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隐秘的历史河流:隐秘之城的地下河流出不来了
时间：2019-02-07 05:32:0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作为生存的足迹和生命的过程，历史其实是最人性最亲切因而也最具平民化的，可是长久以来，在我们的传统中，历史这个字眼却被高度垄断，被作为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的雷池远离大众远离生活因而也远离真实。且不说官修的各类史志（包括文学史）有严格的文本要求和表述规定，就是涉及有关题材的文艺创作，也必须按某些“准则”进行，中国文坛于是出现了专为几个历史纪念日写作的人，他们平时蜇伏不动，每当这些纪念日逢五逢十的时候，就猛地抛出大部头的小说和重量级的电影电视。在这里，“人性的历史”遭遇的仍然是被监禁、被放逐的命运。西方文学中自文艺复兴后早就被探讨、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历史观问题，从某种层次上讲仍然是一片寂寞的冰原。因而，当我见到《隐秘的历史河流》（刘俐俐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读到如前所述的这些话语时，就不能不为作者勇于探索的脚步声感到由衷的欢欣。
（一）
说来让人费解，在我们这个“史”和“诗”都非常发达的古老国度里，文学的历史观问题却很少被人提及和论述。这其中的原因是，文学无论怎样被“国营化”即意识形态化，总得表现一点日常情景，总得有一定的社会参与，不能独成一尊而束之高阁。历史则不然，它首先是一种话语权利，对过去的解说意味着对现在的掌握，因而必须高度垄断，无论是对《武训传》、《海瑞罢官》的批判，还是对《红楼梦》研究的强力介入，无不体现的是对权力资源的严密保护。周作人说，好的文学必定出现在王纲解钮的时代，而这所谓“好的文学”，当然不会出自被褫夺了历史解说权的人之手。“王纲”们并不了解，作为人类审美形态的文学，它的外延远远大于历史，假如将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另一面理解为“一切当代史都是历史”，那么一个作家不管他有没有历史意识，不管他描写的是过去还是现在，只要他从事的是“良心写作”，那他必定就是在对抗、拆解权力话语系统配送给人们的历史，从而体现自己的历史观。
如果说，好的文学就是“人学”的话，好的历史必然也就是“人史”。这里的“好”不是基于一种道德评价，而是源自人性的最深刻的诉求。海德格尔说：“艺术为历史建基，艺术乃是根本性意义上的历史。”老海也许有点浪漫了，就像他在全世界正陷于纳粹灾难时却说“人类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一样。但我们不应忽视的是，艺术提供给人们的是一种“渴望的存在”，是人的心灵的物化形态，具有某种与历史理性相对立的自然属性，因而也具有最本质的真实性，这正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所无法具备的。假设我们把自己回归到伊甸园中的亚当夏娃或者天地混�时的盘古女娲，我们披着树叶，喝着泉水，在密林荒野间穿行，当野兽嚎叫的时候，我们会因恐惧而相拥颤抖，当洪水袭来的时候，我们也许会丢下对方自顾奔逃。而当风清月明，星光灿烂的时候，我们又会遥望夜空娓娓而谈，浮想联翩，接着便进行男女游戏……一切其实都跟现在的我们没有太大的区别。这就是人性。所谓历史，在这里只不过是一瞬间。大约正是有感于此，汤因比才提出了“速度历史”和“质量历史”的概念。与物质世界相比，人类的历史不算很长，本雅明形容说“人类区区数万年的历史不过如同一天二十四小时最后的两秒钟”，在这不长的历史长河里，变化最小的是人性。由于这种变化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人性具有一致性和永恒性，而这种永恒的人性，使我们对人类过去和未来的想像变得合理和有可能，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人类历史的标准，那就是人性化的历史，也是文学的历史（意识）。
（二）
但这远不是问题的全部。一个作家是否具备历史意识，具备了什么样的历史意识，固然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有关，但更重要的却是作家个人的人格修炼。面对永恒的人性和“人性的历史”，文学不仅要有一副热肠更要有一颗赤子般真诚的心，这既是文学惟一的使命，也是文学存在的理由。真诚来自良心。在缺乏普遍的宗教情怀的现实中，作家惟其将自己置身历史理性的轨道之外，才能用一双真正属于自己的眼睛眺望人类历史地平线上的那轮太阳，沐浴它人性的光芒，并通过自己的笔转化为对苦难灵魂的永恒超度。《隐秘的历史河流》的作者将这种“良心写作”表述为“通过对人生终极价值自觉的思考和实践，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精神人格，并以此关怀社会，直面现实。在这种对文学现状感表现出反叛和抗议的情绪中，人文精神得到了强烈的张扬……这种对人文精神高扬的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态度”。而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必须具备一双“真正属于自己的眼睛”，用它来穿透历史的迷雾和现实的铁墙。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这是三千年前的某双眼睛看到的一个情人幽会的场景，春心荡漾的玉一般的女子和剽悍而略显轻佻的猎手在树林里迫不及待地相聚了，一刹那间的美妙使遥远的周朝与我们亲近如在身边。“墙有茨，不可帚也，中构之言，不可道也。”卫宣公娶媳为妾，他死后其妾又与他另一个儿子私通。这等发生在深宫中理应属最高级国家机密的事，竟也被一双眼睛给瞧见了，以至于几千年后我们读到这里都有一种如临其境的感觉，仿佛亲自去卫宫里捉了一次奸似的。不知《诗经》那个时代有没有媒体，假设有，恐怕也不会让记者们像对待克林顿和莱温斯基那样去追踪卫宣公跟他儿媳的丑闻，那么外界又如何知晓呢？更别说几千年后的我们了。
两个世纪前，一位骄奢淫逸的西班牙国王强迫全国民众建造一座巨大的修道院，以便给教会还愿而使王后怀孕，一对平民夫妻的爱情和意志就在这艰苦而漫长的劳作中产生了，它像一道绚烂的闪电划破了中世纪的暗夜。这是二百多年后被作家萨拉马戈看见并告诉我们的。它使我们知道即便在王权和教会制造的双重黑暗中，人性，人类情感和理想仍是多么的美丽迷人，多么值得我们为之而奋斗不息。
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文学固有的作用是描写和评论人类生活的各种事实和问题，因而文学必须是率直和勇敢的。”瞥一眼历史，再比照一下文学史，举凡流传的有价值的作品，无不是作家在独立人格主导下的一种良心奉献。我们可以把历史比成一片没有方向、没有出口和入口的沼泽地，我们置身其中，时刻有迷失和陷落的恐惧，但我们仍然勇敢前行，艰难跋涉，因为在我们的心中有一只神圣的罗盘，那就是真诚和勇敢。
（三）
在科学和理性的作用、意义被无限推崇并不惜以暴力手段强化的今天，我们头顶那片曾经日月争辉的蓝天，被写满了钢筋水泥符号和数字化程序，就连我们人类独有的第二宇宙――我们的心灵，也要被分解或者组合为一种编码压缩成芯片供我们随时取用。“良心一斤值多少钱？”“感情能当饭吃吗？”这些曾被我们认为绝无可能的诘问，在现实中已经不难找到答案了，将良心称斤论两并按行情报价的事我们见到的还少吗？至于感情，更是可以用来投资，用来交换，用来赚取利润或声名，当饭吃又算得了什么？ “人生意义的饥荒、具有终极意义的绝对根基的缺失让人们感到，想抓住某一点把自己固定下来，可是它却荡漾着离开了自己，人存在于永恒的逃遁中。想要寻找一块坚固的基地与一个持久的最后据点，以期在这上面树立一座能上升到无穷的高塔的愿望是那样渺茫，我们整个的基础破裂了，大地裂为深渊。”这是《隐秘的历史河流》中近于谶语的一段话。信仰缺失，基础破裂，连安泰脚下的大地也变成了深渊，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历史”的人愈来愈无家可归，焦虑变成绝望，麻醉品替代了艺术品，缪斯女神沦为酒吧侍女，神圣的思考变为皮肉的感觉……这一切都仿佛在说，人类的精神环境和物质环境已经严重恶化，我们正处在历史的生死关头，何去何从，莫衷一是――如果说我们每一分钟都存在于历史之中，那么这就是我们此刻的历史。
但另一方面，高科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社会进步促成的个人的全面发展，全球化导致的狭隘意识形态的普遍消解，各民族在精神和经济上的空前融合，理性主义在推行规则、维护公义、防止极端方面取得的成功，这一切又似乎预示着人类正在“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仁人志士们为之奋斗了数百上千年的乌托邦美好理想似已遥遥在望。“一方面是与日俱增的绝望，另一方面是与日俱增的信心。”面对这样的现实，无数大师巨哲们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无数的解答。文学自然不会例外。尽管文学本身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如被边缘化，被杂交、移植而变种，被消费、狎昵而轻薄，但只要它的根不离开人和人性的土壤，那么它就是人类历史的参与者和书写者，就会在我们头顶的这片蓝天上种植出绚丽的日月星光来。这并不需要假设。因为“人始终渴望的是人本身。人需要幸福，不仅需要思维和情感的无拘无束，而且也需要秩序和安全感”（古茨塔夫・豪克：《绝望与信心》）。无论如何，文学话语永远是人类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主要桥梁，也是复活人类记忆的最后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