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鹿原》小说的五个缺陷:白鹿原简介
时间：2019-02-12 05:33:5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白鹿原》 缺陷 审美 分析 摘 要:《白鹿原》作品作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国家级经典作品,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存在着五个方面的缺陷:《白鹿原》是《论雷峰塔的倒掉》等作品意旨的翻版,缺乏创新;自然景物描写的缺席,是《白鹿原》小说显见的问题;丑陋媚俗的性景观,严重影响了《白鹿原》作品的深度;狭隘的民族主义创作观念,制约了《白鹿原》的高度;“扬白抑鹿”的创作倾向,制约了《白鹿原》的广度。
《白鹿原》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优秀作品,也是备受人们关注和推崇的经典,然而,获得国家级文学奖并不意味着作品就是十全十美,从宏观审美的角度讲,《白鹿原》存在着五个缺陷。
一、《白鹿原》是《论雷峰塔的倒掉》等意旨的翻版,缺乏创新
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大家并不陌生,尽管只是一个杂文,但是通过鲁迅辛辣的文笔讥刺以及电影《白蛇传》和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重新演绎,人们记住了法海、白素贞等鲜明丰满的人物(文学)形象。《白鹿原》明显地继承了《论雷峰塔的倒掉》等的创作思想,在作品中主要情节的安排上再造出了又一座“雷峰塔”。
《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同情的是蛇妖白娘子,她不顾人妖不能结合的禁令,勇于追求爱情,在人间施展医术,“替天行道”,结果被多事的和尚法海强行镇压在雷峰塔底下,永世不得翻身,丈夫许仙也被法海蛊惑出家。在《白鹿原》中白娘子幻化为人间尤物小说主人公之一――“田小娥”。作品中“田小娥”是淫乱的代表,《白鹿原》里中众多的男人其命运都围绕着田小娥的肉身或遮蔽或敞开起伏,被原上的人们视为祸水。死后被族长白嘉轩(又一个法海)领导族人修了一座六棱砖塔压在下面,也让她永世不得翻身。这座砖塔就是封建宗法文化的象征。其实,田小娥本是一个重情女子,她不守礼俗,不计名利,追求所爱。开始嫁给郭举人做小,受尽凌辱,后来爱上黑娃(又一个许仙),尽管黑娃地位卑微,穷困潦倒,她也在所不惜,一心一意与黑娃过日子。她的爱情里,尽管多了一些贪情纵欲的成分,但正是这一点,使她有力地超越了传统的功利主义婚恋观的藩篱,还原了性爱的娱情悦性的本色――这一点显然是与封建宗法文化悖逆的。所以她与黑娃结婚不能进入祠堂认宗拜祖,失去黑娃的保护后更像绵羊掉进狼窝,成为牺牲品,死后还要被塔镇住。
我们说,法海将白素贞镇压在雷峰塔下的时候,他没有一点忏悔和同情之心,为了实现所谓的佛谕神示,使自己“修成正果”,不惜让人家妻离子散,可谓恶毒。他自己也未免不良心自责。尽管压在田小娥身上的塔是有形的,可是白嘉轩心中也有一座无形的塔。这座塔也压抑着他自己。同时他自身又是一座塔,这座塔立得很正,有棱有角,以其超稳定的结构树立在族人心中并对族人形成一种文化压迫。正如有人指出的:“白嘉轩以仁义支撑着的腰杆挺得很直,但他所维护的祠堂却摇摇欲坠,这是白嘉轩的悲剧,是传统封建文化的悲剧,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砖塔所压迫的只能是死去的小娥儿,活着的最终要摆脱精神的砖塔,走向人性的辉煌的。”{1}传说中的许仙最后看破红尘,皈依佛门,而叛逆者田小娥的爱人――黑娃最后也被祠堂祖宗和先圣先贤们接纳,“学为好人”,这是何等荒唐的逻辑。可以看到,在主要人物塑造上,《白鹿原》明显借鉴了《论雷峰塔的倒掉》等的相关思想,只不过把情节具体化,叙写精致化而已。立意上缺乏创新,实际是相关文章思想的翻版,与其国家级作品地位不很相称。
二、自然景物描写的缺席,是《白鹿原》小说显见的问题
人物、情节和环境是小说创作的三个基本要素,我们注意到,作为反映底层人民(农民)在时代“鏊子”中无法把握自己命运,只能随波逐流的群体时代情绪的经典文本,《白鹿原》很少写到自然景物,几乎完全是社会环境的全景图。
众所周知,“白鹿原”本身就是一个地理概念,无论它是一个点,还是一个带,都离不开地质地形山川地貌自然景物。“一切景语皆情语”,“何谓境界?情景交融谓之有境界”。景物描写对小说写作来说非常重要。茅盾先生曾经说过:“作品中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描写,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密切地联系着人物的思想和活动。”可见,人物的活动与各种环境关系密切。而景物描写是为小说的中心思想服务的,是为了准确生动鲜明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烘托环境和气氛的。景物描写通常有八种主要作用:“渲染环境气氛,暗示社会环境,表现人物品质,深化文章主题,反映事物变化,抒发作者感情,借物喻人、借物喻理等。”{2}在《白鹿原》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完整的景物描写尤其是自然景物的描写,或者客观地说,自然景物描写刻画在小说中的比重占得很低,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社会环境的转移和变化。即便是个别地方出现了一些自然景色,让你眼前一亮,仔细一看,也是为社会景色服务的,来预兆、影射社会文化心理的。而且写得粗疏不细腻。比如说第四章有一段写景物的话:“秋天的淫雨季节已告结束,长久弥漫在河川和村庄上空的阴霾和沉闷已全部廓清。大地简洁而素雅,天空开阔而深远。清晨的空气使人精神抖擞”,这段话表面上是绘自然之景,其实也是社会景色,衬托白嘉轩连娶六房女人的厄运已经结束。任何一个有基本判断能力的人都可以看出,它们是和纯粹的自然景物相区别的。
当然,景物描写在小说中只是辅助作用,而不是主体,但是完全写作纯粹的“人化的自然”是否有点太过偏颇?这种“见人不见物”的创作反映了什么问题?难道《白鹿原》真的就和“白鹿精灵”一样,飘忽不定,无法坐实,四处游弋?写作根于生活,人是自然和社会的双重生物,这种只重视社会环境的叙写,而完全放弃了作品中人物活动的自然场所的把握,势必使《白鹿原》作品的“写实”和“写意”方面的境界、品格和经典性大打折扣。自然景物描写的缺席,说明了作家“眼中无景”。对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不仅不应该,而且十分可怕。
三、丑陋媚俗的性景观:严重影响了《白鹿原》作品的深度
“人是一种知羞害羞的肉身存在。所有精神化的生存者们,都非常讲究灵魂的羞涩;而所有的肉身化的生存者们,都有着非常强烈的身体羞涩。生存者的精神和肉体的高贵感越自觉,他(她们)的羞涩感就越强烈;鲤靛的东西对生存价值的威胁越大,生存者为自己高贵核心所设的保护层就越牢固。”{3}人是相对理性的动物。可是在《白鹿原》中,到处是赤裸裸的物欲感官展演。从田小娥的淫乱,到鹿子霖的到处猎艳(色);从白嘉轩的连娶七房女人,到白孝文耽于肉欲和家庭决裂;从下人偷情,到翁媳乱伦……驳杂混乱的性行为、性现象、性景观随处可见。好像作品中人物的裤带一直松着,裤裆也是随时蠢蠢欲动,所有人都色迷迷的,没有个正经想法。可以说,《白鹿原》在性描写方面是极其不严肃的。《白鹿原》修订本获得茅盾文学奖,《白鹿原》编入学生课外必读教材不知道又要做什么修改?作家写“性”不是点到为止,而是巨细无遗;不是收敛节制,而是甘之若饴。把“煽情”功夫发挥到极致――正好体证了作家创作动机的可疑。正如有论者所言:“小说中,陈忠实写得最惊心动魄的是‘野合的性’,‘占有的性’……他的性欲想象力在田小娥这个女人身上获得了恣意的发挥。”{4}
我们说,“把卑劣的人性撕裂了给人看”,展示非常岁月人们的生存悲剧,这没有错,但是诲淫诲盗的嫌疑无法排除。无论如何,作品中更多的性描写违背了作家自己制定的“不以性作为诱饵诱惑读者”的原则。傅迪指出:“《白鹿原》在性描写这一方面似乎投入了过分的热忱,赋予了过多的篇幅。例如,白嘉轩先后娶了七个老婆,每一次的夫妻生活,作者都不厌其烦地加以描绘。田小娥先后和几个男人发生关系,其间对于性器官、性饥渴、性行为、性无能等的刻画可谓细致入微。更不用说对白孝文婚后纵欲的描写了。更离奇的是,作者竟然津津有味地描写起黑驴和红马的交配来,对动物的性器官、性行为也毫不吝惜笔墨。这不能不说是有悖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宗旨的”,“这些过多过滥的性描写是《白鹿原》能够阔步走向通俗读物读者群的一个重要原因。”{5}在这一点上,《白鹿原》和“最下最传”的地摊文学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形而上的创作思想和形而下的文本操作往往相互暌违,这在陕西作家创作中并不鲜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审丑也是一种审美。作家在对“原”上人群日常生活丑进行审美描绘的时候,没有把握好尺度和分寸,甚至把自己也陷进泥淖中去了。丑陋媚俗的性“审丑”类景观不仅没有为《白鹿原》作品增色,反而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四、狭隘的民族主义创作观念:制约了《白鹿原》的高度
陈忠实是中国文化沃土里生长出来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家。民族主义创作思想在《白鹿原》中也有体现。关于这一点陕西籍著名评论家李建军有过论述:“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是指那种纯粹以本民族利益为中心,缺乏博大的人类意识,世界关怀和普遍同情的情感和意识。”{6}在《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文学创作的答问》文章中,李建军举出《白鹿原》作品中“鹿兆海每杀死一个日本兵,就要割取一绺头发,最后集成一束,被交到了朱先生手中。朱先生燃烧它来祭奠鹿兆海”的相关情节,指出:“仇恨至于死者,这个情节反映了作家狭隘的民族主义创作观,是和同样写到了敌人的头发、却反映了博大的人类意识的肖洛霍夫无法相比的。”我认为这个判断基本正确。
仔细阅读《白鹿原》,你会发现“寻根”和“回家”仍然是文本的关键词。这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制约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家国同构,传统中国那种必须由‘家’去定义个人的情形,在建国以后,就扩充而为由‘国家’去定义个人”{7}。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渊源颇深,尤其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强盛后,对中国做了许多有悖于人类道义、良心和国际准则的事情,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作为体制内作家和长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资源的作家,与作品中主人公一样,陈忠实无法超越所在群体,无法超越时代局限,无法超越民族共同特性,无法让自己的作品再上一重境界。同时,农裔城籍身份,又使作家先天地具备了“稼娃”和“冷娃”两种心态。“冷娃”心态使作家在写作中敢于突破“性”禁区和思想禁区;“稼娃”心态使得作家前顾后瞻,形成了相对保守的写作理念。这两种心态互相博弈,构成了作家复杂的创作景观。往往是深受农耕文化影响的作家“安土重迁”,立足乡土题材,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佳绩;但另一方面,作品的视界比较局促,宏阔的人类意识和现代意识的缺乏,制约了《白鹿原》的高度,使其难以和国际创作接轨,难于突破“长城”,在诺贝尔文学奖平台上和他国作家进行竞争和对话。
五、“扬白抑鹿”的创作倾向:制约了《白鹿原》的广度
文学创作最忌讳的是“意在笔先”。也就是说,文字是充满挑战和魅力的游戏,应该即时调整,注重互动,给读者留白。《白鹿原》另外一个缺陷就是“先入为主”,在全书结构上设计了一个“扬白抑鹿”的创作倾向,写得太满,太实,没有给读者留下足够的思考和回味空间。
整个文本中,白嘉轩始终以正派人物面目出现,而鹿子霖为代表的鹿家一直是以屑小面目出现。正如席忍学所指出的:“《白鹿原》问世十多年来,评论文章层出不穷,且大多集中在白嘉轩和鹿子霖两人身上。虽有论者客观分析了白、鹿性格的优与劣,但总体上存在着‘扬白抑鹿’的倾向。其突出表现是:一些论者对白嘉轩和鹿子霖从真与假、善与恶、正与邪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了白嘉轩真善正,鹿子霖假恶丑的结论。”{8}
读者和评论界之所以会得到这种印象,是与作家本身的“扬白抑鹿”的创作倾向相关的。在作家笔下,鹿、白两人是不对等的。好事基本都是白嘉轩出面,而坏事都是鹿子霖做的。其实,从作品描写来看,白嘉轩和鹿子霖其实是一样的坏,应该采取双峰并峙,双水分流的写法。比如说对两人“情欲”的叙写,传统卫道士“白嘉轩”一连娶了七个老婆,在他心目中,女人就是传宗接代的工具。他娶老婆天经地义;而鹿子霖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他没有族长那么显赫的身份,只能靠坑蒙拐骗胡来,小说是这样描写的:“他村村都有相好的”,长得像他“深眼窝长睫毛”的干娃可以坐四席。在鹿子霖眼中,女人就是泄欲的工具。对田小娥而言,鹿子霖玩弄的是她的肉体,而白嘉轩摧残的是她的精神。实际上,在玩弄女性方面鹿子霖和白嘉轩没有区别。另外,鹿子霖还和白嘉轩沆瀣一气,欺凌弱者,白嘉轩依靠的是族权,而鹿子霖凭借的是政权。正如有论者所说:“《白鹿原》是一曲儒家文化的颂歌,主人公白嘉轩作为儒家道统的现实承担着,受到了作者格外的推崇。”“小说总体上是扬白抑鹿的”{9}。我们说,作家的身份职责决定了只能是展示和反映问题,而不能像政治家一样去尝试解决问题,作家恰好在这个常识问题上犯了大忌。这种“扬白抑鹿”的创作倾向制约了读者的思维,一定意义上影响了作品的广度。
基金项目:宝鸡文理学院重点科研计划项目成果(批号:ZKO975)
作者简介:孙新峰,文学硕士,陕西文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陕西文学研究。
{1}{4} 冯希哲等:《说不尽的〈白鹿原〉》,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213页,第780页。
{2} 高茂辉:《景物描写的作用》,《教育科学论坛》,1998年第10期,第25页。
{3} 段建军:《羞涩遮蔽与阉割――〈白鹿原〉的文化解读》,《说不尽的〈白鹿原〉》,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233页。
{5} 傅迪:《试析〈白鹿原〉及其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3期,第99页-第103页。
{6} 李建军:《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文学创作的答问》,《文艺争鸣》,2000年第6期,第25页。
{7}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14页-第15页。
{8}{9} 席忍学:《〈白鹿原〉评论中“扬白抑鹿”倾向》,《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4期,第93页,第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