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童谣”试解] 儿歌童谣顺口溜
时间：2019-02-10 05:26:0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读到一则题为《灰色童谣悄然流行校园》的专题报道,第一反应是:不要大惊小怪,更不要小题大做! 今年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灰色收入”的提法,遭到代表、委员们的质疑,后来定稿时作了修改。可见“灰色”是个模糊概念,要谨慎使用。
这一报道的记者把“灰色童谣” 分为三种类型,我们就逐个来看一看:
一是“诉苦发泄型”,举了两例。一例是“书包最重的人是我,作业最多的人是我,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是我,是我是我,还是我……”思想感情正常的人,听了能不同情?说是“诉苦”,倒也不错,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吁减轻中小学生负担,这不是正好据以检查我们的“减负”还只停留在一般号召上吗?怎么就“灰色”了呢?
另一例是“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抄抄抄,考试的绝招”,这已是传承了几代学生的“诉苦”,应该是作为今天学生家长的几代人也能理解的。目前的学校教育中,考试还是检测学习成绩的重要办法,而学生有点夸张的“发泄”,其实有助于心理调节,有利于健康,不比一片“死相”好吗?
其次是“幽默调侃型”。例如:“在我心中,老师最凶,晚上补课到九十点钟;回到家里,老妈最凶,盯着作业从不放松;老妈走了,老爸最凶,天天把我骂得一窍不通;父母不在,老子最凶,拳打脚踢,发泄一通!才是真的‘真心英雄’。”除了“一窍不通”那一句似乎有点不通外,我看并没有什么非圣无法、需要扣上“灰色”一词的负面帽子的理由。至于戏改古诗,如“李白乘舟将欲行,忽听扑通跳水声。一个猛子扎下去,捞起一看是汪沦”云云,开个小玩笑,又有什么不对?
这样的小玩笑,千百年来从古代私塾到近代学校从来没有间断过。民国时期有一首校园歌曲《苏武》,“苏武,留胡节不辱……”本是歌颂民族气节的,到了小孩们口里,变成了:“苏武,老头儿卖豆腐,卖的不够本儿,回家打媳妇儿,媳妇儿说,不怨我,怨你给的多……”不用说消解了对民族大义的崇奉,单是提倡缺斤少两,颠覆了买卖公平、童叟无欺的市场道德,就不符合“政治正确”,但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都没有人对之胡乱“上纲”。
最后是“充满叛逆色彩型”,所举一例为:“一年级的小偷,二年级的贼,三年级的帅哥没人陪,四年级的美女没人追,五年级的流氓一大堆,六年级的情书满天飞。”乍一看,似乎满嘴的消极现象,然而,今天的校园早已不是封闭的,这里的夸张叙事,正反映了校园必须注意防范的负面倾向。如果教育当局以“采风”的态度对待此类“灰色童谣”,应该把它看做是来自学生的自发监督;如果校园风气未沦落至此,岂不可以防患于未然?如果个别学校有类似情况,岂不等于群众性匿名揭发举报?有什么不好呢?难道有人以为,念了这样的歌谣,就是要向小偷流氓看齐――“叛逆色彩”殆指此欤?
因此我赞成心理学专家陈默笑说的:“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现象,不用大惊小怪。”我以为尤其不要因大惊小怪而小题大做。记得1958年“大跃进”后欣逢“十年大庆”,不久即开始大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在大城市中先后开放了不收粮票的高价饭馆和不收粮票的高价点心,于是在一些小学以至幼儿园里流行过两句童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儿上茅房(北京等地北方方言,指厕所)”。不但对高价政策妄加讥弹,而且矛头指向很可能包括高级干部在内的有钱购买高价物品的“老头儿”,在有些人看来,应该算是“灰色童谣”了,至少不是“红色童谣”吧,然而并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或他们的家长或其他成年人,因这两句“涉‘灰’的言论”而受到政治追究。可见当时的政治气氛远胜于“到处都是反革命”的“文革”期间,虽然“文革”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但在那个困难时期,由于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在实行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弥缝“大跃进”造成的纰漏,同时,在思想政治领域也采取了相对宽松一些的政策和策略,即使有人想要“小题大做”,也碍于时势折腾不起来吧。这就是那两句小歌谣没有陷入文字狱的大背景。
【原载2010年4月17日《北京青年报》】
插图/“增负”/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