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国维的功过 王国维
时间：2019-02-13 05:28: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很早以前，有一些朋友对我说：日本各地逢王国维忌辰，不少知名学者为他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我相信这是真的。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贝冢茂树在其一九七九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的再发现》一书中，就十分服膺王国维的治史方法。贝冢常把自己看作王国维的学生。他于一九二八年第一次来我国访问时，曾经到过昆明湖凭吊王国维。最近还听说，西欧各国的汉学家，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正起劲地研究《人间词话》。
这些生动的事例，足以说明王国维在国外至今尚有不小的影响。
但是在国内也有人不大了解王国维。一九八○年初，复旦大学有一位教授到海宁讲学，他第一句话说：“我很荣幸来到王国维先生的家乡……”。当时年轻的听众，皆相顾愕然，不知王国维何许人也。
我结识一位海宁籍的朋友，是翻译家，他多年来立志要在业余对王国维研究一番；可是，访遍海宁，仅发现一部《静庵文集》。连《观堂集林》也得到杭州或上海的图书馆去借阅。
青年一代，听到王国维的名字，感到陌生，是情有可原的。在王国维的故乡，不重视王国维的著作，亦不足为奇。最使人惊讶的是：打开一九七八年出版的《辞海》一看，在《王国维》条目下，一则说：“所著《殷周制度论》等，为清朝复辟制造舆论”；再则说：“在其著作中，比较系统地宣扬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和封建思想，为胡适派所重视，在当时起过颇为恶劣的影响。”而对王国维在学术上的“划时代的工作”和“惊人的成绩”，却只字不提。(引号内的话，是郭沫若所说。)显然，这有失公允。这两年，这种极端不利民族文化发展的坏学风，开始有了转变。例如，李泽厚同志在其新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大胆地指出：“梁启超、王国维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应予肯定的人物，功大于过。”
象王国维这样的人，和他同时代的人物相比，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复杂体。断不能根据他所写的某，篇论文，就肆言其思想如何；即使是他在读者中反应较大的某些作品，也不能据以评定其人。例如，他的《红楼梦评论》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第一篇比较系统的专论；《人间词话》更是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名著，早赢得了国内外众口一辞的赞赏；而《宋元戏曲史》向来被认为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同属前无古人之作。不过，从王国维的一生看，这些，只能代表其人的一个方面。具体地说，这是三十岁左右作为文学家的王国维。如众所周知，三十六岁是王国维治学的分水岭。在中国近代史上，王国维是以史学家的形象出现的。国外学者对王国维推崇备至的也是他把历史文献与出土资料密切参证的治史方法。而王国维在史学上最突出的成就，又是与他艰苦卓绝地钻研甲骨文、金文、木简、封泥、唐人写本残卷以及其他古器物分不开的。他写下的数以百篇计的各种各样的著述，则是自乾隆嘉庆以来朴学的新发展。从本世纪初直到现在，国内外对“甲骨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兴趣，大有与日俱增之势，而这两门学问的奠基者正是王国维。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在这些学术领域进行适当的考察，才能充分认识王国维在近代史上的地位。此外，王国维主编过《教育世界杂志》，又是国内最早的师范学校――通州师范的教习，他的教育见解，也值得探讨。最有意义而又最易为人忘记的是他晚年主讲清华国学研究院，甚受研究院生的爱戴。我国当代在文史方面赫赫有名的大家，如王力、徐中舒、谢国桢、高亨……，还有已去世的吴其昌、刘遂、姚名达……，全是王国维的及门弟子。语云：百年树人。王国维用自己的心血为祖国浇灌的新苗开花结果了。他的贡献，确是历久而弥新。
以上简单地说了几件“功”之大者。再从“过”的一面来看看。假如只看到王国维拖着长辫、以当宣统皇帝的五品官为荣，也是皮相而已。还得进一步剖视他的内心世界，方为得之。例如，他自称平生较满意之作的《颐和园词》及《隆裕皇太后挽歌辞》，就值得过细研究。他为什么要写这些诗？是处在什么环境写的？又是怎样写的？再看他的行止：一九一九年北京大学聘他当文科教授，他坚决不干，后来经友人马衡一再劝说，一九二二年他才勉强答应做一名通信导师。而他在接到宣统的诏书后，很快就离沪北上。这是出于什么样的感情呢？接着要问的是，假如不是“南书房行走”的职务，可以借此鉴赏内府藏器的话，他又会不会如此热衷？这些都是要认真考虑的。诸如此类，不评论王国维则已，要评论，就得在他的著作中和著作外去多方发掘。决不是粗知一二所能完成任务的。
郭沫若同志曾经作过鲁迅与王国维的比较研究。发现这两位大师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但鲁迅“随着时代进展而进展，并且领导时代前进；而王国维却中止在一个阶段上，竟成了时代的牺牲。”这是为什么呢？郭沫若认为“王国维之所以划然止步，甚至遭到牺牲，主要的也是朋友害了他。而鲁迅之所以始终前进，一直在时代的前头，也未始不是得到朋友的帮助。”这样说，当然有他的依据和一定的道理；但决不能以此为压倒的理由。郭沫若自己也知道，如果过分强调朋友关系，很不合适。所以接着又说：“然而单靠这种关系，也不一定收获到如愿的成就。例如岂明老人的环境和社会关系，应该和鲁迅的是大同小异的吧，然而成就却相反。”最后，他也承认主观努力的重要性。可惜他对这一点说得非常不够。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内因是主要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个很普通的道理，正是我们评论任何人物时不能离开的原则。
其实，我们把同时代的人物，作些比较研究，是有益处的。但得多拿些人相比，而且要从各个方面去比，不要限于一对人物，更不要局限于比那几个方面。比如拿孙中山与章太炎比，拿孙中山与黄兴比，拿谭嗣同与梁启超比，拿梁启超与章太炎比，拿鲁迅与胡适比。如果是以研究王国维为主，就拿王国维与这些人比。比他们的家庭出身，比他们所受教育及其经历，比他们的社会关系和宗教信仰，甚至还比他们在国外住过多长时间，他们本身拥有的财产收入，乃至其家庭成员等等，都可以作为比较研究的内容。比来比去，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往往由此可以看出人物的成就大小，还可以窥见人物的精神活动。姑且举个例子吧。美籍学者薛君度在其所著《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中，提及孙中山从小进教会学校，早期接触的人，大都是华侨中的商人、手工业者、雇员或会党分子，没有一个接受过传统的儒家教育。直到他结识了科举出身的黄兴，才在留学生中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同书又提到章太炎、吴稚晖、朱和中等人，原先都以为孙中山目不识丁。的确，在一九○五年前，孙中山在知识界的声望远不及黄兴、章太炎，主要是由于他自己没受过传统的儒家教育。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很可能这是孙中山的短处。但是，反过来看看，黄兴一生中往往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与旧势力妥协而受到责难；章太炎后来脱离民众、渐入颓唐，由一个拉车前进的好身手，倒退为拉车倒退。而孙中山却始终是一个革命者，晚年提出联俄、联共、扶植农工的政策，不愧为顺乎潮流的先驱。这，是不是与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与否有关系呢？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他认为“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生。对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身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遁逃而入于佛。”他自己就是这样的。章太炎曾经要披剃入山当和尚，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我粗略地屈指算过，这一时期的杰出人物，绝不受佛学影响的，惟孙中山与鲁迅。王国维潜修内典，为时甚早。由“黑海西头望大秦”变而为“早知世界由心造”，佛学对他的影响，可谓深矣。此外，还有老庄哲学对旧时代知识分子产生魅力，确实存在。这里就不一一讲了。这些，归根到底，可以让我们看出中国近代史上知识界代表人物的世界观、人生观是怎样形成的。而这种世界观、人生观一经形成，就决定着这些人物在生活道路上所采取的态度。我们如果要评论王国维，又怎么能回避这些问题呢？
历来对王国维之死，都认为是一个难解之谜。如果不从王国维的世界观、人生观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其结果自然要产生各种不同的死因说。
王国维为什么自杀呢？大约有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殉清。最早持此说的，当数清华学校校长。他在当天晚上当众公布：“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池。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见《国学论丛》一卷三号《记王静安先生自沉始末》)王国维的助手、《王静安先生年谱》作者赵万里也是主张这一说的。人们还可以拿宣统的诏书和当时人的挽联等证实此说。但，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中把这一说法批驳得无立足之地，这里不必重复。
最近又出现了第二种说法。美籍学者叶嘉莹提出王之自沉，并非殉的满清王朝，乃殉的王氏当时自以为已然来临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总崩溃。(原文未见，引自周汝昌：《美红散记》)我认为此说并不能成立。王国维为什么会自以为中华传统文化行将总崩溃呢？这是不可能的。在王国维出生之前十余年方告结束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要是站在反动统治者的立场来看，应该算得是很不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吧，但历史证明：中华传统文化，并未因太平天国起义而导致崩溃。这是作为史学家的王国维所不能否认的。甲午中日之战、庚子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这两次历史上的大变故，是王国维身经目睹的。他也并未因此得出结论说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濒于崩溃了。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政府，建立中华民国，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的事。虽然王氏当时偕罗振玉逃亡日本，但数年之后，他回到祖国，也未曾发现中华传统文化已告崩溃。为什么屡经世变，都未曾崩溃的、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传统文化，一听说北伐军就要打到北京的消息，王国维就自以为总崩溃已然来临呢？无论如何这是说不过去的。
第三种说法，以郭沫若为代表。他说：王之死“实际上是受了罗振玉的逼迫。详细的情形，虽然不十分知道，大体的经过是这样的。罗在天津开书店，王氏之子参预其事，大折其本，罗竟大不满于王。王之媳乃罗之女，竟因而大归。这很伤了王国维的情谊。所以逼得走上了自杀的路。”女婿不善于做生意而亏本，迁怒亲家，说法本身颇有点滑稽。事实真相并非如此，王国维的大儿子王潜明，于一九一八年与罗振玉的次女结婚，不幸在婚后将近十年，于一九二六年八月，王潜明竟以病卒。作为至亲骨肉的罗振玉，在女婿身死、女儿万分沉痛的日子里，把她从上海接回天津娘家住一段时期，自是人之常情。决不是什么“大归”。更谈不上伤了王国维的情谊。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也就是王潜明死后两个多月之久，是王国维五十岁生日。当时，他在北京的亲戚、朋友、学生替他祝寿。在天津定居的罗振玉，虽不象王国维在一年之前亲往天津为罗祝贺六十大寿，却也命家人送礼，尽到了戚谊。罗王之间的感情，并未陷于破裂可知。
第四种说法，是博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所写的：“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跳进昆明湖自尽了。”左一个“不知”，右一个“不知”，哪能断定王国维是被罗振玉逼死的呢？关于王国维的死因，溥仪在书中还有一个附注，说：“据说绍英曾托王国维替我卖一点字画，罗振玉知道了，从手里要了去，说是他可以办。罗振玉卖完字画，把所得的款项一千多元，作为王国维归还他的债款。王国维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旧帐，王国维还要补给他不足之款。王国维气愤已极，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因此跳水自尽。据说，王遗书上义无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破绽也出在这个附注上。溥仪身边几个内务府大臣，无论绍英、耆龄、宝熙，替溥仪变卖字画或其他古玩之类，决不自溥仪避居张园之日起。内务府大臣干这种勾当，门路可多啦。当时北京的报纸揭载还少吗？换句话说，他们要找经手人，也不会找到王国维名下。罗振玉近在天津，且在大连开古玩店，专做外国人的生意，难道绍英还怕罗振玉捣鬼吗？一千多元款项，相当于王国维两个月工薪，说少，诚然不算少；说多，也不算多。我们要知道，罗振玉把《澄清堂帖》卖给日本大西隈侯时，卖价是一万元。他不会因区区一千多元，破坏与王国维积三十年久的友谊。王国维也不会因两个月工薪之微而跳水。这分明是背后攻击罗振玉的人，如郑孝胥之流编造出来的流言，完全不足为信。
既然以上四种说法，都站不住脚，那么王国维到底为何自杀呢？如前所述，必须从王国维的世界观、人生观去寻找答案。封建的儒家学说、老庄哲学、佛学、叔本华与尼采，一切消极悲观的东西，统统集中在王国维身上。早在一九○四年他写《红楼梦评论》时，就满脑子厌世思想。这种把“人间”视同“大梦”的观点，随着饱经忧患的不幸身世，不断地得到发展，终于形成了牢不可拔的人生观。我们可以从王国维各个时期的作品找到证明。再，就是王国维由于四岁丧母，家境又不富裕，从小多病，健康状况极差。他的脚气病，使他在“东文书社”和在日本留学的活动不得不中断，以后也一直未愈。根据医书，这种病长期不愈，病人有肌肉萎缩、步态失常的症状。又严重影响视神经。这些都与晚年的王国维的形态符合。在脚气病给他带来的痛苦日益加重的情况下，肺结核又侵袭了他。他死之前几个月，严重咳血。健全的思想寓于健全的体格，这话是对的。疾病的折磨，给王国维本来就厌世的思想更加涂上一层灰黯之色。过去从来没有人把他的健康状况和死因联系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应当有的疏忽。世界上自杀的人，往往是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达到极点而然。退一万步说，时局的震荡，爱子的早亡，知己的龃龉，生计的煎迫，纵使与自尽有关，也不过是促使他的悲观厌世思想变成现实的若干因素而已。
总之，我们评论王国维，首先是要以唯物主义作指导，清除宁左毋右的坏学风在头脑中的残余，同时还要不为权威人士的成说所囿。既要了解王国维学术上的成就，肯定其功绩；又要充分看到他身上过多的落后堆积层。除了分析大量的文字资料之外，更要出门调查、访问，用各种方式向直接、间接与王国维有较多接触的人请教。这样做，对王国维作出的评价才能达到既不溢美，又不贬低。笔者在写作中的《王国维评传》，正朝着这一目标努力。深信这是中外学者所希望的。
本文最后还有一个小小呼吁：王国维出生的海宁故宅，在今浙江海宁县盐官镇。地当钱塘江畔，距离海塘很近，是观潮胜地。故宅旁原有三株参天古木，早几年已被砍伐。围墙也倾圮了。但老屋仍保存百年前旧样。这里目前正在兴建，打算辟为旅游区。深盼当局对王氏故居加意保护，不要迳予拆毁。那末，未来的旅游者于观潮之余，也可顺便参观这一代学人的出生地，岂非胜事。
一九八一年初于秀峰湖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