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洋杂记应逢时_情深逢时
时间：2019-02-07 05:29:1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黎庶昌生活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这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年代。他出生后的第三年就爆发了鸦片战争，青少年时代正逢太平天国运动和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时代的动荡使黎庶昌这个出生偏僻贵州的读书人的命运变得变幻莫测并富有戏剧性。
黎庶昌所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经世致用的观念在他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他出生于小官僚家庭，父亲早逝，生活艰难，但他自幼便勤奋好学，深受亲友喜爱。在《答李勉林观察书》中他这样写道：“庶昌方十七八岁时，读古人之书，即思慕古人之为，思以瑰玮奇特之行，震乎一世。”为了实现自己的宏愿，他留意观察社会、考核时务，追求修身、治国之道，对匡时济世的文章情有独钟。
太平天国运动和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贵州废省试、府州先科、岁考有近十年，一些冀图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利禄的读书人断了前途，在这种背景下，黎庶昌决定去顺天乡试。就在进京的前一年，英法联军焚烧了圆明园，慈禧太后转而垂帘听政。连续两次，黎庶昌的“八股文”没有对上考官的胃口，名落孙山，被迫滞留京畿。同治元年，清统治者鉴于天灾人祸的不断出现，想出了一个消灾弥变的办法：下诏求言。诏书下了一个多月，“中外大小臣工”没有一个献只言片语。穷困潦倒的黎庶昌审时度势，上“万言书”，向朝廷提出了“振元气，求贤才”等项主张，在这一朝廷虚应故事、掩人耳目的策举中，黎庶昌颇富戏剧性的绝处逢生，被恩加以知县用，发交曾国藩军营差遣委用，以资造就。从此黎庶昌走上了他的幕僚及宦海生涯，成了“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光绪二年，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檄调黎庶昌充三等参赞。
自光绪二年至七年，黎庶昌在欧洲前后居住了五年时间，主要担任英、法、德、西班牙等国的外交官，并游历了欧洲其他国家。他把这段时间的见闻写成《西洋杂志》一书，副题为“光绪初年在西班牙英法等国所见之风土民俗”，该书内容丰富，所涉及内容遍及欧洲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黎庶昌在英期间，有两件事可以体现他是一个合格的外交官。第一件是喀什葛尔事件，这事发生于同治六年，浩罕酋长阿古柏从中亚入侵我国南疆，自称王，在英国扶持下，依附土耳其建立了所谓喀什葛尔王国。是打是和，朝廷中李鸿章、左宗棠意见相左。光绪二年，左宗棠出兵与阿古柏作战，阿古柏派使者去伦敦求援，英国外交大臣出面调停，提出三个条件，促中国与所谓喀什葛尔王国“议和”，使阿古柏政权合法化，成为英的保护国，只是在名义上向中国皇帝称臣。英外交大臣特向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递送照会，要求将所提条件转奏朝廷。黎庶昌向郭分析新疆的形势，认为“喀什葛尔业已破坏，万无久存之理”（《西洋杂志・郭少宗伯论喀什葛尔事》），极力请求郭嵩焘不上这两个奏折。就在这年十二月，阿古柏势力被彻底消灭，南疆光复，黎庶昌此时已调任驻德参赞，在柏林听到捷音，他兴奋地赋诗一首：“轻车度幕不惊尘，矫矫将军号绝伦。回准降幡齐入汉，图书旧版复收秦。雪消葱岭鸿难度，草长蒲梢马易驯。索地陈兵君莫让，乌孙西去付行人。”这件事显示了黎的政治眼光和外交敏感性，也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精神。另一件是在古巴任领事时，他履行一个外交官的职责，竭力保护本国侨民，几经周折，为华人争取了出入自由的权利。后来在日本做外交使节时，他有效阻止了日本对朝鲜的入侵。这些都说明黎庶昌是一个清醒的懂得维护国家利益、善于处理外交事件的爱国人士。
西洋各国以富强相竞，内施诈力，外假公法，与共维持，颇有春秋战国遗风。黎庶昌逐渐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性后，想到国内的局势，内心忧心忡忡，在《上沈相国书》中进言，“朝廷处此时势，宜常有鞭挞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然后退而可以自固其国”，因此须交际一二大国邦，结为亲密关系，内修战备以御外辱，扩充商贾以利财源。如果仍然自大，不思通变，恐怕被列强蚕食的灾难还会再次发生。
当时国内洋务运动始兴起，朝臣显要还以“匈奴、回纥”看待西洋诸国，黎庶昌忧国愤时，极为详细地向国人介绍西洋各国的政体。他考察各国的政治制度，介绍英、德、西班牙等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认为其“虽有君主之名，而实则民政之国也”，“特其国政之权操自会堂，凡遇大事，必内外部与众辩论，众意所可，而后施行”（《与李勉林观察书》）。国家主要政事由议院决定，国主签押而行。黎庶昌认为，这种“君民一体，颇与三代大同”（《与莫芷升书》），这一类比说明他对这种制度极为欣赏，且是他理想中的社会。中国历史上历来有朋党之祸，但西洋的朋党却截然不同，他详细论述：“西洋朋党最甚，无论何国，其各部大臣及议院绅士，皆显然判为两党，相习成风。进则俱进，退则俱退，而于国事无伤。与中国党祸绝异。”（《日国更换宰相》）同一文记述了西班牙“保党”与“公党”之间的斗争，结果“保党”首相下台，一夜之间，各部院大臣全部更换，并未因此引起国内局势的动荡。法国为共和制，总统由民众选举，议院的权力比西班牙的更大。议院中君、民两党争执激烈，身为君党的总统马克蒙由于得不到民党支持，被迫辞职，像这类更换国家元首的大事，竟然是“朝定议，夕已退位矣。巴黎之人，若弗闻也者”（《伯理玺天德辞位》）。更让黎庶昌开眼界的是瑞士的政体，瑞士不设总统，由民众选举议员，上下两院共一百三十多人，“办事则推七人为首，七人之中推一人裁决，定例每岁一易”。黎庶昌评议说：“西洋民政之国，其置伯理玺天德本属画诺，然尚拥虚名。瑞士并此不置，无君臣上下之分，一切平等，视民政之国又益化焉。……西洋之人无不以乐土目之”（《西洋游记第二》）。对欧洲的民主体制，黎庶昌的欣赏体现在字里行间，但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士大夫，不会公然反对专制体制，只能隐约表达他的意向，如在《答曾侯书》中他就暗示说中国君主独揽一切大权，不肯让朝臣分担其责任，应该把权力放给类似西方议院那样的机构。
中国皇帝对反对派向来是格杀勿论，以致株连九族的，而黎庶昌在欧洲见到的却不是这样。在《俄皇遇刺》一文中，俄国皇帝阿赖克桑得尔第二（今译亚历山大二世）因“横征无度，事皆独断专行。又不设议院，民情不能上达，素为国人所忌”，引起很大得民愤，在１８８１年遇刺身亡。行刺的主使者叫“平会”，音译“索息阿利司脱”（即今社会主义者），刺杀者被诛。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在三年前刺杀德国开色“行刺者就获后，刑司讯之，以‘为民除害’为词，迄无他语，刑司亦不株连”（《开色遇刺》）。文中介绍了“平会”的政治主张，还说“其党甚众，官绅士庶皆有之，散处各国”。文章描述了欧洲社会存在的社会矛盾，以及政府的处理方法，确实要比中国政府文明得多，而作者的叙述客观，毫无贬词。
欧洲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出现，机器的大规模使用而造就的强大的物质文明，既可使船坚炮利，又能为百姓生活造福，黎庶昌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参观访问了许多工厂和农场，详细记述机器的形貌和生产过程。在英国两次参观乌里治制炮厂，先后观看试演鱼雷和试放大炮，记录每种大炮的口径、工艺，包括制炮筒、车来复线、铸炮弹的过程，对操作技术和产品加工情况记录清楚准确。阿姆司汤制炮厂，葛美尔制钢铁厂的造船业，这些军工企业，都是黎庶昌首要关心之事。
黎庶昌不仅关心国计，还关心民生。他参观了印书局、织呢厂、瓷器厂、造纸厂和农务学堂等。印书局用铅字排版，几十张印机同时印刷，这使只见过木版印刷的黎庶昌大开眼界；用机器制呢的生产过程有如中国的纺织棉布，不同的是“中国以人工，西人用机器，西人可为百者，中国只能为一，优劣巧拙遂殊耳”（《布生织呢厂》）。法国赛勿尔瓷器局的瓷器“若论做法之精实远在中国之上，所以不及中国者，特瓷质松脆，不能如徽、饶等处所产之佳也”（《赛勿尔瓷器局》）。对巴黎大街上安装的电气灯（弧光灯）不仅描述其发光原理，还介绍了早期发电机的形状及构造。黎庶昌还介绍了西班牙的一所农务学堂的榨葡萄汁的机器、割草机、玉米脱粒机，对每种机器的功能、原理详细记录。其他如炼钢法、玻璃制造法、造纸法，也都不厌其详地予以记录。在《与莫芷生书》中他说：“计彼所以夸示与我者，则街道也、宫室也、车马也。衣服也、土木也、游玩也、声色货利也，此犹有说一折之。至于轮船、火车、电报信局、自来水火、电气公司之设，实辟天地未有之奇，而裨益于民生日用甚巨，虽有圣智，亦莫之能违矣！”
黎庶昌十分推崇欧洲现代都市建设。他认为，都会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他对欧洲各国都会均有描绘和评价，印象最好的是伦敦和巴黎。《与李勉林观察书》中说：伦敦都会大于上海二十倍，街衢广阔，景物繁华，车马之声，殷殷之闳，相属不绝，夜则万灯如昼，论者气象冠于欧洲，以此可以推知其国矣。对巴黎的街道和下水道，黎庶昌分别写有专文介绍，认为“西洋都会，街道之洁净，首推巴黎”；《巴黎街道》一文描绘巴黎的商腮利赛（即香榭丽舍）大街，是“地球上街道第一”。对于现代都市中的公园，他不忘指出西洋各国很重视其建设，各自都有一些著名的公园，如英国的海德公园，法国的白木公园，这些园囿“皆由公家特置，以备游观，为散步舒气之地”（《西洋园囿》）。
深受科举制之害的黎庶昌，对西洋各国的教育体制极为关注。他曾参观马德里农务学堂，十分关注学校的规模、国家重视的程度、教学内容、学校花费、经费来源等。如学堂开学时，君主亲临观礼，学部尚书还函邀各国使节莅临观光。学校设有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教具陈列馆，植物标本陈列馆以及各种农业机械。教具馆有植物模型、鸟巢模型，物理室里有测地平线的经纬仪，化学室的精密天平“虽毫发之细，可以知其轻重”（《马得利农务学堂》）。黎庶昌还向学堂总办询问了学堂开办情况：该学堂领有附近十来里的土地，归学徒自种。学徒都先学有根底，然后才能入此学。每年每人交学费银洋六元，满四年考试给文凭，再交八十元即出学。出学后，或充教习，或代人管理产业，各从其便。
在巴黎，黎庶昌曾被邀请参加法国总官学堂的发奖仪式，该学堂每年从各学科中选择优等生十名，由学部尚书（教育部长）主持发奖，还邀请各国公使、下院议长以及外交部、兵部（国防部）的官员参加。黎庶昌还参加过盲童学堂的授奖仪式，这一私人学堂当时已创办了九十七年，可见法国的盲童教育开展得很早。法国还是一个尚武的国家，巴黎和乡下都开设有击剑学堂，这种开放的教育观念孕育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黎庶昌作为一个文人，十分注重观察西人的个性特征。他在《与莫芷升书》中对西人的道德情操和精神气质做了概括的述评：“其人嗜利无厌，发若鸷鸟猛兽。然居官无贪墨，好善乐施。往往学馆、监牢、养老恤孤之属，率由富绅捐集，争相推广，略无倦容。亦不为子孙计划，俨然物与民胞而风俗则又郑卫桑间濮上之余也。每礼拜日，上下休息，举国嬉游，浩浩荡荡，实有王者气象。决狱无而人怀自励，几于道不拾遗，兵服而后止，不残虐百姓，蒙尝以为直是一部老、墨二子境界，老、墨知而言之，西人践而形之，鉴其治理，则又与《孟子》好勇、好货、好色诸篇意旨相合。吾真不得而名之矣。”这些话颇能概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一些特性：如天生好逐利，黎庶昌以之比《孟子》中的好货，即好商，指出欧洲社会重商的特点。然社会体制健全，所以看来居官不贪，富人乐善好施，子女养育的观念也与中国不同。黎庶昌用“郑卫桑间濮上的习俗”来形容西洋各国举国嬉游的风气，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但他恐怕只能找到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因为这种风气在他看来是见所未见的，只能从《诗经》里找到。
黎庶昌留心观察并记录各国民风国俗。他曾多次被邀请参加宫廷和民间的许多交际和节日活动，对各国风习亲历目睹其叙写真切生动。西洋之俗，男女婚嫁，虽有父母之命，而其许嫁许娶，则须出于本人之自择；女子到了一定年龄，父母会专为其举办舞会；每逢大节庆或慈善活动，还常举办假面舞会，参加人数众多，场面热烈欢快。《公使应酬大概情形》附记还记录了宴会座位安排礼仪，宫廷中王后怀孕、分娩、子女命名，都要举办朝贺仪式，各国使节及朝臣也须去祝贺。伦敦市长嫁女，婚礼在英国最大的圣保罗教堂举行，排场盛大，连英国市民也叹为“罕见”。在《日国公使奠慰君后》和《叶参赞之丧》两文中，详细介绍了西洋的丧礼，英君主为日本国君后之丧穿素，男女衣服、饰物颜色均有规定。描写芭蕾舞演员的演出服装“戏团之跳舞，女子数十百人，皆著一种粉白�袜，俨若肉色，紧贴腿足，若赤露两腿然，腰间用各色轻纱十数层，缝为短衣紧束之，结队而舞，则纱皆�起，此又极变幻之致矣”。
对于西方的传统信仰――基督教，黎庶昌也有描绘，如“复活节”活动仪式，他也去亲身经历。他还有一段评论：“耶稣窃释氏余绪以设教，其立言虽以劝人行善为主，而词皆肤浅，远不如释理之深。西人虽阳为遵从，实迫于习俗使然，不过奉行故事而已，非真于此心折也。”这种论点，说明黎庶昌试图去了解但没有了解到基督教文化的内涵，也没有很大的兴趣，在他早期的万言书就曾列“耶稣”为一大害，这是历史也是他本人的局限，当时的基督教不仅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冲击，而且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帮凶，黎庶昌能以这种相对平和的态度记录耶稣受难日，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黎庶昌考察各国民情风气并非出于猎奇，观风俗，知政教是他的主要目的。他在《卜来敦记》中说，英国盛强杰大，外人只知其船坚炮巨，逐利若驰，所以能在世界各地驰骋纵横，而不知其国内百姓之优游，会出现这样休闲的场景。“夫维坚凝斯能整暇”，从而可以窥知其国人的精神面貌。
黎庶昌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其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他的思想认识、心性道德、兴趣爱好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通过比较，他对君主专制的弱点以及官场的腐败黑暗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这促使他在后来提出“整饬内政”、“酌用西法”的建议。而西洋的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火车、轮船、电气和各种机器生产，确是富国强民的首要之术，值得国人学而习之。
作为中国首批长驻欧洲的外交官，考察各国地理极为便利。极富民族危机感的黎庶昌在欧洲除了撰写《西洋杂志》一书，还写了地理学专著数种，即《西洋游记》、《欧洲地理考略》、《由北京出蒙古中路至俄都路程考略》和《由亚西亚俄境西路至伊犁等处路程考略》。
黎庶昌的一生是多变丰富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文化方面他曾编著《续古文辞类纂》，在日本辑录的《古逸丛书》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方面的贡献，他的散文流畅简洁、典雅清新。他的外交生涯对于他的社会变革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欧洲的生活，使他眼界开阔，洞察时事。他心胸广大，勇于接受西学，并希望清政府变革，最终实现富国强兵，改变中国的命运。
黎庶昌晚年把所积薪俸大都用于赈济穷人、修建寺观以及印制古籍，留给子孙的田产有限，这或是受西方富绅的影响“不为子孙计画”。他的生活思想已经和西方社会有了千丝万缕的关联。
（黎庶昌：《西洋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