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伟大的文化使者 伟大领䄂是上帝派来的使者
时间：2019-02-02 05:36:3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玛格丽特・L・金是美国纽约大学的教授和著名历史学家，2003年首次出版的《欧洲文艺复兴》，横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艺术、政治、思想、哲学、伦理、科学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对西方历史上至关重要的文艺复兴进行了极为宏阔和深入细致的叙写。特别重要的是，她的研究成果使人们注意到了这个具有创造性的时代对后世西方文化和社会发展多元性的影响。
在金教授看来，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文化使者”就是印刷业。15世纪时，欧洲的印刷业还处于未成熟期，但在16世纪就已经为欧洲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印刷业不但加速了思想的流通，而且也代表了一种观念的转变：它改变了学者们思考和表达的方式，使读者的数量倍增，并且重新把阅读的过程变成一种宁静的个人追求。印刷业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紧密相连，文艺复兴时期不同版本的大量印刷品中，包含着抽象的思想，更包含着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作为这本书的译者，我很高兴对金的有关见解作一些介绍。
独一无二的手抄书
玛格丽特・L・金认为，前印刷时期与印刷时期的区别是西方历史上最分明的界线之一。手抄书是独一无二的东西，而印刷品则给人标准的、经过核定的文本复制品的形象。印刷术的出现，意味着这是一个“媒介转换”的新纪元，它改造了已经被文艺复兴再造过的西方文明，并在不久以后催生了宗教改革运动。
手抄书，或称CODEX，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羊皮卷，还有一种(约1200年之后)是一边装订的纸质抄本。它们比罗马时期的纸莎草书卷保留了更多的信息，并且替代了古代的书稿形式，一部手稿由一个人写成，写给一个人――赞助者或一个社群(比如修道院、教堂的学院或学校)。这其实是一种私人间的交流方式，如果想让更多的读者接触，只有在修道院的用餐室内、大学教室里大声朗读才行。“讲座”一词就起源于阅读，即拉丁语的”lectura"。手稿要花很长时间复制，被认为是十分宝贵珍稀的。常由专业画家用插图进行“装饰”，增加了手稿的声望。
金教授认为，1200年以后诞生的大学，造就了一批求书若渴的学生和教授，手稿的制造也越来越常规化，专业的文具商把文本复制和插图、装订以及发行工作都转包出去。这个生产系统的出现，对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研究古典文本、宣传新思想和传播不同译本都有很大的帮助。尽管出现了这一标准化的生产过程，但是专门为重要的赞助人制作的稀有的手稿仍在继续，并且数量更多、制作更精良。与一般的拥有几十本书不同，人文主义者或赞助人已经拥有了藏有数百本书的图书馆。彼得拉克从文艺复兴一开始就为其私人图书馆收集藏书。
早期的印刷书
玛格丽特・L・金写道：大学的图书需求刺激了通过转包合同和外销方式进行的图书制造业的加速发展――这主要出现在印刷机发明(它是由若干人于15世纪40年代研造出来的)以后。15世纪的中国与韩国已经在活字印刷方面取得了发展，但是在欧洲，这项技术的发展更加迅速，其先进程度已经达到可以利用安置在框架中的活字模板对文本进行快速、多页的双面印刷。谷登堡(Johanm Gutenberg，约1397-1468)为这项发明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吸收了一些别的工艺(如造纸业和铸币业)技术，在美因兹(Mainz)开了一家商业印刷作坊，发行诸如教会的免罪券之类的文件，1455年他印刷发行了第一本圣经。印刷业在此后二十年里一直是德国企业家的主要经营业务。在1465年，两个德国人在离罗马五十英里远的苏巴克(Subiaco)建立了一个出版社，以满足教皇的秘书和行政部门办公人员为潜在图书买主的大量需要。1469年，德国人詹森(Nicholas Jeuson，约1420-1480)在威尼斯开了第一家印刷厂。到了1480年，相比德国的30个印刷厂，意大利有多达近50个印刷厂。这样，意大利就正好在人文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候成了印刷界的领头羊。在法国，只有巴黎和里昂有几个印刷厂，英格兰也只有零星的几个印刷厂。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约1421-1491)1477年在英格兰印刷出版了第一本英语书。波兰和匈牙利在15世纪70年代开设了第一家印刷厂。欧洲别的地区在1500年后的几十年才进入印刷时代。
书的“出版”一开始仅发行几百本，之后才是上千本，形成了商业性的销售。出版商先找赞助人来承担出版费用、进行图书推销并保护作者免遭攻击，从一开始他们就清楚，一部书的读者远远不止一个人或一群人。出版业的程序变得机械化了(尽管它也包括校对、复制编辑和排版工的知识性劳动)，这样就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文本形式。在印刷业的前五十年――INCUNAB-ULA(起源书)的时代――印刷是为学术与宗教事业服务的(与文具商人几十年前组织手抄书生产的目的一样)。当时所需要的，大量是宗教书籍，其中最主要的是圣经。其次才是用于学习语法、哲学、医药、神学和法律的教科书。第一批印刷书和最后一批大量生产的手抄书，以同样的内容满足了相同市场的需求。
到了阿尔多・马努奇奥的时代(AldoManufio，他于1492年建立了一家威尼斯印刷厂)，印刷部门所在的地理位置已经改变。一代又一代的人文主义者聚集在一起，审视、修订大量的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文稿。他们忙着把古代的传统文化整理、编辑成法典――这是自古以来的第一次。经过选择和加工的西塞罗和塔西佗、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从出版社诞生了。它们不是昂贵的四开本和八开本样式的书，而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口袋书，受到了全欧洲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些书都附带评述，并且不久就被翻译成欧洲其他国家的语言，并促使了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德语、荷兰语、波兰语等现代语言的定型。
印刷书的发展
16世纪早期，宗教和通俗的古典著作仍然是印刷的主要部分。后来，通俗的著作印得越来越多，因为出版商发现，大众的需求市场已经建立起来了。薄伽丘和彼得拉克、阿里奥斯托和伊拉斯谟、马基雅维里和卡斯蒂利昂的大量著作，使出版业焕然一新。印刷文本的轻易可得，提高了人们的语言水平。扩大了的读者群，寻求更轻松一些的读物，比如通俗的罗曼司小说、旅游文学和历史著作等。读者们能及时读到新的文学评论和新闻报道，它们可以每个月、每个星期、甚至每天连续印刷。
大多数普及著作是有木刻插图的，木刻印刷是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成熟的。这种以大量插图为主并伴有文字解释的书，对读者特别有吸引力。这一时期为这类书作插图和漫画的伟大艺术家有丢勒(Albrecht D u rer)、克拉纳赫(LucasCranach，1472-1553)等人，他们被称为“宗 教改革时期的画家”。小霍尔拜因(HansHolbein，the Younger约1467-1543)也为伊拉斯谟、莫尔、亨利八世的书作插图。对于那些还没有做好读书准备的人来说，一张海报承载的简单传递信息已足够。这些信息使当权者感到威胁，1534年至1535年间，当印有攻击天主教弥撒的传单流传开来的时候，弗朗西斯一世立即下令关闭印刷厂，并且放逐大量的印刷商人和学者。印刷物同样可以印制有音乐符号的作品，供业余音乐爱好者在家中演奏，最流行的要数通俗的民谣。归正宗(Reformed Church)的成员快速创作了赞美诗集，其中包含着后来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并成为集体合唱曲的圣歌。
印刷技术从意大利和德国迅速传播了出去。1516年，印刷商弗罗本(JohannesFroben 1460-1527)在瑞士的巴塞尔创建了一家至关重要的印刷厂；1500年，印刷业在西班牙得到了发展，枢机主教西斯内罗斯(Cardinal Jimenez de Cisneros)的多种语言版圣经(1514年-1517年印刷出版)就是早期的成果；在法国，人文主义改革家戴塔普勒(Jacques Lef e vre d"?taples，约1455-1536)出版了圣经新约和赞美诗的多种语言译本。1467年，企业家卡克斯顿在得到皇家和贵族的赞助下把印刷技艺带到了英格兰。他一生中大约印刷出版了一百个版本的书，其中许多是他自己从法语、荷兰语和拉丁语翻译过来的。1539年的墨西哥城、1556年的果阿(印度)、1563年的莫斯科、1590年的大阪(日本)纷纷建立了印刷厂。印刷革命时期与欧洲的探索时期正巧是重合的，印刷品从一开始就服务于那些改革事业。1734年，由于对德国印刷商和记者曾格(JohnPeter Zenger，1697-1746)进行了诽谤罪审判，新闻自由的原则在英美国家首次出现。
1500年后印刷业的发展，也正巧与新教改革相逢。这场宗教改革若没有印刷做中介，那些处于争论之中的学者是难以获胜的。大众急于想找到另一本著作来替代旧式教会不完整的布道，靠了印刷的媒介，伊拉斯谟和别的早期改革者的著作便快速为大众所接受。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1520年的三部革命性的小册子卖出了几千份。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的《基督教原则》――部写于1536至1559年的关于新教改革基本规定的百科全书――以多种版本形式在全欧洲流传着。
漫画和海报有效地把宗教改革的信息传播给了大众。当不同信仰的维护者把他们的敌人烧死、淹死、刺死的时候，一本本印刷的殉教史记满了那些用生命来定义虔诚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要算《殉教者之书卜对于英语国家新教徒来说的是第二圣经。它由神职人员福克斯(John Foxe，1516-1587)于1559年用拉丁文出版，并于1563年用英语出版了其扩展版。天主教会用委婉的方式做出了回应，他们充分利用了媒介来传播特伦托公会议的法令、圣徒的精神英雄主义事迹和传教事业的历史。1561年，教皇雇佣阿尔多的儿子P・马努齐奥(Paulus Manutius 1512-1547)担任官方印刷人并付给他每年500达克特的高薪，请他为罗马教廷印制虔诚的、神圣的文本。
印刷术帮助新教和天主教发行如洪水般的大量出版物，促进了人们的读写能力；促进了大众基础教育的发展，因此可以称之为文化使者。
(本文编辑 杨剑龙 李文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