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许地山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
时间：2020-04-23 05:19:0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本文运用形象学知识对许地山及其作品进行分析,探讨许地山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许地山对基督教文化是亲善的,他对其采取的是一种融汇中西的理想超越的态度。
[关键词]他者 基督教 态度
态度是对人、事、物、观念等等的评价。按来源态度分为三种:以认知为基础的态度;以情感为基础的态度;以行为为基础的态度。
1940年8月4日,年仅49岁的许地山弥留之际他对守在身边的妻子说:“妹妹,我上天去,可是你们怎么办呢?”[1]佛道之中死亡是不称为上天的,这是否预示着许地山最终更倾向于选择耶稣基督呢?还有一些明显的例子:他笔下的惜官、尚洁等主人公虽然置身于印度、马来西亚等“佛国”,她们在人生困境中所皈依的却是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玉官》是许地山晚期的作品,涉及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夏志清评价这部作品时说:“作者很成功地采用了人生的宗教观点,超越了当时文学作品中流行的人道主义和义愤填膺的情绪。”[2]
1922 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次大会在北京清华召开,许地山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但这次大会的召开却在社会上引发了“非基督教”运动。许地山发表了《宗教的生长与灭亡》和《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来回应“非基督教运动”。他认为“宗教乃人类对于生活一切思维、一切造作所持或显示的正当态度。”他主张“宗教的沟通”,“我信诸教主皆是人间大师,将来各宗教必能各阐真义,互相了解。”[3]“宗教的沟通”常让研究者对他的信仰归属发生怀疑,其实如果我们看到按照基督教的观点,一切宗教、文化都是在普遍启示范围内的,那么我们便比较容易懂得许地山何以既能看到佛教、道教和基督教之间关系和谐的一面,又坚持基督教信仰。许地山着迷于比较宗教的研究或许还因为他在研究中更多地看到了神对世人的爱。这种爱能够超越种族、文化、宗教。或许他也更深切地看到人内心深处对真理的渴求,即使在非基督教信仰中我们仍能看到追求真知、良善的热忱。当然,“他者”的存在常让我们看到自身。对非基督教信仰这些“他者”的认识过程,或许正是许地山对基督教信仰有更多领悟的过程。
在《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4]里许地山从五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宗教的必需:
1.凡宗教必有一特别的理想,这个理想是人类所欲达到,而为人间生活所必要有。2.凡宗教全要想解决“人生目的”的问题。3.凡在宗教团体的人,必用自己的宗教理想,表现于实行上。4.凡宗教必不满意于现实生活,以现实生活是病害的,不完全的,都是要想法子,去驱除他,或改正他。5.凡宗教皆栽培,节制,完成人类的欲望,人类欲望大别有三,(一)肉欲(Sensuality),(二)我欲(Selfishness),(三)意欲(Willingness) 。
在分析了中国宗教精神的欠缺之后,他指出中国需要的宗教是:1、要容易行的;2、要群众能修习的;3、要道德情操很强的;4、要有科学精神的;5、要富有感情的;6、要有世界性质的;7、必注重生活的;8、要合于情理的。在文章的最后,许地山指出“按耶教近年发展的趋向似甚合于上述的理论。”作为一名宗教学家,许地山看到了从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其实在信仰的外面已穿上了西方文化的外衣,而这件外衣未必完全适合中国。在基督教系统神学中,上帝虽具有普世性特点,如台湾学者林治平指出“基督教的信仰理念可以是普世性的,但是这些信仰理念必待其落实于生活中,形成一套可资了解、观察或遵之而行的符号系统,也就是某一种生活方式,才有实质的意义。理念是普世的,符号系统、生活方式却完全是有其文化社会历史脉络背景的”,[5]也就是说“上帝”是在各个具体的民族文化语境中被言说的。在 “非基督教同盟运动”之后,许地山对基督教思想也做了批判性的思考,“他似乎不满于现代教会固执的教义和传统的仪文,他要自由,他要纯粹民主性,他以為基督教由希腊哲学借来的‘原质观念’底神学思想是走不通的。他很赞成奈西亚大会所定的‘耶稣性格正论’。而摩尔根教父提倡的‘回到基督运动’论,是他绝对欢迎的。他认为耶稣本身的上帝启示之证据,非因其原质,乃因其德行,由其降生后之现实生活,而推到生以前生以后的本性和状态,由已经实现的人格,而证明未实现的,目不可见的神格,故许地山眼光中的基督,不必由‘重生’、‘奇事’、‘复活’、‘预言应验’等说而发生信仰,乃在其高超的品格和一切道德的能力所表现的神格,更使人涌起无限的景仰崇拜,信服皈依。”[6]
路易斯·罗宾逊称玉官是个“倔强的中国女人”。罗宾逊注意到许地山在《玉官》细节处理上的一个意味深长之处:玉官在信基督信得糊里糊涂时,从陈廉那里知道《易经》是能让中国鬼害怕的中国圣书,从此便随身带着它。可一直到最后,玉官取得了灵性方面的巨大突破,已成为了一名信仰虔诚的基督徒,却仍然将《易经》带在身边,虽说看不懂,却对它爱不释手。罗宾逊由此赞叹许地山卓越的见识:“作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无需指摘自己的文化遗产而去顺应西方文化。”[7]许地山的汉语基督神学思想是基督教信仰与他所熟悉的中国文化观念相遇的结果。很明显的,佛教文化的影响使得许地山在呈现基督教思想中“苦难”的理解时,不可避免地强化了他对现世苦难存在的感受,发展出“生本不乐”的思想,再加之佛教文化中“修行”的观念也会使他的基督教神学思想比较注重个人努力这样一个实践层面。
他者形象既然是注视者构建出来的,那么,他就不可能是他者现实的客观再现,而往往是注视者欲望投射的产物。许地山按本社会的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的他者形象,这就是保尔科利所说的“意识形态”化的形象。[8]意识形态化的形象建构具有一种“社会整合功能”,它按照本社会模式对与自己有相异性的特定群体进行整合。意识形态化形象构建的宗旨在于通过改造他者、否定他者的现实进而达到同化他者,强化和肯定自我。由此可见,每一种他者形象的生成总是伴随注视者自我形象的构建,二者相互发现、相互证明、相互补充。许地山小说中的基督教文化就是构建在这种意识形态化下的形象。严格意义上讲,许地山文学作品中基督教并不是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原版克隆。荣格说过,“宗教是一种特殊的心态”,[9]而许地山对待宗教的态度更是一种理性的自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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