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０年春稳定金融平抑物价之战:平抑物价
时间：2019-02-18 05:27:4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50年1月2日，坐镇重庆主政西南的邓小平在向中央的汇报中说：“重庆解放已届一月，上上下下都在忙乱中渡过，恐怕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还不能摆脱被动地位。” 大西南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祖国大陆的最后营垒，封建反动势力根深蒂固，敌特武装四处潜伏，土匪有百万之众，经济建设封闭落后，人民群众生活穷困。此时，全国大部都已解放，中共成为执政党，其主要任务将从革命战争转到建设上来。
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常德就抽调了有丰富地方工作经验和部队后勤工作经验的干部组成了西南的财经工作领导班子，全面运筹西南的财经工作。恢复工商产销和人民群众正常生活，建立正常的金融秩序是关键一环。重庆刚解放10天，1949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重庆分行等主要金融机构即正式宣告成立。同时，重庆市军管会发布布告，宣布人民币为市场惟一合法货币，国民党货币及银元券作废，禁止使用。
然而，金融形势一开始就显得十分严峻。国民党的银元券和黄金外币被禁用了，但人民政府手中的人民币占领不了市场。由于形势发展快，二野进军神速，随军运进城的人民币总共只有1000亿元(旧币)，投入市场和各种支出后发现，至少要9000亿元才能左右金融局势。原因是多方面的，除缺少货币手段外，突出的原因是，人民政府初建，社会秩序尚处于混乱状态，群众对人民币还缺乏信任，潜伏的敌特伺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社会上投机倒把分子兴风作浪，城乡形成银元交易黑市，破坏了金融秩序。
邓小平得知后，立即指示：银元券是国民党掠夺人民的工具，随着反动政权的崩溃，自然已是废纸。按说，我们是可以不管的。但是，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对人民负责，所以我们决心收兑，以减少人民的损失。这是关系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大事，我们一定要做好。不管群众手里有多少银元券都要如数兑付。
当重庆市军管会发出以100元人民币(旧币)比1元银元券的比价收兑市民手里的银元券的安民告示后，却出现了一场挤兑风潮。全市各收兑点纷纷告急，银行库存减少，挤兑的人们有增无减。
刘伯承、邓小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邓小平在听完了重庆市长陈锡联、副市长曹荻秋的情况汇报后，非常果断地说：“只要能维持三天就行。我已与刘司令员商定，立即调集部队所有的款子补充库存，再从临近地区调集应急，问题可以得到缓解。”与会人员中有人对只调集应急资金能否摆脱困境产生疑虑。邓小平最后才向大家交底说：早在半个月前，已向中央财经委员会发出加急电，电请中财委急调1000至2000亿人民币(旧币)空运重庆。估计这几天即可运到，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很快，重庆银行大楼前的挤兑人群惊奇地发现，银行铁门前奇迹般地堆放着成捆成扎的崭新的人民币，门前排起的长龙渐渐消失了。不几天，中央派专机给重庆送来了几千亿人民币，解决了西南局的燃眉之急。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由于解放前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的折磨，人们普遍有一种“重货轻币”的思想，所以一般群众对人民币尚缺乏完全信任感，加之潜伏的敌特趁机谣言惑众，市场上投机倒把分子兴风作浪，一些不守法纪的商人拒收人民币，种种反动的、落后的势力推波助澜，金融秩序再一次受到了破坏。市面上又悄然兴起了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铜钱也充作了硬通货，银元又重新走到金融市场的前台来，且兑换比价不断上涨。
根据人民群众长期以来信赖银元的心理习惯，重庆市军管会遂紧急采取应变对策，宣布1块银元比6000人民币(旧币)的市场流通价。但是，不法商贩囤积居奇，操纵、扰乱市场，高价买卖银元，使银元由6000元人民币的挂牌价一度上升到9000元以上。银元价格上涨，物价随之上扬。各式金融投机分子见有利可图，大肆倒卖银元，对人民币的正常流通和稳定金融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为了保持人民币的稳定，确保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定，刘伯承、邓小平指示西南财经委员会和重庆市委采取紧急措施。首先是发动群众开展“拥币拒银”宣传活动。为了树立人民币的信誉，1950年春，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发动群众，运用报纸、广播大造舆论，宣传《拥护人民币宣传提纲》，组织“拥币拒银”的万人大游行。以工人、学生为主力，运用文娱、秧歌的形式，在工厂、街道和农村场镇宣传人民币是保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惟一合法货币。由于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反应强烈，纷纷要求统一人民币制，取缔金银黑市投机行为。为人民币的正常发行、流通澄清了认识，扫除了障碍。
同时，1950年1月20日，西南财经委员会公布《西南区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禁止银元、外币计价流通和私下买卖。这个《办法》规定人们可以持有银元，暂不兑换。这样虽对持有少量银元的市民有些不便，但数量不多，影响不大，而主要限制了持有大量银元的地主官僚和投机商人非法活动的余地，国家避免了因大量收兑增大货币发行量，导致物价上涨的风险。国家还按规定牌价，分别由人民银行收购外币，以充实国家外汇储备。
在西南财经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又积极开展了依法打击破坏人民币信誉的金银黑市投机违法犯罪活动。公安机关依靠群众，对发生的扰乱金融市场的案件，进行严厉查处。
然而，正如邓小平在此前所指出的那样，“西南的问题至为复杂”。1950年春节前后，重庆和成都的物价涨风突起。重庆在一个月内，市场主要商品平均价格较1月份上涨1．92倍，面粉上涨1．99倍，20支棉纱则上涨1．03倍。紧接着，布匹价格也飞速上扬，以双喜白布每匹市价看，1月31日到2月22日短短20天左右竟上涨1倍以上!
此次市场物价大幅波动，十分反常。以前重庆市物价是与上海物价息息相关的，其物价涨幅从未高出上海的物价涨幅，但此次重庆的物价远远超过了上海的物价水平。以折实单位相比，2月份上海为6角，而重庆则达到8角。这说明了重庆乃至西南的问题的复杂性。
问题出在哪里?邓小平多次召集财经会议商讨。经过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他们得出结论：此次物价波动的问题主要出在西南的收支不平衡。
收的方面：中央下达西南的征集公粮为40亿斤米，税收为41亿斤(其中工商税收25斤，盐税16亿斤)，而这两项工作刚刚才布置，公粮和税收还未抓到手里。
支的方面：西南庞大的工业需要维持和复工，210万人需要养，10万失业工人和数十万灾民需要养。即使公粮和税收收上来，收支相抵，1950年的财政仍然赤字18．5亿斤米，等于人民币1万亿，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口。再加上投机商人囤积居奇，扰乱市场。
病因找到后，以邓小平为主任的西 南财经委员会立即采取了以下措施：
除加大公粮、税收征收的力度外，发行了15亿斤米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收集社会闲散游资，弥补亏空。
裁军37万，减少财政的支出。进军西南的部队四个兵团(二野三个兵团、一野一个兵团)共60万人，加上滇桂黔边纵队6万人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共70万。此外，改编和改造国民党起义、投诚的部队90万，最后，西南的人民解放军留下117万人。根据中央裁军精神，西南军区决定裁减军队37万，这37万人每人每年一套棉衣和两套军装，一年就可省下十亿斤米。
从上海运进200万套春夏装和大量的日用百货，充实库存。
禁止银元流通，取缔黑市，打击投机。
邓小平、贺龙还决定在成渝两地，利用市场价值规律(无形的手)，打一场平抑物价的“两白(大米和棉纱)战争”。
首先是重庆的“大米战争”。
大阳沟，当年是与不法投机分子进行较量的第一线。那时候全重庆名头最响亮的米贩子都汇集在这里。他们雇人排队抢购粮店平价出售的粮食，粮商以政府公布的牌价每担糙米7元购进，又以16元一担高价转手抛出，造成市场物价波动，各粮店脱销，人心浮动，排队抢购越来越多。不法粮商满以为政府粮库存粮不多，变本加厉地抢购；各面粉厂的厂商也抢购小麦囤积居奇。顿时，粮食市场出现紧张。
邓小平召集重庆市政府和粮食局的负责同志研究对策，他胸有成竹地说：“要稳住，不要乱了阵脚。他们涨我们也涨嘛!让他们涨，到时间叫他们吃不完兜着走。这就好比牛已过河了，如拉牛尾巴是回不来的；只有牵牛鼻子，牛才会跟你走。”他宣布两项措施：1、由重庆市政府对大阳沟不法粮商泰洪泽、万金安等，依法进行查处，打击奸商的嚣张气焰；2、政府国营粮店也挂牌米价上调到16元一担，各区街道基层干部出动向群众作宣传解释。不法粮商不知内情利令智昏，趁机大量抢购，囤积等候再涨获暴利。他们哪知道邓小平已急令川东、川南行署连夜调运大量粮食进重庆。仅十多天的时间，全市粮店统一挂牌：糙米每担压降为7元原价，大量供应!
这个“先放后收”的良策，使重庆的粮价很快稳定了下来，群众则拍手称快，米贩子们惊惶失措，赔尽老本，牛角沱富民面粉厂的老板鲜伯良惊叹说：“这一来，叫我赊了老本。共产党不仅会打仗，而且还会管理经济，这么快把物价稳住，是我们工商界所料不及的。”
成都的“棉纱战争”与重庆的“大米战争”同时进行。
成都解放后，投机倒把分子操纵了银元、米粮和棉纱市场，其他东西都跟着银元、米粮和棉纱涨价。人民政府虽然命令禁止银元黑市、抓了一些银元贩子，可是幕后的操纵分子都没有打击到。人民币继续贬值，米粮价和棉纱价几乎一天几个样，银元黑市猖獗，搞得人心惶惶。贺龙命令一批军用卡车开到重庆，把重庆的大批棉纱暗地运到成都，然后在市场上按投机商哄抬起来的高价抛出去，棉纱大王们照例都吃进去了。他们想：你们的老底我们清楚，只要几天吃光了，我再抛出去，我爱涨多少就涨多少，他们把一件棉纱的价格从400万至500万(旧币)哄抬到1700至1800万元。这时，政府在市场上继续大量抛售，棉纱大王不惜高价吃进，他们的资本都陷进去了。
贺龙指示人民银行把银根抽得紧紧的，叫他们借不到凭以投机的人民币。他们不知道政府从哪里搞来这么多棉纱，开始吃不住了，不得不停止吸收。这时，政府才开始降价抛售，投机商们慌了，不得不跟着往外抛。政府便以较低的价格再买进来，接着继续压价，一直压到700多，600多，看趋势政府还要压价抛售。他们怕再降，带来更大的损失，便惊慌失措地把现存的棉纱，以500万元左右的低价抛出来。政府全部收买了。这时银行逼他们还本付息，几头挤压，那些大王不得不宣布破产。政府把他们掌握的棉纱抓了过来，稳定了价格，其他跟着棉纱涨价的东西也涨不上去了。
投机商们尝到了邓小平和贺龙的厉害，同时也看到了共产党平抑物价、安定生活的决心。
此外，还采取了保值储蓄、开展精简节约运动等措施。几项措施下来，市场物价逐月回落，至5月份，已基本回落到2月份的水平。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投机分子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在物价上再次兴风作浪，一个月之内，重庆物价平均指数上涨23％。邓小平在西南财经委员会会议上指出：这次物价上涨的特点是：国营贸易公司不经营的某些商品，如西药、五金器材、电料、汽油等，上涨幅度最大，西药中的盘尼西林竟上升200％。而国营公司所经营的粮食等人民必需商品，投机分子虽也企图冲击，在渝、蓉、昆等地掀起抢购风潮，但由于国营公司掌握了充足物资，足以应付，故价格仍保持平稳。通过发动群众，打击投机等方针之后，8月下旬，西南各地物价上涨回跌，西南工业器材公司和西南医药公司、西南建筑器材公司陆续成立，扩大了物价稳定的范围。
解放前长期困扰人民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问题，在解放不久即获得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基本稳定下来，大大地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威信，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