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异世界里探索美的艺术】异世界迷宫探索

　　艺术的追求，在于不断地满足人类的审美需要。沈从文是这样一位作家，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总是孜孜不倦地探索和追寻着美：“我过于爱有生的一切。……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制，受它的处治。”(《烛虚・烛虚》)
　　他将美推到极高的地位。然而，当他面对都市社会“昏天黑地”的现实时，他的目光凝聚着忧郁和痛苦。他不得不将探索的目光转向他的故乡，那个“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湘西・引子》)的湘西社会。于是，他一面以厌恶的、颤的心，展示着都市上流社会带给他的种种“噩梦”，一面用热情、迷醉的歌喉，唱出对已成过去的故乡的回忆。这一正一反的两个方面互为经纬，交织在沈从文的全部创作中。最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和《沈从文散文选》，集中编选了沈从文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这两本书，凝聚着作者探索和追寻美的心力，从正面反映出他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和审美尺度。
　　沈从文作品的美学价值，首先表现为作品所反映的人生内容。他曾明确写道：
　　
　　“曾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
　　我告诉他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这个道德的努力。”(《萧乾小说选集》题记，见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大公报・文艺副刊》)
　　
　　从一定的道德观、世界观、人生观出发，沈从文在他的作品所反映的人生世相中，渗透着强烈的爱憎。这种爱憎倾向尤其鲜明地体现在他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创作中。他从湘西特殊的人生形式里，不断探索下层人民生命的美学价值。这种探索，是紧扣住湘西社会特定的历史背景展开的。沈从文的创作展示了湘西人民前后数十年的生活图景。清末的改土归流、一九二七年的反革命大屠杀、三十年代农村经济的崩溃破产、抗战前后骤来的风雨，几乎全都纳入了沈从文的艺术视野。
　　这远非和谐宁静的“世外桃源”，而是充满悲凉的人生社会。《萧萧》、《柏子》诸篇中的人物，生活在表面宁静的山村社会里。然而，他们肩负着长期社会停滞形成的巨大历史惰性力的重压，生命在一种畸形状态中发展。他们生性善良，并终日在艰辛的劳作中挣扎，却无法获得理所应得的正常人生权利。不仅如此。他们这种人生命运，非但月复一月，还要世代延续下去。不仅萧萧要在这悲凉的人生道路上终老，而且，迎娶入门的媳妇――又一代萧萧，又开始重复上一代的命运。在《湘行散记・老伴》里，作者见到绒线铺里的小翠正踏上她死去母亲十七年前的人生旧路时，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沉痛：
　　
　　“为了这再来的春天，我有点忧郁，有点寂寞。黑暗河面起了缥缈快乐的橹歌。河中心一只商船正想靠码头停泊。歌声在黑暗中流动，从歌声里我俨然彻悟了什么。我明白‘我不应当翻阅历史，温习历史’。在历史面前，谁人能够不感惆怅？”
　　如果说，《萧萧》、《柏子》等只是触及到平凡人生的一角，那里尚无骤起风雨来袭，那么在另一些篇章里，则再现了下层人民在历史变动中的困苦挣扎。《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里那些治外的苗民，在满清官府改土归流的政治变动中惨遭屠杀；《菜园》里那一对追求进步的青年男女竟在不测风云中陈尸校场；《丈夫》里那个在农村经济破产压力下被迫送妻卖淫的乡下丈夫，在一日夜里受尽凌辱；《贵生》里的年青农民，眼睁睁看着权势与金钱将自己的爱情抢走。在各种变动中，他们人的尊严与权利遭到公开的摧残与劫掠。生的权利、爱的权利、做丈夫的权利，几乎被剥夺殆尽。作者也发掘着他们人性的觉醒与原始朦胧的反抗。七个野人凭据山洞，拼死抗拒设官纳税；丈夫毅然携妻归家；贵生的无限愤懑点燃了那把无名大火。作者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小说习作选・习作选集代序》)他正是从人性的观点出发去观察下层人民的人生遭遇的。虽然，由于作者的世界观和生活视野的局限，未能从下层人民自身的阶级地位着眼，发现并写出他们更自觉的阶级反抗，提出阶级解放的要求，然而，正是在这里，作者为他们大声地呼唤着生的权利、爱的权利、做丈夫的权利、自由的权利，严肃而忧愤深广地对社会给予他们不合理的人生命运提出了抗议，体现出作者民主主义的基本倾向。
　　尤为重要的，是沈从文对下层人民悲惨人生的描写，并没有停止在一般的“同情”、“怜悯”上，而是将心贴近这种人生，更进一步发掘蕴藏在下层人民身上的美情感、美道德。在作者生活过的那个时代，下层人民总是被视为非人，尤其在精神领域内，更是被看成缺乏人的基本情感的动物。沈从文通过自己的创作，对这种偏见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我们且不谈《边城》等篇是怎样唱出了下层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的颂歌，即使在那些畸形的婚姻和爱情里，也仍然发掘出不易为人发现的宝藏。柏子与吊脚楼上的妓女，《湘行散记》中那个多情水手与多情妇人，《湘西・沅陵的人》里椰林岔那个年青寡妇，由于社会的无情，将他们推到各自不幸的人生路上。水手与妓女的结合，年青寡妇二十年如一日的爱情追求，虽然为当时的社会道德所不容，然而他们同常人一样，有着活泼泼的生命和火辣辣的爱情。作者从这种特异的人生形态里，发掘着他们生命情感的价值。细心的读者，是会发现蕴含在柏子等人放荡粗野的行为和年青寡妇一片痴情里的严肃意义的。这无疑在告诉读者，在下层人民中，这种畸形的爱情形态，也仍然比上流社会“没有爱情的接吻”纯洁、真挚得多，因而也高尚得多！
　　沈从文对下层人民道德形态的探索，并没有局限在爱情、婚姻范围内，还表现在对下层人民诚实、雄强、纯厚、爱美等道德原素的发掘。《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故事虽然结束在一种病态发展里，却也写出了两个士兵和一个普通乡下人对美的炽热追求。《虎雏》是一曲野性的雄强美的颂歌。虎雏这个野蛮灵魂，也是为世所非议的。然而，虎雏的性格，恰是特殊环境铸就的山民性格。这是一个不容人欺侮、好打抱不平、敢于同黑暗势力斗智斗勇的人物，虽然也掺杂着许多任性与胡闹。《虎雏》里的“我”用尽种种方法企图改造他成为一个体面的“上等人”，却终告失败。这是两种人生观的较量，都市的“文明”终无从战胜虎雏天性中的“野蛮”。作者采用的是寓褒于贬的手法，实际上，他是赞赏这种野性的雄强精神的。
　　这种爱憎取舍，是从作者特殊的道德观出发的。他多次声称，“我实在是一个乡下人”，“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习作选集代序》，见《沈从文小说习作选》)这些感想与观念“皆从实生活里取证来的。”(《从文自传・常德》)因此，他置传统道德观念于不顾，而且往往注目那些为世所轻蔑、所不容的方面，大胆地说出他对下层人民种种行为的道德估量。他从“野蛮”中见出雄强，从“低贱”里见出诚实，从“肮脏”中见出纯洁，从那被因袭的重负和时代大力挤压下扭曲的性格和灵魂里，发现他们的情感和道德美，从而对普遍存在于上流社会里的虚伪、怯懦、庸俗提出针砭，无疑有其积极意义。
　　《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龙朱》、《边城》诸篇，则从正面寄托了他的审美理想。这是一些缠绵动人的纯真爱情的颂歌。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再现了古老的习俗，古朴的人性。人们总是待人以诚，存心与人为善，他们信守着灵魂的天真。这是一片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灵魂世界。沈从文正是从这种原始民风里，找到了渴望的人情美。在他看来，只有这种向善的情感和道德，才是人性的本来。他强烈地渴望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复归人性的这种本来。沈从文创作中对人生美的探索，直到这里，才到达它的终点。与此相关，他总是哀哀欲绝地叙述着这些朴素人情美在现代“文明”潮流冲击下，不断遭到摧残的现实。从《边城》到《长河》，集中反映出这种倾向。《边城》描写的是一个尚未被时代风雨袭击，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宁静山村社会，在那里，浓厚的原始民性与封建宗法统治并存。《长河》反映的恰是这个社会发展到三十年代的现实。这里，时代的飓风在猛烈地吞啮着古老的社会习俗，迅速地变更着人与人之间原有的关系。“新生活运动”及其随之而来的种种欺诈、盘剥，象梦魇似地压在人们心头。作者说：“作品设计注重在‘变’与‘常’的综合，写出‘过去’‘当前’与那个发展中的‘未来’。尤其是叙述到地方特权者时，一支笔即再残忍也不能写下去，有意无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长河・题记》)无怪乎作者在《媚金，豹子，与那羊》里，发出这样的慨叹：
　　
　　地方的习惯早消灭了，民族的热情也下降了，所有女人也慢慢的象大城市里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是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它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
　　
　　摆脱社会权力、金钱、物质利欲对纯朴的人与人关系的污染，渴望按照人性本来处理人与人关系，选择爱，选择美。沈从文正是从这种湘西社会特殊的历史存在中，在现实与过去的对照中，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的。
　　作家们对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人性扭曲和人与人关系的恶化，怀着强烈的不满，于是向往着人类之初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但是，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他们无法找到人生复归的科学途径。看不到欲达复归，必须首先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根除导致人性异化的整个旧的社会基础。他们只能寄望于所谓“审美教育”，即从教育入手，使人们普遍懂得区分美、丑、善、恶，从而倾心美与善，摈弃丑、恶，实现人性复归。沈从文的创作，正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使那些已成过去的“人情美”，“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长河・题记》)，做为人与人关系“重造”的基石。显然，这只是一种无从实现的善良愿望。
　　沈从文这样说过：“一个人若真正有过用笔经验时，就明白任何高明论议，都无从根据它有效生产作品。”(《废邮存底》，见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二日天津《益世报》)沈从文是一个对社会人生有着独特思考的作家，但他的作品的完成，却主要的不是根据这种思想认识，而在于他对作品所反映的种种人生形式的熟悉和恰当的艺术处理。沈从文的创作题材是很宽泛的，单一的为了适应题材的多样性，沈从文采用了多种创作方法，这里有忆往的写实，有浪漫的传奇，也有象征的抒情。它们以其不同的艺术风貌，给人以特征各异的美感享受。
　　《萧萧》、《柏子》、《丈夫》和《湘行散记》、《湘西》等散文创作是忆往写实的典型篇章。这些作品，基本上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逼真地再现了湘西社会的历史真实。首先，这些作品着眼于湘西社会的特殊性，刻划了中国边远山村的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这种典型性，在于它是中国的，尤其是湘西的。《萧萧》、《柏子》、《丈夫》三篇小说分别描写了生活在卖淫制、典妻制和童养媳制度下的山村儿女的生活情态。这是普遍存在于旧中国社会里的三种罪恶制度。在二、三十年代的小说中，同类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见。然而《萧萧》、《柏子》、《丈夫》中人物的生活遭遇与命运结局却有着独特的方式。萧萧终于没有被发卖，更没有沉潭，甚至在锁呐声里还抱着新生的毛毛自得其乐；丈夫终于带着妻子回家；吊脚楼妓女怀着痴情，柏子也感到一种可怜的满足。这是悲剧，又是喜剧，读了令人啼笑皆非，诱人去咀嚼这复杂人生的全部哀乐。这种人生的特殊性是由湘西社会的历史特点决定的，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恶性肿瘤与封闭的山村社会保留的原始民性绞结在一起的产物。沈从文创作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始终紧紧扣住现实生活的这种特殊性，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其次，人物的性格刻划和环境描写并未掺加作者的主观选择。这些作品分别塑造了萧萧、柏子、丈夫等艺术形象，这些人物的性格，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一方面，他们在社会环境给他们安排的人生命运中挣扎，时代的大力扭曲了他们的灵魂，听任命运的播弄而不自觉；另一方面，他们又带着自身所属阶级的勤劳、诚实与热情，在各自生活的环境里，又有着各自的人生追求和自身的生命尊严。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正是结合着人物各自生活的特定环境，再现了人物性格的真实。在这里，作者并没有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加以主观取舍。正如他在《边城・题记》中说：“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自然便老老实实写下去。”与之相联系，作者的情感倾向自然地渗透在人物命运演变的如实描绘中，表现得十分隐蔽。他仿佛只是指给你看：喏，这就是人生，它就是这个样子。此外不置一词。在这类小说中，沈从文力图让现实客观存在自然透射出事件的内在哀乐，去叩击读者的心扉，诱导人们去体味，去思索，然后你便获得一种人生的严肃感。这时，你已经摆脱了事件表面给人的幽默或痛楚，领悟到人生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型范，从而转化为一种明晰的审美感受。
　　《月下小景》、《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表现出与前一类小说截然不同的审美特征。这些以苗族传说为题材的小说，全属浪漫的传奇。这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是极为罕见的。这类小说究竟具有多大程度的生活真实，谁也没法断定。然而，积极的浪漫主义也并不要求生活的真实，它只要求艺术的真实，即从现实关系中提取出一种积极的理想追求，一种通过情感折射出来的现实关系的真实。沈从文上述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在夸张的想象中完成故事。不仅人物性格描写按照作者的理想标准加以净化，对环境、氛围做了极度渲染，甚至人物的形体、相貌也做了夸张的处理。《月下小景》与《媚金，豹子，与那羊》里的年青恋人，在死亡来临之前，那氛围，仿佛不是死亡消灭了爱情，受伤的灵魂将去叩击地狱之门，反倒是爱情从死亡中获得自由，灵魂的翅膀将载着他们去赴天堂里为他们举行的婚宴。作者之意显然不在告诉人们，生活中的爱就是这个样子，而是在说，合理的爱应当是这个样子。作者通过这种构想的爱情的幻美，折射出现实生活中为权力、金钱玷污了的人与人关系的丑恶。
　　《边城》、《长河》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这两部作品，是沈从文试图反映湘西社会的历史发展，寄托其人生理想的姐妹篇。《边城》写的是往日的湘西，是现代“文明”浪潮尚未大举浸入的封闭的山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回荡着牧笛般清越和谐的音响，如果考察一下湘西地区的民俗，这确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做为小说主线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就孕育于这一特殊的民性之中。《长河》则着眼于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湘西社会的历史演变，其中更多地响起了时代的锣鼓。“新生活运动”和随之而来的种种变化，完全打破了山村社会原有的宁静，封闭的堤岸已被现代“文明”潮流击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长河》再现了三十年代湘西社会的真实。然而，《边城》、《长河》究竟不是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边城》在揭示人的社会联系方面，只写善，不写恶；《长河》虽然在善恶对照中展开故事，也总是时时以乡村幽默去冲淡和中和邪恶造成的惨酷。作者这样处理，是同他的理想寄托分不开的。他不愿让丑与恶去破坏美与善。他需要通过这种选择，从正面寄托渴望人与人关系改善的社会理想。他说：“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水云》，见《文学创作》一卷四、五期)因此，《边城》、《长河》与其说是湘西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勿宁说是湘西社会历史演变和作者审美理想的艺术象征。这确是象征的抒情。作品题名“边城”、“长河”，而不是“翠翠”、“吕家坪变迁”之类，显然寄寓着作者对湘西社会人与人关系演变的历史观照。更为重要的是，这已不只是翠翠或滕长顺一家的悲欢离合，它隐喻着更广大得多的人生内容。因此作者在谈及《边城》时说：“我过去的痛苦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故事上，方得到排泄与弥补。”(《水云》，见《文学创作》一卷四、五期)朱光潜道破了这个秘密：“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示出从文自己这方面性格。……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从沈从文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见《花城》第五辑)歌德在谈及象征时说：“每个情节必须本身就有意义，而且指向某种意义更大的情节。”(《歌德谈话录》99页)《边城》、《长河》正是这样一种象征的抒情作品。
　　沈从文的创作并非完美无缺。在他众多的创作中，也远非同一个水准。尽管如此，沈从文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品，在三十年代“乡土文学”创作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提到“乡土文学”，要在理论上确切地给它一种科学的界定，确是一个艰难的课题。但它终是一种历史存在。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它也是许多作家致力探索的目标。《沈从文小说选》和《沈从文散文选》的出版，对当前文学创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无论沈从文创作中的得与失，都会给当前以乡土为题材的创作提供一种启示。现在，以社会主义时期新的人事为描写对象的“乡土文学”创作，正显示出新的艺术生命力。正象沈从文在一篇新编选集的题记中所说：“我已读到不少新作家的富有生命力的新作，那才真象是代表新时代的有青春光彩的生命的歌呼！”以鲁迅开源的，并为后来的中国现代和当代作家们发展了的“乡土文学”，正展示出光辉的发展前景。然而，如何进一步写出我们民族心灵上新的哀欢？描写出我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切向上的努力？“乡土文学”创作如何适应人民的新的审美需要？这正需要作家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做出回答啊！
　　
　　一九八二年二月，写于长沙
　　
　　(《沈从文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平)1.60元，(简精)1.90元；《沈从文散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第一版，1.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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