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叙事的主题意义建构] 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
时间：2019-02-12 05:28:4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传记 叙事 语言手段 同义场词语 评论性干预 摘 要:传记离不开叙事,叙事将许多事件连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使本来无序的现象变得有序化。而传记叙事主题意义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言手段的运用,主要表现在章节标题的概括性语言,还有同义性词语和评价性语言的运用,它们都对传记主题意义的建构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一、引 言
传记体要运用语言将一个人的完整一生中的言行思想叙述出来,并形成一个组织完整的言语成品即传记作品,这首先就需要有一个高度统一的叙述主题。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现实的人物,其一生所经历的事实是错综复杂、无穷无尽的,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事实也是极为复杂的,都是许多方面的条件和原因的综合产物。但是,传记作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所有的事实全部罗列出来,他只能根据自己的叙述意图选择一部分事实加以叙述,而如果没有一个高度统一的一致性的序列和一个一贯的主题,传记作品也就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也就不可能展现出传主的完整一生和他的品格和个性等。
传记首先要建构一个高度统一的主题。罗兰・巴特在《叙事结构分析导言》中还指出:“叙事的功能不是去‘再现’,它是要去建构一种景观……”叙事就有赋予事件以同类“主题性”的能力。叙事就将许多事件连成了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使本来无序的现象变得有序化,使零碎的、杂乱无章的事件变为有机统一的整体,事件也就被展现得像有一个结构,有一种意义顺序。
而在对传记主题的树立方面,语言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林志浩的《鲁迅传》,他的部分章节的标题,如“精神界之战士”、“‘彷徨’――从探索走向战斗”、“直面淋漓的鲜血”,清楚地显示了传主鲁迅的战士主题形象。在陈漱渝的传记里,这个形象更为显豁。传记第一章的标题为“兽乳养大的英雄”,中经“窃天火的人”,最后是“壮烈的冲刺”,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无比壮烈的英雄战士的形象。这里语言的运用是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的。
二、传记体主题意义建构的语言手段
(一)章节标题对主题意义的建构
自近代梁启超借鉴西方传记模式建立了传记分章节的模式以后,现代传记大多分立清晰的章节,而且冠以高度概括的大、小标题。这些标题很多都对传记主题意义的建构起着高度的导向作用。
传记中大的章的标题有的是以时期分段而立的,有的是分传主的不同方面而立的,但大多是兼有一些对传主形象、性格、贡献等的概括性或评价性语言的,如朱文华的《胡适评传》的大标题依次为:
第一章 家世:台湾官员的儿子
第二章 在故乡:绩溪农村的“�先生”
第三章 在上海:自命为“新人物”的青年学生
第四章 留美期间:中国的实验主义者
第五章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漩涡里
第六章 大革命前后:落伍的契机和轨迹
第七章 《新月》时期:“人权论”的提出与抛弃
第八章 《独立评论》时期:并不“独立”的政治立场
第九章 出任驻美大使前后:特殊形态的“过河卒”
第十章 北大校长任内:学者型战犯
第十一章 流亡美国:不安分的“寓公”
第十二章 老死于台湾:悲剧性的“哀荣”
这些标题既清晰地标示出传主经历的不同时期,也对传主每一时期的主要身份、形象等作了概括,这些概括性的语言在读者解读传记主题意义中起着引导的作用,即使没有细读传中的具体内容,我们也可以对传主有了一个轮廓的认识。
大多数传记中的标题都体现出传记的主题意义,它一方面对读者的阅读起着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它对作者来说也是一个导向标。传记作者要将他所知道的传主经历的众多事件连贯成为统一的整体,又要确保传记不变成事件的堆砌,作者心目中必须始终有这样的主题意义来掌控写作的方向,这也正体现出如金圣叹所谓的叙述事实的“以文运事”的方法,“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而绝不同于虚构叙事的“因文生事”,“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二)同义性词语对主题意义的建构
传记体作品要建构一个整体高度一致的意义主题,除了上述标题外,还必须依靠对叙事语言的选择和组织,这种选择和组织的手段是多样的,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是传记词语的同义性。为了体现出传记的主题意义,传记作者在事件、相关背景和人物的选择上往往选择那些具有同类性质的事件和人物等,而表达这些事件和人物等的词语在语义上也必然会体现出同类性质,它们或是同一词语的反复出现,或者同一语义场或相近语义场的词语的高频运用。
1.同一词语的重复运用
在司马迁的传记作品中,就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叙事的意义整体特性,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就有很高的词语的同义性。《史记评林》卷68中评《史记・商君列传》曰:“通篇以法字作骨,曰‘鞅欲变法’,曰‘卒定变法之令’,曰‘于是太子犯法’,曰‘将法太子’,而终之曰‘为法之弊一至此’,血脉何等贯穿。”可以看出,司马迁所选择的事件正是紧紧围绕一个“法”字,将众多的事件连缀在一起,使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个“变法”的商君。
现代传记也有一些是着力于凸显传主某一方面的主题形象意义的,比如在徐光荣的《国宝鉴定大师杨仁凯》中,“国宝”就是在全篇反复出现的主题词语;而在薛宝琨的《侯宝林评传》中我们看到最凸显的是“相声”,只在其目录中就可以看到很多,如“他选择了相声”、“相声也选择了他”、“他的相声文明”、“五档相声论略”、“相声还得讽刺”等,“相声”的反复出现无疑在我们面前牢固地树立起了这位相声大师的主题形象。再如陈光磊、陈振新所著的《追望大道――陈望道画传》一书,五章的标题依次是“求道”、“播道”、“履道”、“师道”、“存道”,全部围绕一个“道”字,“道”字的反复出现,使读者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先生“为追求真理而不屈奋斗的一生”,也就树立起了这么一个为“道”奋斗一生的传主形象。
传记体中这些同一词语的反复运用,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起到了反复刺激的作用,在读者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形中也引导读者得出相同的对主题意义的认识,从而也在头脑中树立起这样的一个传主的形象。
2.名词性同义场词语的意义建构作用
所谓同义场词语就是指意义属于同一大范畴的一些词语,比如传记要记叙的人物是一个革命家、领袖,那么传中所选择的事件则大多都是围绕他的革命生涯展开的,这样在词语上也必然是选用一些表达“革命”类的词语。
以《刘少奇一生》为例来看,首先事件所涉及的人物也以同范畴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等居多,如毛泽东、陈独秀、斯大林、李立三、邓中夏、周恩来等,这些人物专有名词的高频出现,造成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语义场。事件涉及的其他一些组织、机构等也有很高的同范畴性,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共湘区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共产国际等,一些表示会议、运动等的词语,如土地改革运动、罢工运动、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中共二大等,其他一些事物如《罢工宣言》、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中共二大的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等,表示这些事物等的名词在语义上都是相同性质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等语义场的构成部分。这些同语义场的词语的共同作用,就构成了传主一生从事的事业、经历的事件,也使传主的革命家、领袖的身份和个性人格得到了凸显。
再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传记作品所选择的则多是一些科学类的名词。如在于建坤的《科学巨匠李四光》中,围绕在“地质学家”周围的同义场的词语如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质研究所、北大地质系、地质构造学等,更多的地质学的专业术语如冰川地貌、地块形态、震旦纪褶皱、石炭―二叠纪地层块状花岗岩等,这些词语明显都属于“地质学”这一语义场之内的,对这类词语的高频运用不仅准确真实地表达出了传主李四光的一生事迹,也突出了他的地质学家的身份和他为地质学事业奋斗一生的高尚精神。
3.带评价色彩的词语的同义场性对意义建构的作用
在传记体中,有时作者为了更清楚地表明其叙述事实的意义,往往会运用一些带有评价性色彩的词语,这些评价性词语也具有很高的同义场性,它们也有利于传记主题意义的构建。
如在白新良等的《康熙皇帝传》中,其中二至八章的标题依次标为:“除奸”、“发愤”、“搏斗”、“武功”、“经世”、“利民”、“文治”,这些词语中都带有很强的褒扬色彩,都是褒义义场的词语,使读者很容易得出传主一生充满丰功伟绩的印象,而在“作风”一章中的三节依次是“勤政务实”、“崇尚节俭”、“仁慈宽厚”,更加凸显出传主的优良的品德。又如在邓明以的《陈望道传》中,“男儿立志出乡关”、“创建中国共产党有他一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 “艰苦卓绝的文化反‘围剿’斗争”、“影响深远的中国文法革新讨论”、“新闻教育事业的创举”等,这里也都选用了很多属于褒义义场的词语,这些加点词语的共同的褒扬评价色彩都在引导读者构建出作品的崇高的主题意义。
也有一些传记中运用了很多的贬义义场的词语,如在《李鸿章传》中,其章节标题中就有很多带贬义色彩的词语,如“纨绔子弟”、“仓皇逃归”、“出卖志士”、“结党排异”、“妥协媚外”、“野心初现”、“原形毕露”、“强奸民意”、“呜呼哀哉”等,而在其正文叙述中对传主也使用了很多的贬义词语,如跋扈放肆、不思悔改、呼朋引类、花天酒地、虚掷光阴、态度傲慢、盛气凌人、颐指气使、专横武断等。这些词语也体现出高度的同义场性,都是属于贬义义场的,它们的高频运用无疑就引导读者构建起了传记的贬性意义。
而有时在一些有对比意义的细节的叙述中,更可以体现出这种同义场性词语对主题意义建构的作用。如在黄峥的《刘少奇一生》中,在叙述安源大罢工中刘少奇与戒严司令李鸿程的谈判时的一些片段:
戒严司令李鸿程……便抬高嗓门蛮横地说:“你们俱乐部为什么要鼓动工人作乱?”
刘少奇毫无惧色,反问道:“……”说着又理直气壮地申述了罢工的理由。
双方僵持了一阵,李鸿程气急地拍着桌子嚷:“……”
刘少奇不为所动,斩钉截铁地说:“……”
“……”李鸿程又凶狠地喊。
刘少奇马上愤然回击:“……”
这里对敌对方的李鸿程运用的都是贬义义场的词语,如“蛮横”、“凶狠”、“气急”,而对作为传主的另一方则都是运用的褒义义场的词语,如“毫无惧色”、“理直气壮”、“斩钉截铁”、“愤然”,这样,传主的正义、勇敢、大无畏的精神昭然若揭,在这种对比中更加容易得出传记的主题意义是歌颂传主的伟大人格和精神。
传记体中运用词语的同义场性,是传记记叙人物真实生平的需要,也是凸显传记主题的必然要求,这些同义场的词语的反复高频出现,使事件都带上了相同或相近的意义,众多相同或相近意义的事件的组合,使得传记的主题意义更加鲜明突出。这些词语在读者的阅读中也起到了反复强化、增强读者对传主人格等的高度统一的认识的作用,因此也是对传记主题意义建构的一种重要手段。
(三)评论性干预对主题意义的建构
传记体在叙述人物的事迹时,往往不是只让事实本身说话,在这方面传记体不同于虚构性文学。虚构性文学可以依靠大量的气氛的渲染、心理的描写、动作语言等的细节的完全展示,使读者沉浸在作品的情境中体验出人物的所思所想等。而传记体一方面由于其本身的严肃性质,另方面也可能囿于传主事实资料的贫乏等,因此传记体在叙述事实时,经常会插入很多的作者的评论性语言,也就是评论性干预。这些评论性干预在传记主题意义建构中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传记体中的评论性干预,有时是在叙述过程中插入一些对人物的人格、思想、贡献等的直接评价。如在朱大渭等的《诸葛亮大传》中:
鲁肃是个极有战略眼光的人,他根据骤然变化的形势,清醒地作出判断:荆州中可与之联合抗曹的力量唯有刘备了。
他们为“孙刘联盟”所做的积极努力,反映了他们对时局观察的深刻和认识的正确。二人不愧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
例中加点的部分都带有明显的评价色彩,是作者对人物所做的评价,这些词语无形中也在引导着读者作出同样的判断,这对作品主题意义的建构也是一种促进。
也有的作者不是自己直接做评论,而是借用别人的评论性语言来对传主做评论,如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中,在叙述完了父亲参加的华北解放战争的事件之后,插入了一段:
关于华北解放战争中的父亲,曾任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元帅,在父亲去世后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对耀邦同志的评价,中央讣告已讲得很很好,我只讲几句,关于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部队先后担任纵队政委、兵团主任时的情况。他很善于抓政治工作,经常深入基层,足迹遍及华北,讲形式说任务,宣传鼓动,使部队很活跃,士气高昂。与耀邦共事或接触过的干部和群众没有不称道的……
这里,作者引用别人的话语来对自己的父亲做评价,使得评价本身显得很客观公正,也有利于传记维持客观的面貌。
在有些传记中,作者一意为了符合自己建构的意义而做的阐释,往往也带有很高的主观性,如在侯宜杰的《袁世凯传》中:
袁世凯在这次事变中成为胜利者,心花怒放,乐不可支,同时决定牢牢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加紧控制朝鲜,再爬高一步。12月15日,他上书李鸿章,建议说:“此时为朝鲜计,或战或和,在中国不难即了;然泰西方盛,不数年必又有异谋,则中国尤难防御。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也。”谁来充当监国大员?他没有明说,自己想干自在不言之中。由于中法战争正在进行,李鸿章不愿与日本失和,另起兵端,这一建议未获采纳。袁世凯不免大失所望。
袁世凯的上书内容被作者阐释出了呈现其野心的意义,而在后面的叙述者讲到了李鸿章的话语时:
1890年2月,李鸿章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十六字考核评语。奏请免补知府,以道员分省归候补班尽先补用,并赏加二品衔,奉旨九淮。袁世凯从此换上红色顶戴,成为监司大员。
这里李鸿章的十六字考核评语应该说都是褒扬的,但作者却没有多加阐释,可能只是由于这样的话语的意义与作者要建构的意义是不相符合的,因此就略过了。
由此可见,传记体中的很多评论性干预都是作者为了服务于传记的主题意义的建构而做的。这些评论通过作者的直接揭示,使人物的思想性格、事件、话语等的意义,直接进入了读者的意识之中,从而避免了读者通过体验得出的“一千个哈姆雷特”的不同的理解。这也体现出传记体这种言语体式不同于虚构性文学的供读者体验欣赏的性质。
以上所述传记体中这些建构主题意义的语言手段,也体现出了传记体的功能和意图。当然,这在不同类型的传记文体中也会有些差异。一般来说,成段的评论干预在历史性传记中经常运用,在文学性传记中也偶有见到,评论性传记中更是占据大半篇幅的。而在自传中极少见到,这是因为言语行为的“礼貌”和“面子”的交际原则在起作用。自传中作者多是只述事实,而很少对自己和自己参与的事件进行
评论。
作者简介:田英华,博士研究生,山东烟台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汉语语法、语篇研究、修辞学、语体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