天刘主任在大会上教育我们‘宁吃革命的空心菜，不吃资本主义的猪肉’。当领导的下来检查工作，要政治挂帅，坚持正确的路线方向，朗格能吃资本主义的猪肉呢？领导同志，这可能是刘主任设下的陷阱哩！我这里带了两把革命的空心菜送给你，吃这个才能干好革命！”说罢，将两把空心菜往桌上一丢，把桌上最大的两钵肉端走了。
听了吴老幺的讲述后，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众人笑毕，吴老幺接着说：“上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姓刘的罚了老子20元钱，这次批‘唯生产力论’，我端两钵肉走，还当着上级领导的面‘臊’了他的皮，扯平了！”
（责编 何 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