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假程度的试评估_二手车鉴定评估师

时间：2019-02-06 05:24:3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要治今日中国的作假，先得认识今日中国的作假。有人说，中国的作假传统深厚、由来已久；鲁迅曾一言以蔽之，称中国的文艺为“瞒和骗”的文艺；文革中盛传的名言是：“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但，“与时俱进”四个字用在作假上照样合适，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认识今日中国的作假。有人说，作假是人类通病，哪个国家都有。但，“中国特色”四个字用在作假上照样合适，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认识今日中国的作假。更何况，古人的事儿，我们管不上；外国的事儿，我们管不了。要紧的还是弄明白自己的今天的事儿。
　　用手机、网络、耳麦等高科技手段来作假，这样的“新事物”在今日中国已十分流行，但这些东西大体还是从外国传人的，缺少中国的原创性。我在此存而毋论。我要突出的是，今日中国的作假。其中最主要的是“程度”的评估；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作假已达到了何种程度?这是问题的关键。因为，程度决定性质。
　　我们的作假已经达到了非常普及的习惯性的程度。很多次，我在不一处的课堂上问过学生一个问题：“今天，你们要想办一件重要的事情，首先想到哪两个字?”几乎不约而同的回答是：“找人”。我记得一位著名的主持人说过，她在香港办事，首先想到的是弄明白相关的法规和制度，而不是“找人”。显然，当法规和制度不再是首要的时候，“找人”就是依赖“人治”威力，寻找不同程度的违规作假的空间。而这已经是具有普遍性的习惯。所以，当一位相声演员被媒体问及为何出现虚假广告的时候，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回答是：“广告嘛，总得夸张啊!”似乎这已顺理成章。而一位广告专业的毕业生在论文答辩时，被问及他的毕业广告设计中为什么有虚假时，他面无羞愧的回答是：“大家都这么做的嘛!”更有甚者的现象是，当某人依法按章办成了一件大事，反而有人会提出疑问：这是真的吗?这可能吗?以至于一位著名人物愤慨异常地说：难道今天除了假的是真的，就没有真的了吗!可见作假之习惯已深入骨髓。
　　每当一个作假事件被揭露出来的时候，我曾非常诧异，这么容易被戳穿的事儿(在网络时代，学历作假几分钟就能查清)，为何有那么多的人前赴后继、乐此不疲，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弄虚作假?譬如唐骏的事儿冒出来之后，人们在网上发现一大批名人、明星修改了自己的简历，可见学历作假的勇士并非罕见。后来我明白了：一种众人习以为常的习惯性。其背后还有个支撑他们胆大包天的潜意识：法不责众。作假成了众人的习惯，也就“安全”了。于是，“作假有好处，不作白不作”，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习惯。
　　习惯性带来的又一个程度严重的标志是：人才观的扭曲。人才观是普世价值观――真、善、美――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求真务实是人才的第一标准。而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讲真话的人受到了多次反复的扫荡，而说假话的行家里手往往旗开得胜，受益颇丰，谁是值得效仿的人物的标准被颠倒了过来。为什么春晚小品中宋丹丹那句“你太有才了”的大白话受到了满堂的喝彩，成为久久难忘的名言，就因为她说出了一个非常普及的中国常识：“会忽悠就是才。”什么是会忽悠?能让人信以为真的弄虚作假。这就是宋丹丹扮演的那个角色所赞叹的“有才”。而今日，市场经济有待于政治制度、法律约束、文化环境的完善的配套，权、钱过分的私欲化得不到有效的遏制，不断冲击着人才生长的环境，使求真务实的人才还得不到支持和培养，成不了全社会的实际标杆。电视剧《手机》中“有一说一”的节目主持人，下岗的原因恰是因为他居然斗胆真的来了一次“有一说一”。这就是说了真话的人才的命运。我问过很多年轻的孩子，“爸爸、妈妈教你们一定要讲真话吗?”最普遍的回答是：“没有!但常常叮嘱我们说话要当心。”当人才生长的环境悖离了真、善、美的普世价值，作假严重到了何种程度，还不能令人堪忧吗!
　　作假的严重程度也突出表现为：作假产业化。绝非夸张，我的E-mail几乎每周数次，有这个那个公司向我提出“合作建议”，具体项目大都是推销假发票、假证件。最触目惊心的是面对学界的作假产业，据不完全统计，文凭工厂的网站数以百计，学历造假的“产业”近几年翻了一番，产值估计达5亿美元。在国内，针对高官、高管、大款在职读博，还兴起了代写学位论文产业，年产值高达人民币10亿元。而由于中国盛行“唯学历观”，被世界文凭造假产业看作最利好的市场。
　　当今的作假还有一个太需要我们关注的程度的标志，那就是作假的上下合一的组织化、团体化。
　　一个不能不提到的例证，是有些地方的GDP作假，人称“注水GDP"。我暂不分析它的原因，但这个现象明显地告诉我们，GDP的作假绝不是个人行为，没有领导的指令(或暗示)，没有相关部门的配合，没有下级的服从，没有小团体利益的凝聚，是寸步难行的。而此事已成气候，引起了监察部门的关注；也正像公开媒体所描述的那样：“层层作假，级级糊弄，按需捏数，皆大欢喜。”并称，这已是“通行做法”，是“不公开的事实”。
　　很有意思的是，此次唐骏的“学历门”虽然尚未最后定性，但却如7月8日《南方都市报》一篇文章所载，“扯出几十个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官员”，“牵出一群造假老总”。他们都干了什么呢?那就是成群结队地参加了美国野鸡大学西太平洋大学在中国举办的博士培训班，用了公家(确切地说是纳税人)的钱财，买来了一张张名不副实的博士文凭。人们调侃地制造了两个词儿，一日“西毕生”，一日“团购学历”。这样的事儿，能是个别人的个体行为吗!
　　我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大学评估”。我的很多朋友向我提供了亲历评估的令人哭笑不得的作假。其中也有两个“通行做法”：一是层层落实，或干脆大会布置，评估大员来后该说什么，万不可说什么。二是形式主义的评估要求的必然后果，是上上下下制作离奇繁琐而绝不真正反映实情的表格。这种上下合一，组织化、团体化作假的直接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呢?在政府部门，丧失了为人民服务的合法性；在国有企业，丧失了现代企业文化的正义性；在学校，丧失了对现代公民的培育功能。我在深圳的一次演说中痛心地指出，当校长、教师和学生联手作假，这个学校又怎么能教育人呢!也许夸大其词，我说：“一个贼师傅，能对贼徒弟进行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吗!”学校的育人功能，只能是丧失殆尽!
　　作假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积重难返是必然的。我们有何对策呢?愚钝而略有自知之明的我，只得承认，胸无药到病除的良策。但大体上，有两个想法：
　　一是认识传统文化中最拖社会进步后腿的观念是：讳疾忌医。中国任何进步与改革的第一道关口就在这里。近30年中国改革的大幸就是破除讳疾忌医的毛病，大胆、勇敢、理智地面对现实的沉疴重疾，为改革开放铺展了进步的大道。我这里指的是：1978年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它面对的恰是几乎使整个民族无法动弹的个人迷信。那么，引发泛滥成灾、程度如此严重的作假的病根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首先要寻找，要面对的突破口，万不能讳疾忌医。
　　二是重疾需重药，要敢于用重药，甚至是大手术。但还得有持续调理的耐心。发达国家非常有效的办法是设立“诚信黑名单”，让作假的人在社会上难有立足之地。但，就像桔树不能栽在淮北一样，照搬“诚信黑名单”肯定无效，还得在“改良土壤和气候”上下功夫。需要使用重药的勇气，需要持续调理的耐心，此事等待不得，此事焦躁不得；而目标必须明确：“改良土壤和气候”；让“淮北”也能种出甜甜的桔子!

相关热词搜索：作假，程度，评估，

作假程度的试评估_二手车鉴定评估师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