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秀水派钱载的馆阁翰苑诗风_带秀水的诗

时间：2019-01-29 05:42:23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乾隆时期，作为“达官诗人”代表钱载，其诗歌具有浓郁“馆阁翰苑”风格，在题材选择、体裁等方面得以体现。文章通过对其馆阁翰苑诗艺风格成因与表现进行考察，或可有助于乾隆诗坛“达官诗人”诗人群体的诗史评价与探讨。
　　钱载（1708-1793），字坤一，号�石。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官至礼部侍郎。秀水派诗人代表。有诗文集《�石斋集》（七十卷）传世。洪亮吉《北江诗话》云“近时九列中诗，以钱宗伯载为第一”，认为钱氏作为“达官诗人”，达到了此一诗群创作的最高成就。而此创作群体，其特色即有着鲜明馆阁翰苑气。所谓馆阁气，指馆阁文人应制、唱和诗文表现出的一种典雅庄重、富贵雍容气象。钱氏作为文学侍从，备顾问，掌文书，其诗自然要为朝廷鼓吹升平、润色鸿业、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其诗集中收录大量应制之作，歌咏“�平盛世文明象”，不免带有浓厚馆阁气息。
　　首先，从题材取向而言，钱氏馆阁作品无外乎朝廷大典、战事军功、庆赏贺寿、天象祥瑞等时政大事，以及与馆阁入值生活有关，诸如侍直宿直、陪侍出游、御制恭和等等。此类题材无疑使其诗歌具有浓郁的馆阁气。其中，祭祀活动尤其受到君主的格外重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向来是“以农立国”，有着悠久的重农传统。乾隆帝亦不例外，其《题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中言：“帝王之政，莫要于爱民，而爱民之道，莫要于农桑，此千古不易之经也。”故此，朝廷举行的重大祭祀活动，很多是关于农业、天时的。而乾隆这些活动，也都可以在皇帝近臣钱载诗歌中得以体现，因此，对于四季晴雨、年成丰歉的祈盼、祝愿题材作品，占据钱氏诗集很大比重。而记述高宗每年大祀的诗篇，如冬至赴圜丘（天坛）去祭天的，不完全统计有5首，夏至到方泽（地坛）祭地3首，正月上辛日祈年殿祈谷2首，春秋祭祀社稷坛3首，均为祈求农业丰收入，显示君主的重农劝农之意。以作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上祭社稷坛侍直恭纪》为例：“北牖惟南向，阴祗并立元。为民申九拜，以配侑三等。圣协中和气，天覃雨露恩。屡丰占所受，苍霭起郊村。”内容平平，不过叙述圣明天子为民请命，臣下感激君主深恩，读之颇感乏味。只是诗歌对祭祀仪式过程的描绘，聊可引人注意而已。明确以“恭和御制”冠名的君臣唱和诗约有46首，若加与馆阁生活有关作品，所占比重之大由此可见。此类作品较之他人，总体而言并无新意，且不无揄扬、溢美之词，少有佳作。显得典雅庄重、富贵雍容。一些恭和御制诗篇，几近于文字游戏，如《拟恭和御制咏葫芦笔筒元韵》、《拟恭和御制幻花八咏用张鹏�元韵录存四首》等，名为咏物，却无比兴寄托，实是游戏笔墨。此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钱诗中有关战事军功题材，亦颇具价值。如组诗《圣武诗一百二十韵》、《圣武乐歌三十章并序》、《平定两金川诗十二章谨序》等长篇巨制，其诗的历史价值远远大于艺术价值。由于诗人过分注重实用性，往往“以文为诗”，如在前一组诗中，“是乌鲁郁斯”、“又既塔什罕”、“不得已用兵”等散文句式的采用，就显得毫无诗韵可言。而后两组诗中，诗人详细讲述了有关战争的前后经过，包括乾隆帝的英明决策、果断指挥、战争历程等诸方面，并对高宗功绩作出高度的颂扬与评价。虽无史诗规模，却具备史诗体制特征。这些取材于当时前线奏折军报时政诗歌，可与实录、方略、档案等资料相印证，以此诗史互证，故而亦不可忽视其价值所在。
　　其次，四言句式的选择，增强诗歌的雍容典雅。若从体裁方面进行考察，钱载诗歌除五言、七言体诗外，还着意选用四言体式。四言诗与西周至春秋时代曾一度为最主要的诗歌样式。后因“四言简质，句短而调未舒”的四言句式，难以充分表现丰富复杂的生活情感，致其逐渐衰落。随着东汉五言诗的兴起，四言诗的主导地位开始被五言诗所替代，赵翼《陔余从考》卷二十三云：“盖周秦以上及汉初皆四言诗。自五言兴，而四言遂少。”爰至齐梁，五言诗已居“文词之要”（钟嵘《诗品》）。四言诗节奏为“二二顿”，故而形式整齐，读来语气和缓，“大雅之音”，“最为平正”。作为文学侍从的钱载，显然继承了以四言诗为主的《诗经》“雅”、“颂”传统。“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以其和谐平稳节奏形式，而宜于表现严肃庄重主题。�石四言诗体的选用，达到主题与体裁的统一。同时我们正可以其颂美谀世四言诗，深入窥探其盛世词臣心态。其中，如组诗《慈圣万寿诗九章谨序》，诗前长序详细交待了赋诗缘起、目的，为皇太后七十寿诞所作，其一云：“维天笃我清，锺庆圣母。逮事仁皇，孝德维茂莫后切。久道之泽，贻福膺寿。昌懋昭内，治丕赞宪。皇天隆构，我家诞育我圣主。今孝治之敦，光于列祖。”以严肃恭谨的态度，典雅和缓的语言，表现高宗的孝义，与圣母的仁慈。又如《圣驾巡幸天津恭纪》：“闻淀民之歌曰：龙舟重舣，闻津民之歌曰：金舆复来。”曲终奏雅，称扬乾隆深得民心。可谓不离《诗经》“雅”、“颂”四言诗樊篱。富贵雍容、典雅庄重，颇具馆阁气象。钱载运用结构凝练、节奏整齐的四言诗，确实达到润色鸿业、歌功颂德目的。同时亦须注意，钱氏刻意打破四言诗“二二顿”韵律节奏，以文为诗，屡有败笔之作，如长诗《平定两金川诗十二章谨序》第一章：“川之土司，桃关以外。度竹索桥，水纡山大。趱拉促浸，遗种之两。十数年来，反复恍惚。己巳非遥，首戴皇仁。而何辜恩，仇杀其邻。我之土司，皆欲安枕。矧是维州，谣恶萌已。稔然犹需之，屡迪其悛。终不可悛，辛卯乃加兵焉。”首章解释战争原因，运用大量散文句式，有新意，而无诗意，其弊不可讳言。
　　钱载早年曾跟随从叔祖钱陈群左右，不仅亲受其教，且从陈群母陈书学画。自然受到叔祖陈群为人思想平和，诗风雍容典雅浸染。同时，�石身为文学侍从，并任职四库馆，虽晚达，却屡受乾隆帝恩遇，其大量应制酬赠之作，馆阁翰苑特点鲜明。严迪昌先生考察秀水派阵营时指出，该诗群馆阁、翰苑气严重浸入诗心，并对钱载馆阁诗风成因及特点作了进一步分析，认为钱氏虽具盛世词臣身份地位，却又不愿太沾染纱帽气散发甜软媚熟匠工气。此言贴切形象，入木三分。
　　诗歌的生命在于是否具有真挚的情感，而钱载一些馆阁诗作，为文造情，程式化倾向明显，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诗歌的整体艺术水平不高。�石润饰鸿业诗作，不免受“高宗体”影响，钱锺书《谈艺录》言：“�石既入翰林，应制庚和，颇仿御制，长君恶以结主知，诗遂大坏。”需加以注意的是，由于钱载与乾隆帝的亲密关系，此类与“高宗体”诗一样，可以“诗史互证”，颇有一定史料价值，于此，不可一概而论。
　　
　　基金项目：该课题获西安医学院校级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11DOC03）。
　　
　　参考文献:
　　[1]（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2]严迪昌.清诗史（修订本）（下）[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平志军（1976-），男，河南内黄人，博士，讲师，西安医学院人文科学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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