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书艺与长沙窑文具说略】 唐代长沙窑
时间：2019-02-28 05:40:4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唐代众多窑口中，长沙窑的文房用具一枝独秀，不但数量多，品种齐，而且也特别讲究造型与�饰。有人认为，这是唐代书法家欧阳询、欧阳通父子英灵荫照的结果。因为，长沙窑区紧挨着书堂山，而书堂山下曾经辉煌的“镇南将军府”（今已不存）便是欧阳询出生的地方，书堂山上建有书堂寺，寺中有“欧阳阁”，阁中立有欧阳询父子的镀金木雕像，可惜，破“四旧”使得他们不复存在了；但山中欧阳通曾经习字的“洗笔泉池”仍有余滴，欧阳询题字尚依稀可见，山上还有欧阳询的墓葬。人们常说：“人杰地灵”，指的是杰出人物的精神品质、英雄业绩、智慧才能等等方面，对社会、地方造成了巨大影响，或传承延续，或潜移默化，或衍生发扬。长沙窑地域文脉兴盛，它的瓷上诗文、釉下彩绘、模印贴花，无不鲜明地烙上了唐代文化的印迹，它丰富多彩的文具，也正是为文化服务的日常用品，把这些与欧阳询父子联系起来，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以为，长沙窑的文化元素，更具体地说它的文房用品的生产，还有着更为丰富和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
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说：“而书法和诗歌却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再现的高峰，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 高峰”是指艺术成就，“普及”是指面广人多，而这与唐代最高统治者的导向是分不开的。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他“雅好王羲之字，以书师虞世南”，他首创行书入碑，写下了《笔法决》《指意》《论书》等理论著作，由于唐太宗的率先垂范，朝野上下群起相效。唐一代，被列为书家的唐代皇帝、亲王、皇后、公主就有25人，真可谓帝室书香。大臣中，也是名家辈出，欧阳询、欧阳通、虞世南、�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在书法史上均有着重要地位。而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则是流芳百代的大师，至于文人学士的书家，如白居易、王维、刘禹锡等也是群星灿烂，美不胜收。
更加重要的是唐代最高当局还极大地提高了书法的社会功能，坚持推行以书取士、以书为业、以书育人的政策。在唐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书法列为科举的必考科目。书科成绩是录取的根据之一。不但如此，就是学子科考及第后在授官之前，以及低级官员的升迁，都还要经过吏部的一次考试。谓之“铨试”“铨选”，这一关，字写得好仍然是先决条件。当然，也有些书法高手不经过科举考试就当上官的。比如专为皇帝服务的“书待招”就是皇帝的御用书手，官品多在六品以下。此外，像国子监的书学博士、中书省、门下省的“能书”等职，品级则更低。唐代政府机构还有“书手”一职，这些，可视为专业技术型职务，属低级公务员之列。由此可见，在唐代，书法是致仕的基本功，故当时流传着“字是打门锤”的俗谚。
在唐代，因为雕板印刷应用极少，朝野上下，只得广泛利用人工抄写传播文献诗歌和佛道经典，抄抄写写也就成了一门职业。如“笔生”“经生”。笔生，是靠缮写为业换取生活之资者，这种人字写得可以， 有善写行书小楷的，也有善写大字招牌的。唐代佛教盛行，时人有抄写佛经祈求福寿的风俗，有的自己抄写，如诗人戴叙伦有“归来挂衲高林下，自剪芭蕉写佛经”的诗句。有的雇人抄写，这种专门为人抄写佛经的人即“经生”。此外，专门抄写道教经典的也不少。
书法的功能如此重要，书法教育就自然受到重视了。唐太宗李世民在公元626年登基后，当年即在中央的贵胄学校弘文馆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书法班，学员虽然只有24人，但教师是书法大家欧阳询、虞世南，学生是政府官员。紧接着贞观二年，唐政府又创办了由国子监直属的书法专门学校――书学，也即相当于今天教育部直属的书法专科学校，有专用校舍及书法教师（书学博士），教学内容以文字、书法为主。同时，唐代中央办的学校，不管什么学制、什么专业，普遍都要学习书法，规定学生“学书，日纸一幅”，至于地方上的府学、州学、县学、村学、私塾，自然上行下效，无不重视书法教育。长沙窑的一首瓷诗写道：“小小竹林子，还生小小枝，将来作笔管，书得五言诗。”多么生动地反映了学子们的追求啊！
唐代内宫宫人也设置书教博士教习书法，而且，唐代妇女中能诗善书者也不乏其人，她们自然也加入了文房用具的消费行列。此外，从传世及出土文物看，唐代即不知名者如工匠、市民所书之墓砖、铜镜、陶瓷铭文、民间借契、简牍之类，书法亦楚楚可观。由此观之，有着“敲门锤”作用的唐代书法，在社会的不同层面，造就了一支又一支的历久不衰的书法大军，从而也成就了一个极其广阔的文具消费市场。而这正是长沙窑文具丰富多彩的社会背景。
长沙窑的文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数量多，品种齐，1983年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家文博单位组成的联合发掘队，在长沙窑址进行发掘，共出土长沙窑瓷器7211件，70种器型，其中各类文房用具926件，占整个出土器物数量的12.84%；1999年底，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窑区内再次进行发掘，共出土瓷器1587件，其中文具127件，占出土瓷器总数的8%；如果将文化含量很高的埙（俗称哨）、笛、算珠、香熏、香盒算上，比重就更大了。虽说这不能准确代表长沙窑整个产品的分类比例，但至少说明长沙窑文具产量之丰。正如冯先铭先生所言：“长沙窑瓷器器美与式样之多，在唐窑中也很少见，烧制的器物虽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但又兼烧文房用具及各种瓷塑玩具”。长沙窑的文房用具品种十分丰富，主要有水盂、水注、笔洗、笔掭、镇纸、砚台等等，这些品种都由文房四宝纸笔墨砚派生而来，其功能主要是书艺所需。当然，阅读、作画也用得上。此外，还有在书房经常见到的如笛、埙、香盒、香熏、骰子和一些十分悦目的小摆件等等，这些不但有一定的数量，而且也不乏精美之作。
长沙窑文具的第二个特点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在唐代，文人学士们游艺书法，陶冶性情，对文房用具也渐起玩赏之风。有的书家用笔讲究，以象牙、犀角为管；用墨要求以松香、麝香为料，追捧的是紫石砚、狻猊墨、浣花�等名品。唐代书家李阳冰对砚台用水就颇有讲究：“水在清静，宜取新水蜜护尘埃，忌用煎煮之水也。”这些对文房用品质地和情趣的追求，无疑促使长沙窑艺人们在注重实用性的同时，也不忘对美的追求，更加注意在造型和�饰上下功夫。下面介绍一些常见的长沙窑文房用品。
水盂、储水之器，备研墨之用。长沙窑水盂口径一般在3cm左右，器高多在6cm以下，敛口、扁园腹、圆饼底是基本形制，然后在口、颈、腹等部位上进行变化，便有如梅瓣、葵瓣、石榴、圆筒等多种式样，釉色以青釉、褐袖为主，均内外施釉，外釉不及底，彩绘以褐绿彩为主色，红彩少见，颇为名贵；纹饰有彩条、散点、彩斑、草叶等式样，造型奇巧者如六鸟水盂，极具情趣。
水注，向砚中注水之器。水注是长沙窑文具中最为出彩的品种之一，造型奇特，�饰多变，真是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其形制壶形、杯形、动物形，此三类均有流；还有一种葫芦形，无流，有专家视为水注，此器虽可作注水之用，但笔者认为更可能是丹药瓶。动物形则有龙、凤、狮、虎、象、鸭、狗等。笔者藏有一件螭龙形水注，龙首作流，龙身作提梁，腹部两侧堆贴云纹，含“龙从云”之寓意，斑驳的褐绿彩饰极具沧桑感；还有一件白釉绿彩凤首水注，高9.5cm，圆饼底，颈部颀长，腹部丰满，凤首塑于执手顶部，俯首注口，显得尊贵雅致。笔者以为，类似精美之器物，应为上层社会所用。
笔洗，洗笔之器。唐以前，并没有笔洗，洗笔之职由其他器物代替，长沙窑笔洗则是应运而生，填补了这一空白。从考古资料看，笔洗是长沙窑文具中数量最多的品种，说明唐人对这种新出现的器物十分受用，从白居易有“每一诗成，辄洗其笔”的习惯，即可见一斑。长沙窑的经营者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商机，进行了大批量生产，适应旺盛的市场需求。正因为如此，长沙窑笔洗讲究实用，器型多为算珠形，少见异形，而且单纯的青釉洗也较为多见，�饰有彩斑、花卉、联珠等纹饰，其规格口径从8cm起到30cm以上的都有，显然是为了适应不同使用者的需要。
镇纸，压纸之具。长沙窑镇纸全部为动物造型，即在一矩形、方形和圆形的瓷板上，或立或蹲或卧一只动物，如瑞兽、狮、象、虎、马、羊、狗、蛙、鸡等；也有因势将动物底部作成平底的，如龟形镇。唐人爱狮，最为常见的为狮形镇，以蹲狮卧狮为多，且�饰意味很浓；立狮极为少见。多年来，笔者仅收藏到一件素胎立狮镇，可惜已残，造型较为写实，四腿伫立，鬃毛后披，垂尾，平视，似在张望和期待着什么，和其他狮镇一样，虽说生动传神，但它缺少野性和威猛，而以灵性和温驯见长，大概是中晚唐时期唐王朝国势衰微之中审美情趣的一种体现吧！此外，象形镇的厚重、瑞兽镇的神奇，也都各具特色，而蛙、龟、鸡形镇则秀气玲珑，大概是投女性之所好吧。
长沙窑有不少的瓷合，其中有的合盖上写着“油合”二字，有专家认为这是妇女用的头油合，笔者认为，�头油的当是腹部较深的注子、罐子之类的器物，瓷合口浅，�油易溢，“油合”应是�印泥之合。篆刻大师邓散木先生认为：“唐集贤院图书印作黑色，历久而色不变，此或为油艾制泥之始。”文物专家、篆刻家陈根远先生根据新疆吐鲁蕃阿斯塔娜唐墓出土的纸账上钤有“安西都护府之印”“蒲昌县之印”等六种彩红印痕、以及唐代公印出现了“宝”“记”“朱记”等新的印章自铭等事实，认为“唐代出现‘朱记’这一名称也是公印由秦汉主要施于封泥转向主要治红色印泥钤于纸帛的明证”。由此可以说，唐代已经有了油朱调制的印泥。
作为油泥制品，自然是以印泥合存放为宜，既可防挥发污染，使用也方便。笔者以为，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唐代瓷质印泥合的使用是很普遍的：一是唐代铜材紧缺，铸币尚不够用，一般印泥合不可能用铜制，而且铜质使印泥发黑，集贤院图书印发黑，即可能因此；二是对印泥而言，以金、银、犀、玉等高级材质为合，质不如瓷，且曲高和寡（印泥合以瓷质最佳）；三是唐代公印一般常见的规格为长5.3cm、5.5cm，高1.4cm，基本成正方形，长沙窑瓷合中内径7-9cm较为常见，在此等大小的瓷合内压泥，应是十分方便的。此外，湖南辰州出产优质朱砂，地产的优质菜油、繁茂的艾叶（艾绒）都是随手可得的优质原料，与长沙窑瓷合配套使用，可以说是物尽其用，相得益彰。
长沙窑的其他文具如簸箕砚、笔掭、算珠等，多以讲究实用为主。总之，雅俗共赏、贵贱咸宜的长沙窑文具，适应了唐代繁荣普及的书艺所造就的消费市场的需要。
唐代书艺炽盛，长沙窑自然深受其惠。况且，长沙书家荟萃，欧阳询父子、怀素和尚均是长沙人，书家褚遂良在潭州作过都督，书家李邕在长沙留下著名的“麓山寺碑”，这些自然是长沙窑艺人们学习的楷模。笔者以为，长沙窑艺术家群体中极可能有少量怀才不遇的文人士子，但多数应是非科班出身的民间艺匠。他们在一首诗中唱道：“白玉非为宝，黄金我不需，意念千张纸，心藏万卷书。”多么舒展的心态啊!他们凭借自身的天赋和刻苦实践的精神，赋诗挥毫，熟练地掌握了瓷上书法（瓷胎当纸，弧面走笔，高温烧成）的决窍。尽管不是每件作品都能入流，但不少题写却也潇洒自如，气韵横生，自成一格。其中很多行书作品体现了二王父子的痕迹，在长沙窑瓷上诗文中还经常可见欧阳询、李邕、褚遂良、颜真卿的风骨和笔意。有论者认为，如果将一些优秀的长沙窑书法作品选送当今的书法大赛，获大奖的机率将会很高，笔者以为，此言不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