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举荐罗舜初出任海军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罗舜初曾经两次得到周恩来的鼎力举荐，从而使他这个闽西深山中走出来的贫苦农民的儿子，在历经20年战争的洗礼之后，得以有幸参与了人民海军的初创工作，并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直接受命于周恩来总理，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主持进行了我国第一颗氢弹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和发射工作，并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扎实的前期准备工作。下面谨将我所了解的周恩来举荐我父亲罗舜初出任海军参谋长一事记述下来，以飨读者。

基于对罗舜初的了解，周恩来推荐他出任新成立的人民海军的参谋长

1950年4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军长的罗舜初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此时，罗舜初已经有几个月不在湖南了。按照预定计划，在东北完成了补拍《辽沈战役》的纪录片之后，罗舜初3月就应返回湖南工作。但就在他途经北京，准备转车回湖南工作的时候，被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约去谈了一次话，随即被留在了北京。

早在中央苏区时，罗舜初就在红军总司令部一局当参谋。那时候，军委和红军总部首长朱德、周恩来和刘伯承等都没有配备秘书，一局除履行作战职责外，首长交代什么，参谋们就做什么。今天的总参作战部，军委办公厅秘书局、警卫局的业务职能，都属当年一局参谋们日常的工作范围。一局局长张云逸把参谋们分成两人一组，三班24小时作战值班。周恩来又把参谋们分成文、武两组：文的有孔石泉和罗舜初，武的是黄鹄显和王辉。参谋们值班时，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实行面对面领导，一切往来电报、文件均由值班参谋们承上启下，并根据情况及首长意图，帮助首长处理各项具体事务。

那时候，罗舜初刚从红军学校毕业，就分到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工作，经验不足，困难不少。但他不懂就问。进步很快，形成了自己“埋头苦干、认真负责、工作大胆、准确及时”的风格，不久就成为参谋中的主力之一。首长们都很喜欢他，总是亲切地叫他“小罗”。

自从离开延安前往敌后，罗舜初已经整整12年没有见到周恩来了。当他精神饱满地站在周恩来面前时，周恩来高兴地向身边的秘书介绍说：“罗舜初同志在中央苏区时，做的就是你们今天的工作。”

周恩来此次约见罗舜初。并非单纯叙旧。不久前的苏联之行，使他对罗舜初今后的工作去向已经有了新的考虑，现在需要的是听一听罗舜初本人的意见。

半年前，解放军在福建金门岛和浙江登步岛两次跨海作战失利，使毛泽东、周恩来等深切认识到，要想解放台湾，单靠陆军、空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才能把陆军输送到海峡对岸。遗憾的是，旧中国积贫积弱，国民党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海军遗产。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苏联，希望苏联方面能够给予支援。

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毛泽东委婉地向斯大林提出：“国民党的支持者在台湾建立了一个海空军基地。海军和空军的缺乏。使人民解放军占领这个岛屿更加困难。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的一些将领一直在提议，请苏联援助。比如可以派志愿飞行人员或秘密军事特遣舰队协助夺取台湾。”

让苏联人驾驶飞机和军舰去帮助解放军跨海作战解放台湾，毛泽东的这个要求在斯大林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援助是要援助的，但援助的方式需要考虑。这里主要是不要给美国人以干涉的口实。至于参谋人员和教官，我们随时可以派，但其他的形式还要考虑。”斯大林彬彬有礼地回绝了毛泽东的要求。

然而，斯大林的婉拒动摇不了毛泽东和中共领袖们解放台湾的坚定决心。既然苏联不同意派海军支援解放台湾的作战，那我们就自己建设一支海军。毛泽东在莫斯科当场拍板：苏联援助中国的3亿美元贷款，一半用来购买解放台湾最需要的海军装备。斯大林满足了中国同志的这个要求。

毛泽东、周恩来是1950年3月4日返抵北京的。此时，距离解放台湾的战役发起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周恩来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又是共和国的大管家。新生的共和国到底有多少家底，能不能在短时期内魔术般地建设起一支能输送几十万跨海作战的海军，能不能在短时期内征集到足够数量的民用船只。并把它们很好地组织起来井井有条地参加作战，这其中的难度，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毛泽东挑选海军司令员的标准是“既懂得我军的传统，又在苏联学习过。会俄语，又比较了解苏联军队”。于是，从一群“旱鸭子”选中了萧劲光出任海军司令员。而周恩来则更多地从他所担负的具体工作角度出发，对于海军参谋长的标准另有要求。新中国的海军虽然弱小。毛泽东也赋予了它战略决策机构的重任。这就意味着，海军的参谋长必须要担负起繁重的组织计划工作。此外，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建设海军、空军，要向苏联学习，要依靠苏联援助。”海军参谋长还少不了要和苏联人打交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周恩来是同共产国际和苏联人打交道次数最多的人。多年积累的经验，使他不仅熟悉“老大哥”的脾气秉性，更熟悉他们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处事准则，今后在与苏联人的密切交往中，少不了会出现磕磕碰碰，甚至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在当时，向苏联“一边倒”已经成为新中国的国策，在这个大背景下，如何处理与苏联顾问的关系，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大事。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罗舜初经历的两件事，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件事是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李德颐指气使瞎指挥，遭到了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抵制。为了将李德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朱、周经常指示罗舜初等参谋们部分改变李德下达的指示。不巧，有一次被李德发现了，抓住罗舜初不依不饶，一定要他说出为什么改变自己的指示。罗舜初任凭李德恫吓，坚不吐实，最后李德气得拔出手枪要枪毙他。李德大吵大闹惊动了周恩来。问明情由后，周恩来对李德说，不要责怪罗舜初，是我让他办的。李德这才悻悻而去。从那以后，善于独立思考的罗舜初从李德的粗暴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上，开始质疑共产国际是否绝对正确。并在周恩来面前有所流露。

第二件事是听李富春讲的。1945年底，罗舜初率部从山东渡海北上，开辟东北根据地。在鞍山附近，有一小股苏军哗变，占据了坚固的鞍山满铁大楼。装备精良的苏联红军虽有飞机、大炮和坦克。却奈何不得这伙叛军，只得向驻在附近的罗舜初部求援。罗舜初答复苏军：帮助可以，但你们是到中国帮助打日本的，需书面请求中共东北局批准。我们才好行动，否则会有人造谣说八路军打苏联红军。于是苏军转向东北局接洽，东北局指派罗舜初部帮助苏军解决这股叛军。苏军表示，他们的飞机、大炮均可由罗舜初调遣。罗舜初笑答，用不着你们的飞机和大炮，且在一旁看八路军如何收拾他们。他派人摸清了这伙叛军的生活规律，以小部队化装潜入大楼，一举解决了令苏军头疼的这股叛军。整个过程处理得有理、有利、有节。事后，苏联方面颁发给罗舜初一枚红旗勋章，并给中共东北局写了一封感谢信。

正是基于上述这些因素和对罗舜初的了解，周恩来特意把罗舜初找来征求意见，希望他能担任海军的参谋长。

出乎周恩来的意料。罗舜初一开始并不愿意到海军工作

然而，出乎周恩来意料的是，罗舜初一开始竟然不愿意到海军来工作，他认为“海军工作很困难”，要求做其他工作。

海军工作很困难，难道其他工作就不困难了?周恩来虽然有12年没有直接领导罗舜初了，但他从罗荣桓、林彪、陈云、李富春这些先后领导过罗舜初的同志那里，对罗舜初这些年的工作表现还是有所了解的。不论在山东还是到东北，罗舜初从来没有在困难前面低过头，在他身上有一种宝贵的精神之勇。随着军职的提升，这种精神之勇的价值也愈益彰显。1946年冬天。南满形势日趋恶劣，军区领导打算让罗舜初率三纵撤到北满去。这个时候。傻瓜都知道，北满安全，南满危险。留在南满，生活艰苦不说，国民党军大军压境，险象环生，搞不好随时有被敌人吃掉的可能。到了北满，生活有保障。敌情也不像南满那样严重。更重要的是，这次北撤。不是自己主动要求的。完全是按领导的指示办，将来一旦南满不保，追究责任也追不到自己头上，何乐而不为?可是罗舜初偏偏不这样想。他从全局考虑，凭着一股不唯上的劲头。坚决不同意三纵北撤，认为南满不保，势必要威胁到北满，自己宁肯留在南满打游击，也不到北满去。后来，在陈云的主持下，才有了临江会议和改变东北局面的四保临江战役。

要说海军技术复杂，确实复杂。但依罗舜初的性格，他不会对复杂的海军技术望而却步。至于他所提出的理由，什么晕船啦，不懂技术啦，文化水平低啦，都不是他不愿到海军工作的真正理由。他所说的“海军工作很困难”，潜台词是参加海军初创的几位领导干部，几乎都来自四野，他们在黑土地上毕竟并肩战斗了几年，工作中间由于看法不一致而激烈争论的事时有发生。彼此间知根知底，实在太熟悉了，今后工作中一旦出现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得不到统一怎么办?而周恩来看中的正是罗舜初这种善于独立思考、不怕争论、敢讲真话的品格。

经过周恩来的耐心说服，罗舜初终于同意到海军工作。按照周恩来的提议，他退掉返回湖南的火车票，只身留在北京，一边等待军委与四野协商，一边潜心学习，迅速进入状况。四野方面对罗舜初的工作已有考虑，不愿意放人，于是有了本文开头提到的毛泽东4月10日签署的命令。经过反复协商，直到4月21日，四野暨中南军区才算正式同意罗舜初任海军参谋长。当罗舜初手持毛泽东亲笔写的介绍信走进海军司令部时，在思想上已经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建设海军是很费钱的，中国海军没有什么遗产。同时，没有技术干部，中国工业落后，国家不富。但是，经过比较长的时间，一定可以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在海军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上。海军领导层中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

罗舜初虽然最初不愿意到海军工作，但真的到了海军后。干得还挺投入。他边学边干，协助萧劲光司令员先进行组织工作，筹建所需的领导机构，草拟建军计划及未来的部署，拟定海军各级组织编制，开办各种学校，着手基地及海防的海岸炮兵建设，制定一些规章和部门的工作职责。为了使海军建设工作得到确切实施，他曾数次赴苏联对口商谈工作，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初步勘定了华东、中南未来新基地的建设方案。1952年3月，罗舜初升任海军第二副司令员。

在萧劲光司令员眼里，罗舜初确是一个壮劳力，军委召集会议，凡他不能出席时，都委托罗舜初当代表去开会。但是，随着工作的不断开展和深入，罗舜初和萧劲光等海军主要领导在工作中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意见分歧，以致萧劲光对罗舜初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罗舜初“是个好同志，工作积极，敢负责任，性格直率，生活艰苦朴素，有很多优点”。但是，他“思想有些保守。看困难多些”。

萧劲光说罗舜初“思想有些保守，看困难多些”，主要指的是在海军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上。

1953年8月，彭德怀根据中央财经会议的精神，向军队系统的负责同志打招呼：为了做到外汇平衡和发展重工业，军费将有所缩减，要求各部门处理好需要与可能的关系，重新考虑原定的五年计划，使之更加符合国家的实际情况和中央的要求。

海军的五年计划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制定的。经萧劲光和罗舜初带到苏联征求苏联海军意见，苏方认为可行后，才得到中央的批准。但因贷款问题没有解决，两国政府没有最后签协议。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态度有所变化。经罗舜初与苏方反复商谈，最后苏方表示：苏联正在执行的五年计划已经过去了两年，只能在尚余下的三年中对中国海军五年计划的前三年供货。在苏方提交的三年供货计划中。舰艇仅是五年计划的1／3，飞机是1／6。关于货款问题，苏方只提供总价的2／3贷款，余下的113货款需按正常贸易支付。1953年6月4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海军装备技术的协定，简称“六四”协定。

周恩来基于“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一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和“贪大、贪多、贪快必然盲目冒进，造成混乱，不利于国家建设”的考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海军争取实现原定的五年计划，准备以三年供货协定(‘六四’协定)作为海军的五年计划。”

于是，是按原定的五年计划作为海军的五年计划。还是以“六四”协定作为海军的五年计划，海军领导层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罗舜初认为，制定五年计划要考虑四个要素：一、国家工业发展的情况；二、国家财政的情况：三、友方(苏联)援助的可能性；四、海军能够掌握这些装备的干部的数量。他和海军另一位副司令员结合海军的实际情况，主张以“六四”协定为基础，再加一点钱，作为海军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多数海军领导认为，我们国家工业落后，财力不足，这都是事实，可是我们有苏联的帮助，苏联工业先进，可以给我们造；苏联有钱，可以借钱给我们买。他们把海军建设的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主张维持原定的五年计划。

依靠苏联的援助，尽快把海军建设强大，罗舜初当初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就连毛泽东也说过：“我们建设海军，要依靠苏联援助。”1950年lO月8日，罗舜初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了一封致斯大林的信，请求苏联政府帮助增加顾问、教官，以及海军所需舰艇、飞机、武器和装备。当天晚上，罗舜初派秘书张治文把代拟的草稿送到西花厅请周恩来审定。不巧的是，周恩来已于这一天的清晨秘密前往苏联商洽中国出兵朝鲜的事去了。周恩来从苏联回来后，一直忙于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事情，直到10月24日才得空约聂荣臻、萧劲光、刘道生和罗舜初研究海军的问题。刚从苏联回来的周恩来不同意就这样冒冒失失地由毛主席亲自出面提要求，而是主张海军先把三年建设计划中关于装备部分拿到苏联去，请苏方帮助审查。他实际上是要以这种方式，摸一摸苏方的态度，看苏方能否满足中方对海军武器的采购要求。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以毛泽东名义给斯大林的电报，

建议派萧劲光和罗舜初前往苏联，与苏联海军部商谈中国海军建设方面的事。苏联方面很快答复，同意萧、罗及中国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景宜亭前往苏联访问。

在莫斯科，苏联海军认为，中国海军的三年计划只提了解放台湾，而没有提以美国作为主要作战对象，要求中方修改计划，把美国作为主要作战对象。这无疑是要将尚在襁褓之中的中国海军推到第一线去替苏联抵挡美国对苏联的强大压力。一旦美国在远东的压力减轻，苏联还会热心帮助中国建设海军吗?

尽管苏联方面没有明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向中国海军提供执行反美任务的必要装备，但是罗舜初却从参观访问中发现，苏联海军本身的舰艇也很陈旧，而苏联生产舰艇的工厂则明显开工不足，同时苏联社会贫富差距很大，底层生活并不富裕。罗舜初在心里产生疑问：正面临着军舰更新要求的苏联，有能力供给中国海军足够数量的装备吗?

1951年初，苏联将本应在1950年交付的海军装备陆续从海上、陆上运到中国。经过点验，发现这批装备质量极差，18艘鱼雷快艇都是二战时期的旧品，主机多已经过大修，使用寿命仅为20小时，没有大修的主机也只能使用60至lOO小时，甚至还有早已过时的美国汽油发动机。尽管许多装备都已到了几近报废的程度，苏联方面仍然按全新的装备价格向中国收取费用。当然。空军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但由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态度强硬，拒绝接受苏军撤离旅大时移交给中国的旧飞机，最后苏军飞机折旧计价，还供应10万加仑燃油，问题才算解决。而罗舜初和海军另一位副司令员虽然多次向上级反映，要求退货、换货或折旧减价，但一直杳无声息。罗舜初为此气得当面斥责苏联海军顾问是来向中国海军推销陈货的，是来做买卖的，是商人。从此，罗舜初对苏联的援助产生了自己的看法，凡送罗舜初审批的文件，他都把苏联给予中国“无私的援助”一类的字样从文件中去掉。

针对苏联卖给中国海军的装备数量少、旧货多、价钱贵、交付迟的尴尬现实，罗舜初强烈意识到海军建设光靠从苏联买武器是靠不住的，必须把目光转向国内，自力更生，建工厂自己造。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团前往苏联参加葬礼，罗舜初作为团员再次赴苏。3月12日，周恩来与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等会谈。在谈到关于斯大林提议扩大的中国海军五年计划时，马林科夫竟推说不知道此事。前任领导去世后，后任领导改变前任的政策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周恩来立刻感到事情可能有变，回到使馆就把会谈情况告诉了罗舜初，要他考虑一个应变计划。罗舜初当天就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过去苏方提出的海军建设计划，现在尚未作最后确定，估计有某些困难。精神上应准备苏方给我们的要少一些和差一些。如果苏方不能按他们过去所提的数目供给，海军的建设计划可能缩小，海军的发展应主要靠本国的工业发展。为了提高我国造船工业水平并学会技术，我们所需船只除少部分快艇、潜艇供给若干现成品外，其他则由我们现有船厂添设必要设备，并请苏方供给蓝图及一切必需材料。周恩来采纳了罗舜初的建议，并在回国前放心地将罗舜初留下，让他一个人继续与苏方谈判。当苏方表示不能增加装备的数量后，罗舜初就转而向苏方索要舰艇制造图纸等。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

经过罗舜初据理力争，苏方终于作出了让步。“六四”协定中提供的舰艇、飞机数量虽然不多，但在护卫舰、潜艇、扫雷舰、大型猎潜艇、远航鱼雷艇等5种型号的全部技术图纸资料和一批建造材料、设备上，苏方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方的要求。但是。有了造舰图纸，罗舜初仍旧清醒地认识到，把我国造船工业的技术力量培养起来，还需要一个过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自己还不可能生产出太多的舰艇。

周恩来在西花厅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海军的“一五”计划问题

1953年12月4日。就在海军内部就五年计划争论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萧劲光列席了这次会议。当晚9时，毛泽东讲话，在谈到海军建设时，讲了这样一段话：“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间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萧劲光听了之后，认为毛泽东的这一讲话具体地规定了海军必须担负的三项重大任务，进一步表达了一定要建设强大海军的坚强决心。萧劲光深感责任重大，进一步增强了继续加强海上战斗力量建设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为坚持原定的五年计划找到了理论依据。

罗舜初是1954年初从周恩来向海军书面传达中得知毛泽东的这一讲话的，罗舜初看到的毛泽东指示是：

(一)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

(二)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

(三)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间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周恩来在书写时编上了序号，并独立成段。这样一来，罗舜初看了之后，就把毛泽东的这段话更多地理解为海军发展的三个阶段，每一个“为了”就是这一阶段的任务或应实现的目标。而毛泽东说的“必须在一个较长时间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就成为罗舜初坚持以“六四”协定作为海军“一五”计划的理论依据。

海军的“一五”计划迟迟定不下来，不仅影响到海军的建设，，也直接影响了国家工业部门的工作安排。1954年2月12日，周恩来邀请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军委领导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和聂荣臻，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副总参谋长黄克诚，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总参准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以及海军第二副司令员罗舜初、第三副司令员方强和参谋长周希汉来到西花厅，专题研究海军的“一五”计划问题。总理、副总理加上5位元帅、3位大将、1位上将、5位中将和众多的部长，为了海军的建设齐集一堂，在人民海军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萧劲光首先发言。他提出海军的五年计划是：前三年执行“六四”协定，后两年再从苏联订购一批舰艇和造舰材料，由国内组装。罗舜初则认为：新建工厂一开始不可能达到设计的生产能力，只有到下一个五年计划，才有可能扩大生产规模。因此。还是以“六四”协定作为海军的五年计划为宜。

到会的人员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周恩来最后把大家的意见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他说：“从我国造船工业发展速度、国家财政能力和现与苏联已经签订的三年海军协定等情况出发，海军五年建设的计划应该是在五年时间内实现中苏三年海军订货协定，即以苏联根据协定供应的海军装备。作为我国海军五年建设计划的方案，不可能再增加新的两年订货计划。”会后，周恩来将这一意见向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央作了报告，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实践证明，西花厅会议关于海军五年建设计划的决断是正确的。在整个“一五”期间，“六四”协定的执行，使海军建设健康平稳发展，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为海军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巩固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五”后期，经罗舜初提议，并经军委批准，海军利用“六四”协定节余的一点钱，提前预支了海军“二五”计划的一点钱，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合资办起了两个计划外的工厂。用于生产海军最急需而苏联又无法及时供应的中速、高速柴油发动机。这在计划经济时期不仅是个创举，更为重要的是，在60年代前期，在苏联撕毁协议，停止援助的情况下，海军舰艇部队适时地用上了国产的柴油发动机，在海战中多次击沉、击伤敌舰，在海上对敌斗争中大显神威。

遗憾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罗舜初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彭德怀株连。因为彭德怀是最早提出要海军修改五年建设计划的人，而且他认为在国家工业化以前，军事装备上要防止贪多冒进，并把海军原定的五年建设计划形容为一个“亡国计划”。罗舜初是主张以“六四”协定替代原定的五年计划的，他因此被说成是彭、黄在海军的代理人。如果这次党内斗争的对象不是彭、黄。而是其他人。罗舜初也会被说成是其他人的代理人的。总而言之。从罗舜初提出以“六四”协定为海军的五年建设计划的那天起，“保守”的帽子就牢牢地戴在了他的头上。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早已被宣布为“离右派只有50米远”的周恩来又能说什么呢?1960年8月14日，根据军委的意见。周恩来不得不签署命令：免去罗舜初海军副司令员的职务。

10年后，周恩来在一次外事场合说：“毛主席题过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海军同志将我的军，说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不注意执行。基本情况是建国初期我们工业水平很低，特别是基础工业。发展海军，要有基础工业，钢铁工业(包括特种钢)、动力工业、燃料工业和电子工业。这四项必须首先发展，缺一不可。”

当周恩来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没有得到彻底平反的罗舜初已经被他推荐到另一个重要岗位工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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