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武斗起因_“文革”武斗逃难记
时间：2019-02-21 05:34:3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67年，在“人人要革命，个个要造反”的口号鼓舞下，浙江省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团体到学校，成立了无数大大小小的造反派组织。不久，这些造反组织逐渐归属到了两大派――“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联总”；“浙江省红色暴动委员会”，简称“红暴派”。
尽管两派都打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大旗，可一山岂容二虎？两派为争权夺利，都将斗争矛头指向对方，斗争方式也由初期的大辩论、互相攻击谩骂不断升级为互相揪打、抓人、群体斗殴。后来，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终于酿成更大规模的武斗。
1967年5月，我们这个紧挨着杭州市区的富阳县也发生了流血武斗。7月初，武斗的战火燃烧到了我家门口。我所在的区共有9个公社，大部分造反派都属“联总”，而与我们公社接壤的龙门公社，既属另一区管辖，又属“红暴派”。两派为了“武卫”，都在准备武器，什么猎枪、长矛都找出来了。武器不够用，造反组织就到铁匠铺打梭镖。这种梭镖像小麦的叶子，我们又称为“麦叶枪”。铁匠铺成了“兵工厂”，几位师傅只得放弃制造家用农具，夜以继日地赶制梭镖。可整个公社9个大队，只有一家铁匠铺，三四只炉子，根本忙不过来，“麦叶枪”供不应求。后来，不知谁想出了个好办法，把砍柴用的7字形旧钩刀上面一横剪除，变成尖形，锤打几下就成了“麦叶枪”。
到了7月中旬，局势越来越紧张。为了防止“红暴派”袭击，村里开始放哨，看到陌生人就盘查，以防“奸细”。
那年，我19岁，是村里的卫生员，但也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那时战备抓得紧，我经常参加公社、区里组织的战地救护培训。一天上午，我照常和社员们一起在山坡上削番薯。吃午饭时，公社造反指挥部通过广播发出紧急通知，说龙门公社的“红暴派”要打过来了，让各村迅速组织人员，先发制人，进攻龙门公社，围剿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暴派”。我们公社处在武斗最前线，所有非残疾的男劳力都得出征。
村里的造反派头头要我马上到公社卫生院领救护药。小小的保健箱，容不下多少药，我领了防暑的人丹、十滴水，外伤用的红药水、紫药水、碘酒、消炎粉、纱布、橡胶等，赶紧回到村里的陈氏宗祠。这时，全村18岁到60岁的男劳力都手握“麦叶枪”，雄赳赳气昂昂地聚集在那里。
村造反派头头作了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简短动员后，就直入正题：“这次全村应该去的人，没有特殊情况一律都得上前线。未经请假批准留下的，一律按‘红暴派’论处。如在战斗中受伤致残丧失劳动力的，生产队给予照顾；光荣牺牲的，生产队负责将其儿女养到18岁。”
我们村距龙门镇有10里路，出村后，就与其他大队的人马汇合一起，浩浩荡荡地开赴龙门镇。队伍中一枝枝高出人头的“麦叶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让人感觉好像回到了战争年代。我是卫生员，不能冲锋陷阵，只能在后面造一下声势，助助威，真正打仗的是前面那些“飞虎队员”。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有的是退伍军人，武器是从各公社人武部抢来的，有机枪、步枪、手榴弹，以及把檀树挖空装上火药碎铁的自制檀树炮。
“飞虎队”登上龙门公社附近的山顶，开始挖壕沟，架土炮。我们这些后续部队也慢慢进入龙门公社的地界。为避免挨冷枪，大家纷纷跳下公路，紧贴溪堤前进。这时，天色已晚，如果“红暴派”夜里反攻，我们将遭受沉重打击。司令部传下令来，让背麦叶枪的“战士”往回撤四五里路待命。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则退到公路北面一个田畈中安营扎寨。这年夏天大旱，田畈中的小溪早已干涸得没有一点水了，正好成为我们的宿营地。不一会儿，村里派人送来了晚饭。吃完饭后，我又忙着给那些擦伤、中暑的村民包扎、配药。天完全黑下来了，大家已筋疲力尽，七歪八倒地躺在鹅卵石上睡觉。
远处，传来稀稀落落的枪声，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斗，大家陆续从睡梦中醒来。我抱着保健箱，数着天上的星星，猜想明天会怎样。
“联总”数千武斗人员将龙门镇围得严严实实，却一直没有攻进去。龙门镇是江南罕见的古村落，三国时期东吴太祖孙权的后裔许多都住在这里。东汉严子陵游历到此，赞道：“此地山清水秀，胜似吕梁龙门。”从此，这里就改称“龙门”。村子东西长约2000米，南北宽约1000米，住有1700多户人，厅堂群组之间，鹅卵石铺砌的狭窄长巷密如蛛网、四通八达，墙檐相连，房廊纵横，有“大雨天串门，跑遍全镇不湿鞋”之说。陌生人进入古镇，如进入迷宫，东西难辨，如果遭遇巷战，更是有去无回。所以，我们“联总”人数虽多，也不敢轻易打进去。
第二天上午，我们远远看到公路上有辆双轮车，拉着不知什么东西，一根铁筒子高高地斜着向上，朝我们公社方向拉去。有人得意地说，这是“联总”缴获的大炮。走近了我才看清楚，那是一台抽水机，是从龙门镇外的田畈里抢来的。
当天下午，我们接到命令，发动总攻。我们村的“部队”由北转南，沿山脚向龙门镇的背后进军。不远处，“叭叭叭”、“哒哒哒”刺耳的枪声清脆密集。我们时而卧倒，时而匍匐往前爬行，这些动作都是我们从电影里学来的。
“红暴派”已把古镇四周的房屋修成了“碉堡”，有的还在墙上挖了枪洞，准备决一死战，看见“联总”的人冲过去，就开枪射击。
就在众人靠近古镇时，前面的人突然哗啦啦地往后退，说是我们公社造反派头头盛某被打死了，“红暴派”冲出来了。我们这支“部队”本来就是乌合之众，一听消息，立即乱了阵脚，拔腿就跑，争先恐后地逃命，在田间、菜园、草丛、柴蓬里到处乱串，也不管有没有路。反应慢的被人推倒，踩在地上，发出凄惨的呻吟。别人拿着麦叶枪，跑累了还可以拄一下，我背着保健箱，奔跑时前后跳动，一点都跑不快，只得用手按住箱盖，跳过一道道隔菜园的杉树刺篱笆墙。跑了一段路，保健箱里的药水瓶有的震松了盖子，有的震破了瓶身，药水从箱底缝隙漏出来，打湿了我的衣裤。
跑得快的人早已到家，“红暴派”打上来的消息随即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许多人因为害怕，已弃家而逃。母亲见我还没回来，急得六神无主。自从我参加了武斗，她就一直担心。父亲在县委机关工作，随大流参加“红暴派”，和我们村的人势不两立。武斗开始后，我家就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了，一会儿听人说他在某地被“联总”抓住，一会儿又听说他逃到某地去了。母亲为此常常整夜难眠。
见我平安回来了，母亲提到嗓子眼的心才稍微安定了一点。我没顾得上歇口气，就开始坚壁清野，把放在坛里的稻谷搬进藏番薯的地洞中。母亲慌忙把逃难需要带的东西准备了一下。我挑着中午做好的饭菜，以及碗筷等必需品，16岁的大妹挑着衣服、帐子，13岁的二妹挑着20来斤重的大米，母亲带着8岁的三妹，我们就这样跟随邻居离开了家门。隔壁邻居的女儿嫁到离我们村5里外的一个山村，邻居家准备投奔女儿，我们家无亲可投，就跟着他们去了。
到了邻居女儿家，晚饭后大家早早地睡觉了。由于前天夜里没睡好，我一躺下就睡着了。想不到这个小山村也不安宁，夜里又有人高喊：“‘红暴派’打进来了！”母亲连忙把我叫醒，我揉揉蒙�的睡眼，挑起担子急匆匆地跟着大伙儿上路了。
两尺来宽的山路，这时已是火把连接的长龙了。我和母亲、妹妹好不容易才插进了逃难的队伍。由于路窄，前面的人走不动，后面的人也无法超越，便不停地催着前面的人“快走”。大家都非常惊恐，场面十分混乱。
到了一个岔路口，容不得你多想，我便对母亲和妹妹喊了声“往左走”，便拐上了上山的路。
爬到半山腰，实在累得走不动了，想想“红暴派”也不会夜里追到山上来，又看见有人在地面较平坦的毛竹林停下来休息，我和母亲商量了一下，决定暂时在这里安顿下来。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二妹不见了。要去找，全家得重新下山，哪里还有力气？我们抱着一丝希望，在山路边张望，突然在人群中看见了二妹，她挑着20来斤重的大米找不到我们正急得直哭呢。她在岔路口往右去了，走了一段路不见我们，就站到路边的草丛中等候，过了好一会儿不见我们，才想到自己跟我们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又回转来往左上山。我赶紧上去接住二妹，把她带到母亲身边，一家人悲喜交集。
第二天天刚亮，就有三三两两的人开始下山了。我和母亲商量后，也跟着他们下山回到邻居女儿家的那个村子。
看来是没事了，下午我们回到了自己村里，发现“红暴派”根本没有来。刚逃难回家的生产队队长看见我，叫我马上去晒谷子，武斗前半干半湿的稻谷，此时已经开始发霉了。
直到全县的武斗完全停下来，家里才收到父亲报平安的信。在这场武斗中，受到伤害的大多是普通百姓，有的家庭甚至被整得家破人亡。我家算是有惊无险，最后终于合家团圆了。
40多年过去了，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完全抚平我内心的伤痛，至今每当回想起当年武斗逃难的场面，我仍感到心有余悸。但愿这样的悲剧不要再重演，老百姓从此能过上安定的日子。
（责编 王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