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保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际教育舞台上的领导力

编者按: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断增强、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乃至全球性的国际合作已必不可少。作为联合国系统中负责教育、科学、文化和传播领域国际合作事务的一个专门机构,教科文组织致力于在尊重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为不同文明、文化和民族之间开展对话创造条件。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正在努力寻求用世界标准来衡量和评价自己的工作,并通过教科文组织这个思想实验室,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良好做法,以优化我国教育资源的配置。另外,作为一个迅速摆脱贫困并快速跻身于新兴大国行列的国家,我们也有许多可以贡献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通过教科文组织这一平台,我们的成功经验可以为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提供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为世界的多极化发展趋势提供多种选项。而随着教科文组织新任总干事博科娃女士任命唐虔为新任教育助理总干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将是一次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对于中国而言,则意味着她与教科文组织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又将迎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发展教育一直是教科文组织的工作重心。教育部门作为教科文组织最大的业务部门,其负责人也被认为是继总干事和副总干事后的第三号人物。日前,趁唐虔先生回国参会之际,本刊有幸对他进行了专访。在将近一个半小时的访谈中,唐虔先生首先简单回顾了教科文组织的发展历史,阐明了该组织特别是教育部门的主要工作职能、组织结构和发展现状。在谈到任期愿景时,他特别强调博科娃总干事提出的发展目标,即真正发挥教科文组织在国际教育舞台上的领导力。随后,他结合自己在中国教育部和教科文组织多年的工作经历,分析了中国参与教科文组织活动方式和所发挥作用的重要变化。对于自己成功当选教育助理总干事,他谈到国家实力和把握机会的重要性,将该职位界定为教育家、外交家和管理者的合体,并坦承在日常管理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挑战。其间,他还谈到中国教育的发展现状和趋势,特别提到中国将与教科文组织在评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方面进行合作。

一、指导各国教育政策

提供智力合作平台、引领国际教育潮流

记者:谈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许多人都非常熟悉,但对于其具体工作职能和影响力可能不是很清楚,请站在您的角度介绍一下教科文组织特别是教育部门的大体情况。

唐虔:教科文组织成立于1945年11月16日,是联合国系统的一个专门机构,为政府间组织,旨在通过推动会员国之间在教育、科学、文化、信息与传播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人们的“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教科文组织共有五大主要职能,即思想实验、准则制定、国际合作、能力建设和信息交流。整体而言,其主要功能是在教育科学文化领域促进国际上智力方面的合作。

在教育领域,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在全世界范围内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从而推动全世界教育发展。当今社会,诸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儿基会、联合国国际开发署等许多国际组织都积极参与到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当中,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很多人自然会拿我们与这些国际组织做比较,而对于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重要性的分析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的主要工作职能不是进行资金投入,而是对各会员国在教育业务特别是政策方向上进行指导,为其智力方面的合作提供平台,供各会员国交流各自经验,引导国际教育发展潮流或方向。比如全民教育目标和千年发展计划中的教育目标,都需要通过我们教育部门的工作来督促各会员国达成。

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的总部设在巴黎,包括六个一类教育研究所和七个二类教育研究中心,后者主要由会员国负责建立;并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阿拉伯地区设有四个地区教育局;另外,还在世界许多国家设有代表处,负责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的教育事务。无论从经费还是人数上来讲,教育部门都是教科文组织最大的业务部门。包括总部、各代表处及各研究所和中心人员等在内,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共有六七百人;每两年(双年度)财政预算为3亿多美元,其中包括1亿2千万美元的正常经费和2亿多美元的计划外经费,后者是教育部门通过不同渠道筹得的款项,用来投资各国教育项目。

记者:随着新任总干事博科娃的上任,教科文组织也走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作为新一任教育助理总干事,您的任期愿景是什么,最希望在哪些教育领域有所拓展,教育部门又将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和机遇?

唐虔:博科娃女士来自保加利亚,自2009年11月中旬开始任职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该职位规定任期4年,但可以连选连任4年,因而通常任期可达8年。上任后,博科娃女士对教育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我们真正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教育指导者,起到引领国际教育潮流的作用。坦白讲,在这方面,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在过去二十几年比较薄弱。像世界银行、联合国儿基会等国际组织也在参与一些教育项目,它们因为经费充足,所以可以在一些教育弱势地区兴建学校、提供教学设备等,自然在这些方面的影响力比较大。相比之下,我们的优势在于促进各会员国之间的智力合作,为它们提供教育政策咨询,推动世界各国教育政策长期的、正常的实施,而不是像世界银行那样直接提供资金。但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这种优势也在弱化。所以,博科娃上任后提出要恢复我们之前在国际教育舞台上推动新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政策方面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和其他国际组织竞争,特别是在提供资金方面进行竞争。至于想要恢复教育部门的这一领导地位,今后需要开展哪些工作,则是我作为新一任教育助理总干事需要思考的。

毋庸置疑,这一思考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而不是单凭我一个人的想法。上任之后,我综合了教育部门各负责人和其他一般官员的思考,决定开展以下三方面工作,以达成博科娃总干事对教育部门提出的发展目标。

第一,教科文组织要切实推动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发展领域(比如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发挥主导地位,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使各会员国在制定发展政策和目标时把教育放在优先位置。比如,千年目标要求在2015年普及初等教育并实现性别平等。为此,在全世界范围内,教科文组织应和其他国际组织、成员国一起推动该目标的实现。2015年是该目标的实现期限,教科文组织已在思考2015年之后新的千年目标。就教育目标而言,将来在选择新的发展目标时,教科文组织需要和其他合作伙伴、会员国一起思考新的目标,特别是推动它们共同思考。这一推动作用,也是教科文组织应该在国际教育舞台上发挥的领导作用。

第二,教科文组织应继续帮助各成员国实现各国教育发展目标。比如全民教育目标,尽管很多国家在实现该目标方面都有进步,但仍有很多贫困国家很难在2015年达成该目标,现在距离2015年只有5年时间,教科文组织需要思考如何帮助这些国家加快速度,从而尽量接近或达成目标。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过去一二十年间,全世界范围内小学入学人数增加了4 000多万,很多国家已经实现或接近全民教育目标,但在增加数量的同时,也付出了教育质量下降的代价。今后几年,教科文组织希望帮助各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评估并改进教育质量,将从提供更多教育机会转向提高教育质量。今后,我们将主要在扫盲、师资、职业技能、教育规划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这些是我们的优势领域,是其他国际组织不能比的。另外,教科文组织一直有两个工作重点,一个是非洲,一个是性别平等。非洲是教育最落后的地区,以全民教育目标而言,如果其在规定期限内无法达成,即使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也不能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已达成该目标,所以我们才把工作重点放在非洲。在教育方面,性别平等也远远没有实现,尤其在非洲,女童失学比率仍高于男童,而在全世界8亿文盲中,仍有2/3是女性。无疑,这一比率会严重影响到下一代的教育。

第三,教科文组织应继续发挥领导力,引导世界各国分析、研究、预测将来的教育趋势。我们主要是促进各会员国之间的智力合作,为各国政策制定者和专家提供交流平台,讨论将来教育不同领域的发展方向。从现在起到2015年,我们将组织一系列国际会议和论坛,并提供重要的教育话题,比如未来的大学类型、人才培养理念、职业教育的改革方向等。

总之,今后几年教科文组织将发挥以上作用,惟其如此,才能够引领世界教育发展潮流。

记者:经费不足是教科文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如何确保成功筹款的同时,避免该组织陷入功利化趋势,协调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工业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

唐虔:2000年4月,在达喀尔召开的世界全民教育论坛上,与会的发达国家承诺援助发展中国家,使它们不因缺少经费而影响实现全民教育目标。近几年,由于经济危机,发达国家自身的经济能力也受到影响,导致发展中国家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经费缺口很大。据测算,若要在今后5年实现全民教育目标,还存在160亿美元的缺口。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教科文组织的作用就是,一方面促使发达国家继续履行承诺,另一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利用好援助。当然,使用外援并不能对发展中国家实现全民教育目标起到根本作用,关键还要通过它们的内部机制发展教育,选择正确的发展政策和发展重点。

另外,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援助国,比如“金砖四国”和阿拉伯海湾国家,它们都在增加国际教育援助。因为它们的援助经验不多,现在教科文组织正在帮助这些新的援助国学会如何援助发展中国家。目前,博科娃女士正在积极利用这种新的形势和自己的影响力,说服卡塔尔帮助海地重建教育,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援助。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一种公益、中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教科文组织受到了援助国和受援国双方的信任:一方面,我们帮助受援国积极利用外援,从而发展其本国教育;另一方面,我们帮助援助国实施和协调好它们的援助愿望。

记者:针对外界对于教科文组织在权威性和影响力方面的质疑,下一步如何增强自身专业能力建设?

唐虔:我承认,跟二三十年前相比,教科文组织的确存在你说的这种现象。正如我刚才讲的,我们现在更注重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家级的援助项目,而在世界范围内研究今天教育的发展情况、引领明天教育的发展潮流上有所弱化。另外,教科文组织机构人员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大一批高级专家退休,而新补充人员没有足够的发展中国家教育经验,影响了其专业水平和能力的发挥。博科娃女士提出教科文组织要成为国际教育的领导者,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如何在智力方面、专业方面、教育方面提高能力,如何利用平台,组织来自不同国家的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吸引他们来探讨世界范围内今天的教育发展和明天的教育潮流。通过这样的工作,教科文组织才能恢复其应有的专业水平和号召力。

二、从通过教科文组织开阔视野、借鉴国外经验

到利用教科文组织介绍中国经验、输出教育

记者:中国既是教科文组织成立的重要见证者也是其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请您评价一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参与教科文组织的活动方式及所发挥的作用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

唐虔:中国是教科文组织创始国之一,于1971年恢复了在教科文组织的合法席位。中国教育部历任领导都比较重视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并于1979年成立了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积极参与教科文组织的各项教育科学文化活动。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开放国门,当时主要是积极争取教科文组织的项目和资助,并通过该组织学习其他国家的教育模式和新的教育思想。20世纪90年代时,我在中国教育部从事职业教育工作,通过参加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活动,了解到其他国家新的职业教育思想和政策。之前,中国的职业教育主要是以苏联为模板,后来开始学习德国,并从以课程、学校为中心转变为以能力建设为中心培养人才。总之,在这一历史阶段,我们通过教科文组织确实开阔了视野,对当时国家教育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近几年,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和教育自身的飞速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希望通过教科文组织了解中国教育的发展成就和经验,包括中国是如何在30年中取得如此成就的,教育在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什么作用,等等。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能从教科文组织得到几万美元的资助就觉得很不少了,而现在已经开始输出、介绍本国的教育经验,谋求如何通过教科文组织把自己的教育经验介绍给其他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有益借鉴,并通过该组织援助地处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短短30年间,中国教育的变化相当大,从主要借鉴国外经验到利用教科文组织介绍中国经验、输出教育,并在国际教育舞台上拥有重要的话语权。现在在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上,与会代表都很重视中国对世界教育发展的看法,也很关注中国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我想,通过教科文组织,中国可以实现介绍自己经验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教育的目标。相对于早年间,中国近些年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积极,希望今后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积极的发展态势。今年5月,博科娃女士访华,并与刘延东国务委员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其中提到中国通过提供奖学金来援助非洲教育,教科文组织可以从中起到桥梁作用。

另外,中国与教科文组织还有其他合作形式。例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制定之初,中国教育部曾征求过我们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意见,采纳了我们的一些经验和看法。在同袁贵仁部长的交流中,他希望教科文组织能够协助中国实施《规划纲要》,特别是在评估方面。这方面正是教科文组织的优势,我们将来可以组织相关国际专家,根据国际标准,评估《规划纲要》的具体落实情况,而据此公布出来的中国教育发展结果就拥有了国际可信度和公信力。今后,教科文组织会与中国教育部密切合作,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对中国教育作出贡献。

记者:中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去年迎来了成立30周年,期间与教科文组织在教育领域,比如全民教育、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实现了深度密切合作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您个人对于全委会有什么新的希望?

唐虔:中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是一个由中国教育部牵头领导的跨部门政府机构,负责推动和协调中国相关各界参与教科文组织的活动,在教科文组织总部设常驻代表团,与教科文组织在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与信息等领域开展了全面的合作,在该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年来,全委会在工作上取得了很多成就,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相关部门参与教科文组织活动。在教育方面,像这次(2010年8月5日~7日)召开的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农教中心)理事会,希望全委会能对该中心今后的发展方向和结果起到积极的监督作用。

今后,希望全委会继续配合教科文组织在教育方面发挥领导力,并推动农教中心开展深入的教育研究,比如教育在农村发展方面的作用。作为教科文组织二类中心,农教中心应该能够给世界各国提供一些借鉴,比如当其他发达国家准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时,能够利用农教中心的研究成果,确定发展中国家在哪些方面需要援助。总之,希望全委会确保该二类中心真正起到国际示范作用。

三、教育助理总干事:教育家、管理者和外交家

记者:正如您在许多采访中多次提到的,您这次当选是个人努力和国家支持的共同结果。其中,您的学科背景、工作经历对您的当选有什么重要影响?

唐虔:这次能够当选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确实相当不容易,其中国家的政治支持非常重要。此类职位竞争更是一场政治角力,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了这一职位很多年,这次能够被发展中国家取得,既说明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很重要,也说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已不同凡响,在中国政府施加政治影响的作用下,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表示支持。

当然,除去国家支持,我个人的努力也起到比较大的作用。据我后来了解,此次教科文组织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刊登招聘广告,在全世界范围确定了600多名侯选人,经过层层甄别,最后面试6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是内部人选。从个人情况来讲,我成长的那个年代正好赶上上山下乡,初中就失去念书机会,但我保持着良好的学习习惯,一直坚持学习英语,这也为我日后先是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大学学习体育教育专业,后来留学加拿大攻读运动生理硕士学位和心脏生理专业博士学位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功底。对于机会,我个人感悟颇深,确实一次抓住之后,以后可能每次都能赶上,比如出国留学需要考英语,而我恰好具备这个能力,因而才有机会学习理想的科学专业。

在我攻读博士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又一次面临人生选择:是进行科学研究还是从事教育外事工作?虽然内心很挣扎,但我最终选择从政,这也让我成为第一个被教育部(当时叫国家教委)从留学生中选拔出来,到大使馆做留学生管理工作的外交官。我在加拿大使馆教育处从三秘做到二秘再到一秘。1989年,我回国工作。教育部一开始让我继续从事外事工作,但我想做业务,当时正好职业技术教育司综合处处长出缺,部领导决定由我担任。虽然之前没有从事过职业教育工作,但我一方面在国内积极调研有关职业教育政策,另一方面利用外语优势,引进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因为视野比较开阔,我很快进入角色。

在教育部工作了三四年之后,我很想再到地方锻炼自己,后来我被正式任命为陕西省科委副主任。工作了半年左右,教科文组织突然通知我被录取了。之前教科文组织曾来中国招聘,面试了5个人,后来都没有消息。我当时也参加了面试,当时的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和我面谈了两个半小时,询问我对教育的看法以及具体做法,是他最终挑选了我。至于原因,一是我有博士学位,二是当过外交官,三是在中国做过职业教育,各方面经验非常丰富。此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的跨学科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教科文组织仔细研究了我的成长经历,发现我的个人发展不仅跨度很大,而且每一次都能很快提升,认为我能在每一次改变中善于学习。相比之下,其他几个面试人选的学科背景和工作经历不如我丰富,我自己把这次进入教科文组织工作视为一次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机会。尽管我放弃了服务陕西的机会,但也一直与其保持联系。我感谢当时陕西省长和书记对我的支持,无论当初决定去陕西省科委工作还是后来离开,他们都非常开放和大度。从前几年开始,我充当了陕西进行国际交流的桥梁,这也是对它的一种服务。

进入教科文组织之后,我很注意学习,基本上每三四年得到一次提升,从开始的职业技术教育处高级项目专家,到升任该处处长,后升为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司司长,再到后来担任教育副助理总干事。总之,我所积累的丰富的教科文组织工作经验为我当选教育助理总干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记者:在日常的教科文组织管理工作中,您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如何应对?您已为教科文组织服务了17年,有什么特别好的工作经验?

唐虔:在教科文组织日常工作中,我努力发挥自己的领导能力,团结来自七八十个会员国的部下,学会和不同人打交道,确保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要做到这点确实不容易,我也面临很多挑战,大体来说,想要成功应对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比部下强,不然即使我是领导,他们也不会接受我的管理,因为他们每个人背后都有自己国家支持,我不能采取强硬手段,比如开除,而只能通过凸显自己的专业水平、业务能力以及对教育发展的长远考虑和管理能力,让其他人信服。其次,要发挥每个人的长处。我手下聚集了一批来自不同文化和专业背景的人才,不能简单用一种方法来管理,要斟酌如何对他们进行搭配和组织,对我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按照我的理解,教育助理总干事主要负责两件事,一是制定教育部门的发展方向并取得大家的认可;二是有效组织并管理部下,发挥“1+1≥2”的作用,达成既定目标。这和我在国内任职时有所不同,因为既要考虑到不同人的不同背景,又不能采取强硬手段,确实非常考验和锻炼我的管理能力。

记者:虽然中国在很多重要的国际组织中都不乏优秀的工作人员,但整体而言,仍然缺乏大量优秀的人才,特别是能够承担重要管理职责的人才。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对此您有什么好的建议?一个合格的国际组织人才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唐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可否认,中国一直在努力培养这类人才,但仍需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培养。第一,业务上过硬,教科文组织作为一种专门的教育机构,其管理人才必须对教育有深入了解。第二,语言上过关,英语和法语是教科文组织的日常工作语言,二者至少要掌握一种。第三,优秀的管理能力,这不仅需要学习一定的管理课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天生的,所以如果并不适合做管理,可以选择做一名专家。第四,了解不同文化背景,能够团结不同人。第五,中国文化比较含蓄,过于谨慎和内向,容易给外国人一种没有能力的错觉,这方面需要向外国人学习,要积极主动表达自己,从而更适应国际组织。

当初我在接受教育助理总干事一职面试时,有人问我做这个职位需要具备什么?我认为,第一,要做一个教育家或教育专家,对教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清楚地知道今日国际教育发展趋势,明确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第二,要做一个比较好的管理者和组织者,只有把手下组织成一个很好的团队,才能使他们落实工作目标;第三,要做一个外交家,教科文组织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有193个会员国,要了解其不同的有时是相反的需求,说服他们理解并支持我们的发展方向。这需要在政治上非常敏感,洞悉不同国家在业务上和政治上的不同需求,并善于平衡这些需求,而且不能让他们过多干涉具体的教育事务。例如,教科文组织设有一个执行局,每六个月开一次会议,届时,58个会员国的委员代表将对我们提出建议,如何做到既让他们都同意教科文组织的发展方向,又不让他们管理太多具体事务,这不光需要教育助理总干事具备教育家的能力,还需要具备政治家的敏感。这是我对竞选教育助理总干事一职的三点看法,相信这三方面素质同样适用于国际组织人才,且缺一不可,否则即使进入该组织工作也不会有太大发展。

记者:作为一名在国际组织负责教育事务的总干事,您在日常工作中如何关注并推动中国的教育发展?

唐虔:首先,我会经常阅读中国的各种教育发展规划报告和文件。其次,我会和负责中国教育事务的高层领导,比如袁贵仁部长和郝平副部长保持联系,定期、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我是从教育部出来的,和很多部领导很熟,这对我配合中国教育发展开展相关工作帮助很大。现在部领导都希望能在大的政策方向上与教科文组织进行合作。我在前面也谈到,教科文组织主要将通过评估《规划纲要》的具体实施来支持中国教育的发展。我们正在开发一个可以让世界各国直接应用的评估体系,这方面,教科文组织有统计和分析方面的双重优势。教科文组织在蒙特利尔设有一个统计所,虽然不直接设在教育部门下面,但主要收集来自世界各国教育事务方面的统计数据,而且需要和我们教育部门配合,因为我们在教育各个领域都有世界级专家,可以有效、正确解释这些教育统计数据。在将来评估《规划纲要》的具体落实时,我们可以组织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比如国际学前教育专家,不仅要让这些专家分析确定哪些统计数据是关键的评估标准,还要保证可以有效收集到这些统计数据。

再次,我也非常关注如何帮助中国把教育经验介绍给其他国家,这对中国和教科文组织来说是一种双向的合作。比如中国对非洲进行的援助,很多国家并不太清楚,需要教科文组织作为桥梁,让其他国家去了解中国对非洲的教育援助和社会发展援助的具体情况。由此,这种双边援助就能产生一种多边效果。

四、通过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

符合世界教育发展潮流

记者:社会上对中国目前的教育有各种评论,您拥有中西方教育背景和教育工作经历,请您点评一下中国教育发展的情况,展望一下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或趋势。

唐虔:这些年,我从国内再到国外,看到也经历过很多国家的教育发展。如果从国外角度看中国的教育发展,再把中国教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教育成就确实很惊人。比如高等教育扩招,尽管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但从国际标准来看,中国确实扩大了每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而在大的发展方向上是正确的,在整体上是一种进步。因为受教育是每个人的人权,如果老百姓希望接受高等教育,政府就应该提供这种机会,至于是否能找到工作,不应该主要由政府来负责,如果单以就业率高低来否认中国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就是纯粹的民粹主义。当然,如果在国内感受中国的教育发展,可能会有很多不如人意之处。比如学前教育,前几年因为资源有限,政府对此有所忽视,而对高等教育比较重视。虽然这在一定历史阶段无可厚非,但我个人认为,在下一个历史阶段,政府有责任对学前教育和九年义务教育一样重视,甚至投入要比高等教育还要多。因为学前教育对基础教育的影响很大,如果学前教育的质量跟不上,会严重影响基础教育的水平。可喜的是,《规划纲要》已经提出要发展学前教育,说明政府已开始重视。另外,教科文组织将于今年9月在莫斯科召开首次世界学前教育大会,中国可以通过参加这种大会了解其他国家的学前教育经验。

至于中国教育的未来发展,我觉得最近颁布的《规划纲要》就很清晰地指明了方向。其中提到两点非常重要,即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这也是世界各国教育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符合世界教育的发展潮流。当前,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都不均衡,不仅不同国家的教育发展不均衡,国家内部不同地区教育发展也不均衡。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国家都是如此,例如,阿根廷已是中等发达国家,但有些地区仍有10%的文盲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想办法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去促进教育公平,是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规划纲要》就明智地提出了这一关键所在。

访谈人物简介

唐虔,祖籍广东省中山县,生于北京。1964年~1968年就读于清华大学附中。1968年12月赴山西省兴县插队五年。1973年~1976年在山西大学体育系学习。毕业后回到山西兴县,在县中学任教两年。1978年考入北京体育学院,攻读运动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1979年~1985年,作为中国政府公费研究生派往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大学学习,获运动生理学硕士学位和生物学博士学位,学习期间担任当地中国学者学生联谊会主席。

1985年9月开始,唐虔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教育处工作,先后任三等秘书、二等秘书和一等秘书,负责促进中加教育交流和中国在加留学生的管理工作。1989年11月任期满回国后在教育部(时为国家教育委员会)职业技术教育司工作,任综合处处长,后又兼办公室主任。1992年秋调往陕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担任常务副主任一职。

1993年,唐虔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教育部门工作,先为职业技术教育处高级项目专家,1996年升任该处处长,负责教科文组织全球范围内的职业技术教育活动。2000年被任命为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司司长,主管教科文组织在普通中等教育、科学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活动与项目。2001年被任命为教育部门办公厅主任,全面协调教育部门的规划、预算和人事管理等项工作。2005年起任教科文组织教育副助理总干事,2009年11月被任命为代理教育助理总干事,2010年4月被任命为教育助理总干事,成为该联合国专门机构教育工作的最高负责人。

唐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第十届委员会委员。

编辑:熊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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