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这门生意
时间：2020-03-24 05:19:1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抗日剧正“统治”着中国观众的荧屏。而这些五花八门的抗战剧相当部分诞生于“中国好莱坞”——浙江横店。这个热闹的中国抗日剧“代工厂”的背后，是一条成熟而有效的营销生产线和一个正义凛然的爱国生意场。它是文化导向和资本追逐共同的产物。同时借力于民间特殊的审美志趣和历史观——这远不是一场单纯的娱乐围观。
“横店抗日根据地”是如何开辟的
时隔8年，《亮剑》制片人万荣又获殊荣。2013年3月，他借女性抗战剧《杀狼花》拿下江苏卫视年度收视冠军等4项大奖，同时这个抗战剧还是多地的收视冠军。这不是万荣第一次在抗日生意中获利，作为《亮剑》的制片，万荣称得上是掀起抗日剧热潮的第一批人。“其实这并不是我最想做的。”他对记者说。
但这不妨碍他深谙这门生意的“窍门”——2011年，在宣传“新亮剑”时，万荣就在电视剧宣传册中印上了大大的一行字：“勿忘国耻！爱我中华！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同样，更多的抗日剧正被他摆上日程，伺机推出。
“抗日”最安全
“整个行业创作者把握不住风向的脉，现在只能往抗战剧里躲。”
在横店成为“抗日根据地”之前，中国电视剧题材曾“转战”过多个战场。在2002年到2003年间，引领收视奇迹的是《黑洞》、《大雪无痕》，到2004年《重案六组》暴红，涉案剧成为最当红的类型片。但转折点恰在高峰到来，2004年《电视剧审查管理规定》下发，同年涉案剧不再允许在黄金时段播出。
当下的案子不好破了，“帝王将相”借尸还魂。从2005年开始，古装剧火爆荧屏。2006年，古装剧被限制播出，按照规定，在每年播出总量中，古装戏只能占10%，当年内地古装戏开拍量应声降到9部。
那一年，全国电视观众开始跟着一个叫“安在天”的我党情报人员破译敌特的密码。《暗算》在古装剧之后引领了谍战剧风潮。“保密防谍”的高潮随着孙红雷和姚晨在2008年年末联袂打入“军统”而到来。2009年，谍战剧、反特剧及情感剧被批评“格调不高”、“价值混乱”，终于由高调转入“潜伏”。
眼见着几年下来整个行业转战各条战线，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回忆，自此每投拍一部剧，他都会找相关行业部门的领导仔细咨询政策。最终得到的结论是：抗日剧最安全。
编剧和导演们想到了四年前《亮剑》的火爆，于是重回抗日前线。《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在2009年应运而生。投资者们也认准了这个战场，百万抗日大军就这样拉出来了。
在《向着炮火前进》中顶着满头发胶耍帅的吴奇隆是拍偶像剧成名的，导演林建中则是来自台湾、以拍武侠剧起家。“整个行业创作者把握不住风向的脉，现在只能往抗战剧里躲。”编剧九年解释。
黑色的符号
“那我何苦还吃力不讨好？就把日本人弄得白痴化、简单化好了。”
尽管这个剧种目前来说是最安全的，让抗日剧生产者们头疼的还有繁复的修改意见，2009年，导演徐纪周曾在自己的第一部抗日剧《杀虎口》中，尝试还原更真实的历史，比如适当展现日军的军事素质，以及当时中国国民性的懦弱。
结果徐纪周接到整整两页纸、长达八十余条的修改意见：其中，一个关于日军乔装成八路，深入山西五台山腹地寻找八路军指挥部的情节被删除了，理由是：“可以强调日军的残酷凶狠，不能展现日军的军事素质。”
“那我何苦还吃力不讨好？”徐纪周哭笑不得，“就把日本人弄得白痴化、简单化好了。”“有时候一句格调灰暗，就把整部戏毙掉了”。几番挣扎后，他摸清了一些大致的禁忌：中国的国民性、日军的人性、具体的战斗情况……
编剧余飞也最终确定了悬在头顶的那根红线：“我不会把日本人写得多好，他们只是一个符号性的人物，他们是黑色的符号，没必要让这个颜色有偏差。”
“血”钱
手撕鬼子的《抗日奇侠》二期已经卖出，达到了一集200万高价，利润翻倍，随后还要推出海外版和数字电影版。
每天清晨6点，一辆辆大巴车就会准时出现在宾馆门前，满载着群众演员与军服，开往某个阵地、山头、村落或牢房。而到了夜晚，导演和演员又让横店度假村和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常年维持在九成。在最高楼东磁大厦里的98酒吧，最易脱销的是650元一瓶的蓝方威士忌。
灯红酒绿之下，数千名横漂则攥着可怜的工钱，回到位于灯笼街、万盛街的廉价出租屋里，也有一些坚守着拍夜戏，挣每小时10元的加班费。
每天，这里都有建起又被炸毁的“建筑”，洗衣房日夜轰鸣，冲洗着小山般军服上的血浆和泥巴，数以千计的道具手榴弹和越发逼真的枪支被造出，它们共同组成了当下中国影视工业最完善和专业的配套产业。
生活在这里的人虽然各怀际遇，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抗日剧给所有人都带来了财富和希望。
首先，投资方直接从播出平台上获益。有“手撕鬼子”情节的《抗日奇侠》走红后，在山西、江苏、广东、北京都成为收视冠军。抗日剧的热播，也催生出了一批身价暴涨的“抗战明星”。由于《士兵突击》、《我的兄弟叫顺溜》连续两部剧飘红的王宝强，在2009年一集电视剧的叫价已达15万元，直逼陈宝国、陈建斌等老牌演员。
抗日剧的红火，横店也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仅2012年上半年，横店入驻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4.97亿元，同比猛增了1.4倍。
情绪的出口
“真正的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人民的情绪总要有一个出口。”
在导演金韬眼中，抗日剧的勃兴，不仅缘于政策鼓励，也根植于民间情绪的起伏。
2007年起，金韬曾准备拍摄一部名为《大遣返》的连续剧，故事以抗战胜利后中国遣返三百多万日俘日侨为背景，体现人类如何抛弃成见并消弭仇恨。但随着2009年后中日一系列事件导致的关系紧张，拍摄计划一再搁置。
金韬现在担任中国电视剧导演协会常务副会长。6年来，他经历了中日关系的复苏、动荡再至激化，真切感受到民族情绪如何影响着整个文化产业。他认为抗日剧仍将会是未来中国影视剧的主流：“真正的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人民的情绪总要有一个出口。”
同样的情绪，贯穿在抗日剧的整个生产链条中。
2012年，编剧九年创作了《箭在弦上》。为不落窠臼，九年选择“冷兵器对抗热兵器”的思路：徐氏三姐弟依靠祖传神箭，报国恨，杀鬼子。在戏中，两个反派均被几支弓箭钉在树上射死。“就是想告诉大家，日本人就是变态的豺狼，必须赶走。”
与《箭在弦上》同样引发网上热议的，还有一部《抗日奇侠》。这部号称投资近五千万、采用好莱坞拍摄手法的电视剧中，可以看到如何用鹰爪功、绣花针、绵沙掌、金钟罩和铁砂掌对抗鬼子，也能看见主人公大鹏徒手就将一名日军撕成两半。
导演颢然对着网络的一些争议表示义愤：“必须有精神的宣泄在里面，他是有仇恨的。”
浓郁的民族情绪浇灌下，抗日甚至成为了横店招揽生意的一张名片。横店影视城推出了专为游客拍摄微电影的项目，最受欢迎的两个剧本是《唐伯虎点秋香》，以及反映打鬼子的《举起手来》。导演张金泉2012年共为游客拍摄了300部微电影，其中有近两百部是《举起手来》。2012年9月钓鱼岛事件后，打鬼子的戏更受欢迎，一些游客还特别制作了横幅，在电影里高喊：“钓鱼岛是中国的！”
甚至连孩子也走上了“抗日的战场”。2005年，横漂演员陈耿成立了地平线童星影视基地。拍摄抗日电影《小小的红旗手》时，演员很多是6岁左右的孩子，不会念台词，听不懂剧情，导演就反复简单地告诉他们：“鬼子坏，我们要打死鬼子！”
抗日剧里的日本演员
矢野浩二、三浦研一、涩谷天马、冢越博隆，也许这些名字你想不起是谁，但他们的脸一定会让你惊呼：“那个鬼子！”
这四个日本人站在2005年开始的抗日剧热潮浪尖上，一部部抗日剧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让他们从跟班、白领、待业青年变成了今天的“鬼子专业户”。同时，他们也成了抗日剧所蕴含的仇恨投影，在中日两国民众的夹缝中生存着。
“你不像鬼子”
对于涩谷天马来说，“鬼子”之路并不平坦。初到中国的那段时间，他频繁地在剧组扎堆的太阳宫一带的宾馆奔波，接受导演面试。“你太瘦，不凶，不像个鬼子。”得到的大多是这样的回复。“到底鬼子是什么样，也没一个导演告诉过我。”涩谷天马说。
从电影《斗牛》开始，日本演员冢越博隆成了“鬼子专业户”。他有时不明白，戏里的鬼子别说不像日本人，“连人都不像”。他曾经拍一场雪中行军的戏，导演要求博隆在村口看到一个女人后迅速从马上跳下去强奸她。
“导演，这不太可能吧，这么冷的天，不会有人想干这种事吧。”
导演坚持：“你不懂，那个时候日本人就这样。”
演了几部抗日剧后，三浦研一感到很多中国导演并不需要他们演一个真正的日本人，“只要用日语把台词念出来就可以了”。2005年，三浦研一在电视剧《我的母亲赵一曼》中饰演处死赵一曼的宪兵队长。在日本时，三浦研一就有去旁听庭审的爱好，尤其是对死刑犯的审判。接到宪兵队长的角色后，三浦研一参照着自己了解的杀人犯心理，在家中默默准备了两周。
第一次开拍，三浦把宪兵队长处刑前犹豫不决、内心挣扎的戏份演绎得淋漓尽致，不仅是台词，连面部表情都随着行刑过程不断变化。没想到，导演不买账。“三浦，不要这么多，上去把电闸拉下来就可以了。”
“中国人，无敌”
从2002年第一次演鬼子至今，三浦研一已经在影视中扮演超过六十次鬼子，他感受最深的是国外导演对相同题材影片的操作。2009年，三浦研一在德国导演执导的电影《拉贝日记》中扮演一个拿喇叭的日本兵。戏份很简单，拿起喇叭喊战俘们吃饭，把他们骗去屠杀地点。
“导演，这个士兵知不知道战俘们要被处死？”三浦研一问导演。
德国导演很惊讶，认真和他讨论了很久，最后得出结论，这个人是知道的。导演让三浦在喊“吃饭了”这句话时要带着紧张、害怕的心情，“要带颤音的”。这让三浦研一感到，国外导演对待角色的态度与中国导演的差别，“他们把日本兵看作人”。
2012年，三浦研一参演了一部由美国导演执导的二战题材电影，其中有一场戏是他饰演的日本兵去抢夺村民财产。美国导演告诉他，在杀村民的时候不要想着自己是日本兵，而要像一个强盗，就像所有的罪犯一样。
拍戏拍多了，博隆也会和导演交流对角色的看法。一次，他向导演建议，演八路军的人是不是太强了，稍微弱一点大家势均力敌会更好看吧。结果，男主角走到博隆面前，看着他只说了五个字：“中国人，无敌。”
夹缝里
这几年拍戏时，剧组里的人休息时总是喜欢拉着博隆聊抗日战争的话题，聊着聊着大家就会吵起来。“他们总是想让我向所有人道歉。”
让博隆更为不解的是，他有时会无辜成为人们发泄仇恨的对象。2009年，博隆在山西拍一场被村民俘获的戏，他躺在地上装昏，正等着导演喊“OUT”。一个老太太突然冲出来，死死掐住博隆的喉咙，大吼：“小日本鬼子！”
导演起初以为是群众演员在表演，后来看博隆的表情不对，连忙冲上去把老人拉走。
误会同样来自日本，2003到2005年，矢野浩二参演的抗日剧在电视上大量播放时，日本著名网络论坛2C H上便充斥着对他的攻击谩骂。2007年，矢野浩二在日本和朋友吃饭，一位同桌人在得知他在中国饰演日本兵后揪着他的衣领问他：“为什么要演这样的东西！？”曾有日本留学生在吃饭时对三浦研一说：“三浦哥，能不能少演点这样的角色，大家会以为日本人都是那样的。”
老外怎么拍“抗战剧”
战争是影视剧经久不衰的题材。在西方经典战争片中，探索人与战争的关系是不变的主题，这其中包含着对人性与人类命运的关切与反思。
曾经的纳粹与“鬼子兵”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出于宣传需要便曾拍摄大量丑化德国的宣传片。后来成为著名导演的奥地利人斯特劳亨在这段时间便因祸得福，他自称是奥地利贵族，专门在这类电影中担任反面人物，因成功塑造让人憎恨的德军军官而小有名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情况相似，电影创作人员报复般地在战争片中加入了大量血腥、杀戮片段，暴力、武器、酒精这些正常影片中被禁止的元素在战争片中都得以出现。这些战争影片中的日本人邪恶、残忍，为夺得胜利不择手段，《横渡太平洋》、《紫心》、《威克岛》是此类影片的代表。如在《紫心》中，日军士兵对美军战俘的虐待显得异常血腥残忍，各种手段无所不用，而8名美军战俘则大义凛然、不屈不挠。
大量宣传的后果之一便是二战期间许多美国人认为日本人都是间谍、军国主义者，普通的日裔美籍人在美国四处遭受的排挤、歧视，生活困苦。而对日本人的仇恨，心理又使得相关影片得以热卖，由于大量德裔移民的存在，德国人的情况要稍好些，但银幕形象同样难改脸谱化的命运。如1942年出品的影片《希特勒的子孙》中把德国人描绘为邪恶、毫无人性的纳粹。
走向反战
一战结束后，宣传需要的消失并未立刻带来影视剧创作的春天。一直到1950年代前，前苏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题材影片还立足于讴歌战争英雄的伟大，作为敌方的德军很多时候显得过分愚蠢弱小。如影片《攻克柏林》中，苏联红军对德军的进攻显得砍瓜切菜般容易，加之导演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宛如一场苏联一边倒的对德攻占。影片中斯大林的形象因为彩色胶片后期处理时的美化，显得神采奕奕、面目和蔼，而对领袖“让我们过上美好生活”的讴歌更是不绝于耳。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后，由于社会剧变和对个人崇拜的抛弃，前苏联战争题材电影开始由弘扬战争英雄向战争对生命的摧残与折磨转变。以《雁南飞》为例，该片讲述了一对热恋中的男女在战火中家破人亡最终生死两别的故事，无论是描述战争的残酷性还是战争对个人的摧残上，《雁南飞》都远超前苏联以往的影片。虽然此后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各国也都出现过片面、丑化敌方的战争片，但反战已成为战争片的主流方向。
反思的新层面
正如著名编剧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中所写，动机固定于具体原因会使角色形象显得单薄。优秀影片会探索正反双方人物的人性，这点《辛德勒的名单》中的德军军官阿蒙·戈特是个经典案例。影片从人的角度使角色更具矛盾性，对于阿蒙的刻画让观众深刻感到纳粹对人性的扭曲，而非几十年前那样对德国人的仇恨。
除了浓墨刻画人性外，国外影视剧在对战争的残酷性刻画上也毫不避讳。伤亡惨重、领导不力、士气低落、厌战情绪，这都是经常出现的场景。以电视剧《兄弟连》为例，在这部电视剧中，新兵误杀长官，遍布鲜血的野战医院，指挥不当导致的行动失败等场景让人感受到的是胜利的艰难与和平的珍贵。
为了体现战争的真实性，有时国外影视剧还会展现己方的愚蠢。如以偷袭珍珠港为背景的影片《虎！虎！虎！》中，与日军高层运筹帷幄、步步为营相对的，是美军的松散懈怠、玩忽职守。
近年来西方影视剧对于战争的反思更上升到了另一个层面——与现实社会的对照。《浪潮》讲述了一群少年如何在一场政治实验教学中逐渐丧失自由意志的过程，各国影评人对其最多的评价为“我们离法西斯到底有多远”。
（综合摘编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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