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与统一战线抗战活动

时间：2020-04-22 05:18:03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成立的一个各宗教团体联合组织。它的成立既顺应了抗战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也照顾了各宗教团体希望联合的意愿。在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成立的五年多时间里，为抗日斗争做了大量宣传和救护等具体工作，不仅体现了宗教界的救世信仰，而且稳定了后方，巩固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关键词：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统一战线；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7）04-0069-06

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国内各宗教团体联合组织成立的抗日救国组织。该联谊会于1943年5月在重庆成立，1948年底停止活动。围绕抗日救国、反对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该联谊会做了大量抗战宣传、慈善、救济和宗教外交等工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和中国共产党的赞赏。目前学界对该联谊会的介绍和研究很少。该联谊会在存在的五年多时间里，具体组织和人员结构如何，开展了哪些活动，对各宗教有什么样的实质性影响，各宗教之间有哪些交往和联系，国民政府和中共与其成立、开展活动和发展有什么关系等，都是学界应该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的成立背景及经过

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火燃烧整个中华大地，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并沉重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在国家危难之时，全国各地民众相继自发成立了各种抗战团体，采取各种形式参与、支持抗战。如华北成立抗日杀奸团，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东北成立抗日义勇军，台湾同胞在上海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台湾义勇队、宣传队等。宗教界人士也不甘落后，一些具有坚定信仰的爱国教徒开始把宗教劫难与国家存亡等量齐观，宣扬救国方能救教的时代口号，身体力行，开展爱国救亡斗争，先后成立中华基督徒全国联合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淞沪抗战僧侣救护队、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滇边特区佛教联合会、康藏旅京同乡救国会等组织。

1943年，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战争中，各大宗教希望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以共同抗日。曾任第三战区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素有基督将军之称的冯玉祥发起，并在重庆联合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长白崇禧、中国佛教会会长太虚法师、佛教信徒陈铭枢和卫立民、中国天主教文化协进会总主教于斌、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总干事长陈文渊等人，极力倡导国内各宗教团体消除成见，团结一心，共同奋起，抗日救国。冯玉祥的主张得到了各宗教团体的积极响应和支持。5月23日，经国民政府社会部批准，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在重庆宣告成立。它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佛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等联合组成的抗日爱国组织，是在大后方成立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由各宗教组织和信教群众参加的爱国救亡团体。参加联谊会的宗教组织有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中国佛教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天主教文化协进会等。联谊会成立当日，确定理事会为领导机构，冯玉祥、白崇禧、太虚、于斌、陈文渊担任常务理事，卫立民任总干事，葛德基、冯兆异任副总干事，黄忏华任主任秘书[1]。联谊会的成立不仅是宗教界的一件大事，而且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大成果。因此，联谊会的成立得到了国共两党的支持与赞许。国民政府社会部、国民参政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等有关负责人，重庆市市长和各宗教界代表，甚至宋庆龄、宋美龄、张治中等国民党内著名人士都参加了联谊会的成立大会，美、英、法、印等国大使也到会祝贺。会议号召全体宗教徒联合起来，团结抗日，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这样一个宗教性联合组织，值得思考。一方面，它顺应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一大背景。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不仅需要全民族的统一抗战，而且需要中国社会各界人士都动员起来，投身到抗战救国的洪流中。因此，宗教界的联合可谓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宗教内部来说，为促进彼此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共促人类精神之发展，各宗教以联合会的名义走在一起是十分必要的。正如太虚法师所言：“应先从几个历史上有世界性的宗教作友谊上的联络起。几个历史上有世界性的宗教，能多作友谊上的互相谅解的程度，不惟可免误会所起冲突，致将有用的精力相抵相销，而且由比较而互相借鉴，补充其所短，发挥其所长，以尽其善巧运用的能事。然后各宗教的精神焕发，生起人类之景慕瞻敬，方足以恢复并增进人类的精神健康。”[2]就当时而言，太虚法师认为：“基督教同佛教，在宗教的立场上，是相同的。就是我二三十年来，所有改进佛教的努力，一部分也是由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启发。因为，基督教对于中国近代文化事业，社会公益，信仰精神，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中国的佛教，虽历史悠久，普及人心，并且有高深的教理，但是在近来，对于国家社会，竟没有何种优长的贡献。因此，觉得有借镜于基督教而改进佛教的必要。更因此推想到現在中国一般社会，亦需要基督教的精神来改进。以前到欧洲的时候，看到欧洲人的社会，就有这样的感想，觉得欧洲人的优点，在富于组织力。……相形之下，就见到中国人缺乏而且需要的就是组织能力。” [3]335由此可见，不同宗教间互有所长，彼此借鉴，融合会通，加强宗教间的联合与联系是很有必要的。

其实，像中国宗教徒联谊会这样的组织，在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没有，而独在中国出现。这一方面说明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刻有必要把全体宗教徒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救国；另一方面说明中国有存在这样一个组织的土壤。正如太虚法师所言：“然不出现于他国而独先出现于中国，则由中国对各宗教向来宽容而不相排斥，故几个历史上有世界性的大宗教，在中国皆有相当多数的信徒，而又各有见识闳远、思想开明的领袖，各能领导各教的信徒，在全国一致抗战上，已有精诚团结的基础，遂在因缘条件比较完备下，崭然露出头角。”[2]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夏，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由重庆迁至南京，继续做团结宗教界人士、开展友好往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工作。其间，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接待了来访的美国基督教组织，并在交往中，打破了各宗教的界限。然而由于始终没能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联谊会在抗战胜利后的社会活动日益减少，在1948年底停止了一切会务活动，并在南京宣告解散。

二、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的主要任务与活动

关于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成立的主要任务，太虚法师在《中国宗教徒联谊会赞辞》一文中指出：“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所揭橥的任务，有拥护抗建国策，尊重信仰自由，提高精神修养，励行社会服务，促进世界和平的五项。鉴于抗战胜利在即，在中华民族的全部团结上，建国也自然循序有成。至于信仰自由，则战胜方面，既在民主的联合国家，亦不成问题。所以，当在各宗教徒间互相尊重信仰的自由，勿妨害他教之信仰自由而已。战争结束，世界和平亦当成立，惟是全世界人类的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则正须各宗教与全人类文化之共同努力。然宗教造成人类真正永久和平之功用，端在提高精神修养与励行社会服务之二项。精神修养之提高，能使社会服务由充实而更加励行；社会服务之励行，能使精神修养由扩大而更加提高。有此二项之充实而扩大，扩大而充实，即能恢复并增进人类的精神健康，调节制御现代的物质文明。但使为求得人生幸福的工具，不致如小儿之挥利刀，反受伤身之痛，则全世界人类之真正的永久的和平，亦可以因之而奠定。”[2]从这段文字来看，太虚法师认为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有五大任务，即抗战建国、尊重信仰自由、提高精神修养、励行社会服务、促进世界和平。其中最紧要的是提高精神修养和励行社会服务，对当时来说，这是指要提高中国宗教徒的思想和精神力量，投身抗战救亡运动。这与联谊会成立的初衷是一致的。联谊会成立后，以抗日救国、反对殖民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心，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举办了各种社会救济事业。

（一）宣传抗战救国

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的活动重点首先是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联谊会成立后，举行了不定期演讲，号召宗教徒联合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国家，谨防被日本欺骗利用。各宗教团体的主要人物亲登讲坛，举行演讲。如联谊会在重庆新生活运动会礼堂举办第一次演讲会时，由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总干事卫立民主持，于斌负责主讲。于斌以“世界大战与思想”为主题，在演讲中号召社会各界积极投入世界反法西斯行列。随后，在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举办的演讲会上，冯玉祥作了“国际风云与宗教动力”和“宗教与科学”，陈文渊作了“宗教与人格”等演讲报告[4]36。作为大后方佛教界的领袖人物、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的泰斗，太虚法师顺应抗战救亡这一时代主题，把佛教理论和抗战纲领联系起来，对佛教理论体系与修道体系作了全面解释。他指出：“佛教徒的最高目标是成佛，只有战胜魔鬼方能成佛，而日本法西斯就是佛经中所说的魔鬼，所以，抗日就是降魔成佛的必经过程。”[5]13这些宣传活动激发了宗教徒参加抗日救国的积极性。

此外，联谊会采取各种形式，宣传全民抗日救国思想。例如，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致电各地礼拜寺，利用宗教仪式或教务活动，宣讲抗战救国思想，并在开斋日后召集教胞，举行祈祷抗战胜利的大会，以使“全国回民爱国之忧，达于真主，惟期抗战最后之胜利，得以早日实现”[6]。1943年7月，在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成立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重庆召开抗战开始后的首次全国性扩大会议，蒋介石等国民政府要员亲临参加。蒋介石在会上作了以“基督教与中国之命运”为主题的讲话，高度赞扬了协进会的战时服务活动，强调教会组织与国民政府要诚挚合作。扩大会议发表的宣言明确指出：“我们这次的大战是为着民主而战，民主的中心意义，就是基督教尊重人格，尊重个性，主张平等，主张自由的基本精神。我们对于侵略的轴心国家，所以深恶痛绝，就是因为他们违反了这种精神。”[7]2对教会在战时开展的救死扶伤的服务活动，宣言极表赞同，鼓励全国教徒“尽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国民本分，使最后胜利能够早日实现”[8]2。中国东北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重灾区，联谊会在东北等地设立分会，以发展壮大宗教徒队伍、增强抗日救国力量。联谊会鼓励本会成员、曾参加过甲午战争的一百多岁的军界老前辈方鉴先生，特别从成都赶到重庆，报名要求亲赴抗战前方，杀敌寇。方鉴的这一爱国行动更有力地唤起了各宗教徒抗日救国的热情，他们踊跃报名。在联谊会的积极宣传动员下，一些地方帮会与地方军政人士也深受感动，为抗日救国济民捐款。

（二）成立救护组织，参与救护活动

抗战救国不能只停留在宣传与动员上，更多的是要采取实际行动，参与到实际的救国救难当中。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的于斌主教在呼吁中国基督徒爱国、动员他们投身抗战时说，救亡活动“绝非空口而能幸致的，必须有切实努力而后可”[9]44。为此，他身体力行，积极奔走于教内教外。在重庆，他利用职务之便，亲自主持难民伤病救济工作，发起“百辆救护车”运动。在贵阳，他接收了天津教友创办的刊物，不断为抗战宣传造势。他多次以劳军团代表的身份到抗战前线慰问将士，鼓舞士气。在贵州战场吃紧之时，他親赴独山前线慰问抗日官兵。抗战胜利前夕，他历时33天，冒险赶赴缅甸，慰劳前方将士。

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在冯玉祥的精心领导下，由总干事卫立民组织“僧侣救护队”，抢救在重庆大轰炸中的受伤居民。此外，举办学校和医疗机构，解决战时难民子女就学、就医困难问题，也是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的重要工作。如1943年2月，太虚法师于金剑山创立大雄中学，亲任董事长。1945年春，太虚法师在西安大兴善寺成立巴利三藏学院，亲任院长。冯玉祥创办“敬善中学”，卫立民等人创办“普益小学”。举办战时法会，以宗教特有的方式告慰为国捐躯者的英灵，追悼死难同胞，是当时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经常做的事情。联谊会利用法会时机，召集信徒，激发大众的抗战热情，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号召和动员教徒坚持持久抗战，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据文史资料介绍，日军轰炸重庆期间，社会非常混乱。当时冯玉祥和卫立民召集在重庆的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及社会贤达，纷纷捐献资金，用于救助难民。卫立民协助冯玉祥将一些钱物送到前线劳军，中国军队官兵深受鼓舞[10]16。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经常赈济救灾、募捐慰问以广泛动员抗日力量，并组织创办首都中医院，发起祈祷世界和平运动，在国际国内有较大影响。

（三）开展宗教外交，争取国际力量对抗战的支持

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不但尽力争取国内的抗日力量，而且努力争取国外宗教徒一起加入反法西斯同盟的行列。他们以宗教外交的方式，通过政府和民间两种途径来为中国抗战做宣传，为中国政府发展邦交，创造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世界大环境。联谊会中的基督教负责人陈文渊、天主教总主教于斌等人都曾赴欧美宣传，以争取各国人民大力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呼吁全世界宗教徒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打击侵略者。例如，1943年，于斌以中国天主教总主教身份前往美国访问半年，足迹遍及美国48个州，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情况，号召全世界天主教徒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访美期间，他到处公开发表演说，广泛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并在华盛顿专程拜访美国总统罗斯福，积极呼吁美国政府对华提供军事作战物资。他还协助孔祥熙使美国政府最后同意对华借款，为此获得了国民政府最高的奖励勋章[11]27。汤恩伯甚至说，于斌是“除蒋介石外对抗战贡献最大之人”[12]45。于斌本人将公开演讲词编为《东方眼》一书出版，極力从世界政治的高度，强调中国抗战的重要性[13]147。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特意邀请一些具有一定声望的外国宗教徒加入，如印度驻华大使梅农博士，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等人。印度大学校长罗达克西爵士也应联谊会邀请来华访问。联谊会的这些爱国宣传活动，进一步壮大了反法西斯同盟的力量。

三、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成立的意义及影响

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爱国人士联合组成的爱国抗日团体。它广泛组织医疗、卫生、教育等各种团体深入后方，不仅推动了宗教界的救世信仰，而且稳定了后方社会，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发动广大中国宗教徒秉承灵魂净化和生命救赎的宗教理念，广泛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救亡活动。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成立后，以抗日救国、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为宗旨，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在举办各种社会救济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国民党上层人士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太虚法师认为：“宗教徒联谊会之出现于此时的人世，其意义之大与价值之高，远非其他任何可喜之事堪比拟。”[2]

抗战时期的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活跃在大后方，带着救国救教的强烈使命发起了不同形式的爱国救亡运动。这是特殊时期的宗教界人士以一种全新的宗教意识形态来进行角逐和抗争的存亡运动。这场宗教界的爱国救亡运动波及国际社会，影响到了整个抗战的进程和发展。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不遗余力的抗日救国行动，深受国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美国教会与印度教界人士曾专门来函要求成立分会。周恩来高度评价联谊会的行动是“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爱国行动”[1]27。当时身在重庆的周恩来先后两次接见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总干事卫立民，鼓励和支持宗教界的抗日行为，表扬宗教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的重要努力和贡献。抗战胜利后，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仍然十分重视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在国际上的影响。蒋介石曾召见联谊会总干事卫立民，题写了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会牌，挂在南京毗卢寺。他先后赠送两张自己穿着大礼服的照片给卫立民[10]17。由此可见，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在当时国民政府中的影响非同一般。

四、对当前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研究的一点思考

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各宗教联合性组织。从创立到解散，中国宗教徒联谊会走过了五年历程，其间的活动给宗教界和社会大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和影响。然而，对该组织的成立及相关活动，学界基于各种原因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目前的研究成果多是其中几位联谊会负责人的传记和回忆性文章，如20世纪90年代，卫立民先后撰写《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的始末》《抗战时期的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等。2003年，台湾举行了宗教徒联谊会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这些资料和成果、活动为研究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但是还有一些值得我们继续探究的地方，如联谊会中各宗教的关系，彼此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互动与支持，它们之间在宗教思想上有哪些对话和交流，各宗教间的联合对今天的宗教对话和交流有什么启示，等等。

我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到新中国成立前逐步形成了以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为主体并兼有少数其他宗教和多种民间信仰的基本格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宗教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传承文化、服务社会，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经济制度和宗教制度的改革，我国各宗教的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走上了与新中国发展相适应的道路。当前，全国性的宗教团体有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等。这些宗教团体分别以各自神圣的教义理念指导和管理各自的教派组织。长期以来，各宗教之间彼此往来较少，相互学习和借鉴的机会不多，这不利于宗教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和各宗教组织有责任促进全国所有宗教团体彼此互相关心，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诚如太虚法师说的那样，各宗教“由比较而互相借鉴，补充其所短，发挥其所长，以尽其善巧运用的能事”。各宗教要打破在教义教理方面的某些界限，互邀兄弟教派到本教内部讲经说法，或传道颂经，或经验交流，使彼此在互信基础上，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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