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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予思想遗产以新的活力_思想遗产

    时间:2019-02-13 05:42:1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读恰托巴底亚耶《印度哲学》      一      自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感梦遣使,白马驮经以来,中印思想文化交流已逾两千年。在漫长的岁月里,两国的高僧贤人不畏艰难险阻,辛勤跋涉,求法译经,笃而不辍,在世界思想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进入近代,中印先后沦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文化交流也因之日趋衰落。本世纪五十年代初,两国人民分别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共同的历史和任务使两国的友好交往达到空前盛况,然而却未能持久。目前,我们对于印度包括哲学在内的学术研究情况,显然已有些陌生了。恰托巴底亚耶的《印度哲学》一书的翻译出版,为我们了解印度哲学界的近况提供了一份有益的资料。
      德・恰托巴底亚耶(D.Chattopadhyaya)是当代印度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在国际印度学界也久负盛名。他曾先后被苏联科学院和民主德国科学院授予院士。《顺世论――古代印度唯物主义研究》(一九五九年出版)是他的成名作,一九七六年出版的《印度哲学中活着的和死去的》一书获得了国际印度学界的高度评价。《印度哲学》初版于一九六四年,一九七二年作者又加以修订再版。尽管这本书“旨在对印度哲学的传统体系作一通俗介绍”,然而,由于作者深厚的功底和渊博的学识,使得此书不仅易于理解,而且在不少地方还体现出作者的卓越见解。例如,此书关于前弥曼差派的唯物主义因素,枯马立拉反对天帝的观点,《奥义书》唯心主义来源等问题的探讨,就都是别人所从未涉及过的。尤其是书后注释中还旁及大量印度哲学研究的专著及名家,为有志研究印度哲学的读者提供了一份很好的参考书目。
      
      二
      
      印度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如果自印度最早的较系统的哲学经典《奥义书》(约公元前一○○○年)算起,印度哲学思想的发展已历经约三十个世纪之久了。长期的演变过程,不仅产生了浩瀚的典籍,也形成了繁多的派别。如何对待历史所赋予的这笔丰富的思想遗产,即如何处理批判与继承的关系,这是每一个文明古国在新的时代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最早采用近代的方法来整理研究印度古代哲学典籍,是由欧洲人开始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随着英国殖民主义对整个印度次大陆的侵占,G.T.柯耳布鲁克、U约翰等英国学者首先赴印进行文化“垦荒”,随后,法、德、俄、比等国文人纷纷来印探“宝”。他们搜集、整理了不少印度古老的文献,并将其翻译成各种欧洲文字陆续出版。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为《印度丛书》(Bibliotheca India,一八四七,加尔各答)和马克斯、缪勒主编的《东方圣书》(The sared books of the East,一八七九,牛津大学)。通过对印度文化的接触,西方殖民主义者意识到,印度传统哲学的神秘主义、唯灵论和热衷于解脱出世的倾向,对于他们奴役和掠夺印度人民是十分有利的,因此他们有意无视印度哲学中的糟粕,交口赞誉它的玄奥深密。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始,印度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迭起,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的印度资产阶级分子开始对本国哲学进行系统研究,并逐渐取得了领先地位。拉达克里希南的《印度哲学》和达斯古普塔的《印度哲学史》即为其代表作。然而,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及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印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思想遗产采取了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或曰“补偿心理”。面对西方文明,他们妄自宣称:“尊古是又一民族特性。……面临新文化或知识的突飞猛进,印度人不屈从于一时的诱惑,而是坚守传统信仰,尽可能把新东西纳入旧东西。这种保守的自由主义是印度文化和文明成功的秘密。”(S.拉达克里希南《印度哲学》卷一,第46页)甚至有人认为,在古老的“吠陀”里已经有现代的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化学等。如果说在中国“五四”运动中,先进的知识分子是以“打倒孔家店”作为自己的口号的话,那么印度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同时期的口号则正与此相反,而是――“保卫吠陀”。恰托巴底亚耶作为一位具有锐敏识见的思想改革家,他深刻地意识到,不批判这种盲目继承的保守主义传统,印度就不能继续进步:“我们多少世纪来习以为常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真理、‘古已有之’不是确认真理的充足理由”(第6页)。基于这种立场,他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尖锐地批判了无知、业、解脱和瑜伽这些在印度人民中根深蒂固的“唯心主义及其庇护下的各色各样的迷信”。他勇敢地宣称,“业是印度反动的轴心”(第5页),无知是妨碍科学进步的绊脚石。
      作者的批判是猛烈的,但头脑是清醒的,他并没有因此而走向虚无主义,而是明确地指出:“要在这所有一切中区分出什么是活着的,什么是僵死的。因为保存我们哲学遗产中的有价值的东西与抛弃无价值的东西是同样的迫切需要”(第4页)。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判断标准:“对于我们祖先的思想库存,其中那些有碍我们当前取得进步的东西需要批判地抛弃,而那些对建设我们的理想未来仍然有用的东西需要特别地强调。”(第5页)作者在他的《印度哲学中活着的和死去的》中指出:“我们目前所迫切需要的是世俗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与此相反的则是阻碍进一步发展的已经僵死的累赘的思想和观念”(俄文本,一九八一年,第8页)。在这些阐述中,包含着作者关于批判与继承关系的精辟见解。而实际上,作者也正是依据这个标准对整个庞大的印度哲学体系进行剖析的。我国学术界对于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曾有数次大讨论,恰托巴底亚耶的思想,对我们也是不无启发的。
      
      三
      
      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大体有两种。一种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哲学思想的内容形式、体系结构、思想渊源,搞清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第二种是通过研究哲学史或历史上某些哲学家来表达某种观点。用中国的古话说,前者是“我注六经”,后一种是“六经注我”(见李泽厚《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论康德黑格尔哲学》第1页)。依据这一分法,恰托巴底亚耶所采用的方法应属于后一种。他试图通过剖析整个印度哲学体系,来说明印度哲学史也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哲学史上两大阵营的斗争是社会的阶级斗争(在印度则表现为种姓斗争)、生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作者力图向人们揭示,印度哲学不单是神秘主义的摇篮,而且也有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
      作者的这种方法集中反映在他对于吠檀多哲学和顺世论的阐述上。吠檀多哲学是从古至今一直在印度思想领域里居统治地位的派别,其基本思想是:梵是最高实在,作为纯意识的自我与梵是同一的,物质世界是不真实的,人们应当认识到现实的虚幻,亲证梵我同一,从而达到解脱。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反科学的客观唯心主义,然而不仅古代的商羯罗、罗摩奴等人,甚或号称印度“近代之父”的R.R.罗易、大诗人泰戈尔,“国父”甘地等的世界观也同样都遵循这一思想路线。恰托巴底亚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哲学观点不仅有力量摈弃和否定所有的人类知识学科,而且有力量摈弃和否定世界和生命本身的真实性。”(第87页)印度哲学史不是吠檀多哲学的独家天下,顺世论即是印度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杰出代表。“顺世论”是梵文Lokayata的意译,意为顺应世间的理论。作者以大量翔实的史料介绍了顺世论以原子论为中心的自然观,以感觉论为基础的认识论,以乐生为核心的伦理观。作者认为,顺世论曾有过丰富的典籍,只是由于唯心主义派别的仇视和焚毁,才没有保留下来。作者主要从顺世论的论敌的攻击中挖掘它的思想。如果说摩陀瓦的《摄一切见论》是以顺世论作为最低派别而开卷,那么恰托巴底亚耶则把顺世论作为印度哲学的最高成果而列在卷终。
      一切资产阶级哲学史家或者认为印度没有唯物主义,或者把唯物主义仅仅归结为顺世论一派。针对这种观点,作者阐明,除了顺世论之外,甚至所谓正统派的前弥曼差反对天帝的观点、正理一胜论的原子论、数论的自性说,佛教的说一切有部、耆那教的原子论都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作者的上述见解,论据确凿,分析中肯,实为印度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突破。
      
      四
      
      世界各个地区、民族所讨论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相同的,然而哲学表述的形式结构、逻辑思维方法、重点侧重则各有差异。印度哲学的特点是对宇宙的沉思、精密的分析、神秘主义、直觉主义的认识论,强调来世和解脱的伦理观以及传统的持久性。西方哲学家往往把这些归咎于印度人的天性或者印度的地理、气候特征。恰托巴底亚耶力图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来探讨印度哲学的特征。本书开卷指出了印度哲学发展与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最显著的区别:在西方,思想家相继出现,常常是以一种全新的观点发展一种哲学,生气勃勃地批判、否定他们的前人,我们称之为“批判替代型”。在印度,许多互不相容的哲学体系同时产生、平行发展,而后人只是不断地注释本派的经典,维护它的合理性,我们称之为“类型保持型”。这种差别的根源何在?“应该从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的一般的不变性中去寻求解答”(第19页)。数十世纪以来,以村社为基础的印度社会结构异常稳定,“从遥远的古代直到十九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始终没有变化。”(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陶工的工具和织工的织布机是怎样严重地限制了我们的哲学家的精神眼界。”(第20页)在这里,作者的方向是对的,但是要识其底蕴,还要从印度哲学本身的发展去探讨,这有待于世界各国印度学学者的持续努力。
      本书自然也有其欠缺。首先,由于作者力图把整个印度哲学史描述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不免有简单化的倾向,例如,吠檀多“梵我同一”,大乘佛教龙树中观学说虽然是唯心主义,却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作者对此未曾提及,其评价因而也失之偏颇。其次,对于印度哲学在国外的影响,如佛教哲学对亚洲的影响,吠檀多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影响等,作者亦未作评述,作为一本全面介绍印度哲学的读物,未免是一欠缺。
      我们希望前面曾经提及的恰托巴底亚耶的两部获誉甚高的著作能翻译出版。我们更盼望及早出版中国学者撰写的印度哲学史。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他国学者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这就是我国保存的印度古代的哲学资料是世界上最多的,甚至比印度本国还多。
      
      (《印度哲学》,〔印度〕恰托巴底亚耶著,黄宝生、郭良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年一月第一版,0.7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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