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事实说话:一部全景式的基督教边疆服务运动史
时间：2020-04-23 05:19:4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39年冬，抗战烽烟已弥漫大半个中国之时，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以下简称“边部”)在四川成都正式宣告成立，一场旨在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社会服务及福音传播的边疆服务运动由此拉开序幕。边疆服务运动历时约16年，贯穿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及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社会转型时期，先后建立川西、西康和云南三个服务区，在广大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诸如生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调查及布道等各方面工作，卓有成效，受益人数众多，其辛苦遭逢、惨淡经营之状可以想见。时隔境迁，曾经轰轰烈烈的边疆服务运动的历史痕迹已被“雨打风吹去”，以至于时人对其的了解多为只鳞片爪，停留在一知半解之上。四川大学的杨天宏先生多年来致力于边疆服务运动的研究，其新书《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三联书店，2010年10月北京第1版)可谓是该领域的填补空白之作，使广大读者首次有机会领略到这项曾被视为“具有远象扩展福音的伟大事业”的整体面貌。(73页)
该书由绪论和九章正文组成。在绪论中，作者强调了边疆服务运动的重要历史影响以及目前学术界对其研究的缺陷之后，开宗明义地提出要想对这一历史事件提出符合其原来面目的价值判断，则必须先老老实实地完成“史实构建”，所以该书研究的问题均为实证性的，作者最终所欲回答的问题是“在华基督教是否实现了所设定的‘救赎’和‘自救’目标?”(10页)作者试图言他人之所未言，眼及之处，是过去被学术界主流所忽略的“教会在社会下层，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事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作者的价值取向。作者划分的章节则直接呈现了边疆服务运动在1939－1955年间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一章简要介绍了边疆服务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即社会福音的传播、中国教会本色化的趋向及教会工作区域的内地化。第二章交代了促成边疆服务运动的直接现实要素：外部要素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及中部地区相继沦陷，中国教会响应国民政府“抗战建国”之号召服务边疆的需要；内部要素则是诚静怡等教会领袖审时度势，将教会工作重心及时转移至西南地区以图东山再起的战略考量。第三章则向读者先行勾勒出1939－1949年间边疆服务运动在抗战期间、抗战结束之后以及内战时期的大致行状。第四、五、六章次第厘清了边疆服务运动具体实施过程中所涵盖的三大类工作：社会服务、福音传播与调查研究，在内容上可谓一脉相承，三头并进。第七章则突显出1949年之前边疆服务运动身处之内外困境及其应对。第八章描述了解放后边疆服务运动曾试图“自救”，继而被新政权逐步改造、接收，最终消亡的整个过程。第九章是该书的结论，作者再次“回到本书开篇就已提到的中国教会‘救赎’与‘自救’问题的讨论，并借交代当事人的归宿，对边疆服务运动作一总体性分析评价”。(425页)不过，作者对边疆服务运动的历史评价并非一锤定音，而是开放性的。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日趋成熟，但以往的研究关注点相对较多的领域是反教运动、基督教教育、区域研究及传教士研究，对本土教会人物及本土宗派的研究则显得不足。中华基督教会正式成立于1927年，诚静怡任会长，“代表12个大会，51个区会，529个教堂，2091个布道所，按立牧师333人，传道士2405人，受餐信徒120175人，约占全国信徒的三分之一，占地21行省，融化16个宗派”。虽然中华基督教会内部关系错综复杂，从来都没有完成真正的合一，但它的确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教会自立运动所结出的最大果实之一。本书将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运用“历史叙事”这把锋利的手术刀，将这个“本色教会”的组织机构、人事安排及具体工作情况逐一剖析展示于读者面前，初步完成了该教会的史实重建工作，这是本书所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今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作者强调本书的重心是“对‘边缘’地带、‘边缘’社团及‘边缘’人物的关注”。(10页)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对于曾经盛极一时的边疆服务运动而言，现在的“边缘”在过去则是实实在在的“中心”，诸如国民政府高层人物、教会领袖、教会大学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都纷纷参与其中，
“运动”两字并非虚名。可见，所谓的“边缘”和“中心”不是一成不变的，作者所言的“边缘”更多的意指当下的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学术生态问题。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没有简单地套用某种外国理论来作为自己解释的基础，作者始终坚持传统的“历史叙事”的写作手法，一五一十地将问题说清楚，让读者自己“回到历史现场”，即“不仅要回到一定的空间位置，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个时代或那段时间，而且要设法回到当时当地，回到事情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中。”何以回到历史现场?首要条件是占有大量丰富可靠的原始文献资料。作者在参考吸收已有的公开出版的论著的基础上，在新材料的搜集上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跑遍了四川成都、阿坝州、汶川县、凉山州，以及南京、上海、昆明等地的各大档案馆，另外设法获赠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边部档案，充分利用这些当时记录边疆服务运动点滴的报刊、公文、工作报告、会议记录，力图还原这段历史的本来面貌。其次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作者认为离开了作为理论支撑的事实，学理研究的价值将无以体现，强调“把对历史现象的思考置于事实建构的过程中”。因此，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依据材料的叙事占全书的篇幅几乎十之八九，摒弃了宏观叙事及主观评述，“孜孜以求历史的真实面相与复杂联系”。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叙事过程中，并不仅仅着眼于这场运动的领导者的成败利钝上，而是留了相当的空间给那些看似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与“小事件”，如描写边部工作人员深入山区的艰辛、少数民族群众对边部服务工作的观感等细节，细腻生动，颇能动人。言必有据、论出于史，历史本身是有血有肉的，能让读者身临其境、有滋有味地感受历史，就是最大的成功。
中华基督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本书的一大看点，需要细细琢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是儒释道三家合流，政教关系的表现形式一般也是“以政统教”。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对基督教会的态度总体而论是相当友好的，甚至许多政府高官都是基督徒。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在宋太夫人(即宋美龄的母亲)府上，请美国监理会景林堂牧师江长川施洗归主。蒋介石此举，除归结为家庭因素和个人信仰之外，取得教会及其背后的西方国家的信任与支持也不无关系。此后，蒋介石夫妇经常现身于教会所举办的各种公开活动场合。1937年5月18日，英国和中国教会大学联席委员会设席招待中国参加英皇加冕典礼的特派大使孔祥熙博士，参加宴会的教会领袖达一百多人，孔祥熙演讲称：“过去的中国多年在不平安的局面中，那时只有教会仍能高举现代智识和宗教信仰的火把，普照全国，所以教会实在是中国革新运动的重要力量。各教会当局，胸襟若能再宽大，眼光若能
再深远，那末，将来的教会事业，定能对中国有更大的影响，中国政府愿尽力和教会合作。”¨’这种关系在抗战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在1937年8月初，基督教青年会就正式成立“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为前线将士做好伤员救护工作，并举行游艺会慰劳将士，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牧恩波还专门赴美为中国抗战事业进行募捐，此等情状，不一而足。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所倡导的边疆服务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产生的，正如作者所言：边部实际担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是要传播基督的“神恩”，从精神上对边民实施“救赎”；另一方面是要宣扬中央的“德意”。辅助政府治边。(347页)边部实施工作所需的一大部分经费，也来源于政府拨款，如1941年5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重庆召开边疆服务委员会，讨论本年度工作计划。孔祥熙亲自出席，听取张伯怀先生的工作报告后，表示非常高兴。最后通过本年度新预算为30万元，请求政府津贴20万元，自己募化10万元。这充分表明教会和国民党之间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合作共生”关系。
不过作者还注意到了另一现象，即国民政府明确规定，所有资助边部的经费只能用于“社会服务”而不能用于福音传播，因而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或许还表现出为常人忽略的另一面相，即政府出于政教分离及遵守信教自由原则须对各教保持平衡的考虑，对包括总会在内的宗教组织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不轻易表示支持某一宗教或教会组织。另一方面，总会为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也时常做出“超越现实政治”与党派的姿态。政教关系在国民政府时期表现出的复杂性，值得研究者细心玩味。
本书的一大亮点是将边部在解放后的曲折命运写了进去。作者在处理这段历史时，煞费苦心，既客观描述了迫于巨大政治经济压力而将整个服务事业交给政府接管的过程，记录了教会同工在此过程中接受改造而走上“三自革新”的艰难的心路历程，也交代了政府对教会进行改造的国际国内环境。对教会内部不同的立场态度，也有所兼顾。作者认为，边部当时的“自我改造”，带有“寻求在新时代生存方式和发展的‘自救’”的性质。(362页)事实确实如此，当时边部同工每天的学习、检讨，在现今看来更多的是来自上面的政治任务乃至政治压力，这也是当时教会想要政治上“过关”的必经之路，过不了关就无法生存。用杨绛先生所说的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洗澡”，而所谓洗澡，也就是洗面革心、脱胎换骨似的改造。作者刻意以大量细节来描写这一过程，本书“救赎与自救”这一主题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这些历史细节中提炼出来的。
作者在论述边疆服务运动的时代背景时，强调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成立是“本色教会运动”中影响最著之事，它的成立虽然并未导致其他教派的消失，也未曾实现真正的教派合一，但它不倡宗派，不分国界，为后来的边疆服务运动获得“本色化”的、不区别教派的“中国教会”的组织推动。(29至30页)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当然具有“本色化”特征，最有说服力的一点是中国人自始至终占据主要领导地位，诚静怡、许声炎、张祝龄、陈秋卿、张伯怀等人莫不是教会的风云人物。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与美英交恶，英、美传教士被关进集中营者约有1200人，后来日方两次遣返，但到1945年6月，还有“七百六十六名传教士被关在集中营里，在后方的传教士不足一千人。同战前相比，新教传教士减少了约五千人”。据估计，基督教在沦陷区“农村教会损失约25％，城市教会损失约占50％”。也正是遭此变故，使得此前由传教士一手掌控的教会事业不得不移交给中国本土教牧，从而完成了一次中国教会内部革命性的“权势转移”，很多为大家熟知的教会人才都是在这一时期得以迅速成长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会本色化的继续深化。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同样经历了这一场洗礼，边疆服务运动之所以能由中国人独挑大梁，和教会内部的中外势力的此消彼长是密切相关的。必须指明的是，外国传教士势力的衰弱，并不表示中国教会与之就不需要开展合作。事实上，与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合作有力之西宣教会有九个，包括美国长老会、英国伦敦会、加拿大合一教会等。早在1941年，“教宣合作参议会”在沪成立，其会员由上述九个合作宣教会选派一人充任之，其职务在商讨由总会或任何合作宣教会所交办之事件，并促进合作宣教会之行政统一。同时，在英美本国又分别设立“伦敦谘议协会’’(London Consultative Coundl)与“北美顾问委员会”(North America Advisory Committee)，该二会均曾代表总会与有关的西方教会维持合作，并代表本国教会向总会作相关的建议。到了1946年10月，“教宣合作参议会”再行调整，由各合作教会之宣教总部共同组织“国际合作协议委员会”
(Joint Conference of Mission Board Represcnta-tires)，以便协助总会工作。
由此可见，从战时到战后，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和外国宣教会的合作是处在不断上升的阶段。由上到下，再论及边部的经费状况。“本色教会”的核心是实现教会的“自养、自治、自传”，其中自养是关键，如果一个教会到头来在经济上还是要假手于人，那不免要患“软骨病”。历史地看，总会及其领导的边部，从来就没有实现“自养”。边部的经费来源，根据本书的描述来判断，除开依靠政府拨款、社会文化团体的总会资助以及事工收入外，另一大来源就是国外同道的捐助。解放前夕，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边部财政日益陷入困境，以至于计划所需经费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数目向国外的同道劝募”。(81页)如何组织劝募?捐款又如何到达国内?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个人认为，恐怕这些事宜都离不开上述外国宣教会及传教士的居中筹划协调。总而言之，作者在叙述过程中似乎没有能更加深入到教会内部，忽略了对“教宣关系”的探讨，其注意力似乎更集中于边部的具体事工之上，没有将外国传教士纳入对等的位置加以比较研究。作者认为正是由于边疆服务运动的影响远及海外，致使“许多外国宣教士不远万里，来到华西。参加边部工作”(351页)，这就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边疆服务运动全盘都是在中国人的运作之下，外国传教士只是后来才参与进去的，无形中弱化了外国传教士在边疆服务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其实，如柯乐智、高伯兰、毕范宇、高瑞士、海维德等传教士及其所代表的宣教会在总会或边部工作中究竟起到何种作用，还值得我们继续深挖史料做进一步的研究。
本书是描述中国本土教会的学术性著作，或许是因为边疆服务本身偏向社会服务，故其神学色彩相对平淡。虽然边部认为，福音传播甚为重要，但是“宗教工作在边部全部服务工作中实为最薄弱的一环”，在各服务区中只有“面向汉人和羌人的布道工作相对成功”。(250页)究其原因，在边部自己看来，是由于缺少资金和较称职的宗教
干事。作者则认为深层次缘由是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和当地固有文化及宗教信仰之间的本质性冲突，以及边部可能采取的“疏离基督教自身的神学立场”。(253页)边疆服务运动中所存在的这种社会服务与宗教工作的非均衡性，使我们必须思索“中国的社会福音之路究竟应该如何走”。关于这一点，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也不可能有任何现成的答案，但这对当时以及现今的中国教会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1942年6月，被日军关押193日的赵紫宸出狱后曾对燕京大学的自由主义神学作了深刻批判，转而将自己所遭受的这种苦难视为洗涤罪恶的锻炼，内心既已清洁了，人生到达“无依无靠，无财无势之地，我只依赖上帝”。历史地看，基督教会正是在受难中成长壮大，其信徒也是在受难中性灵得以完善。相较之下，边部的布道工作除了耿笃斋、李美英等人苦心孤诣而卓有成效外，“很少有工作人员肯认真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打定主意扎根边区、长期布道的人就更少”，这不能不说是教会的“失败与悲哀”。(252至253页)同样是福音传播，同样是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1905年由英国传教士柏格理一手创办的贵州石门坎教区却至今充满生机，个中缘由，是苗族与边疆服务所在地的羌族、藏族及彝族在宗教信仰上有明显区别，并导致了布道效果上的差异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值得探讨。从书中内容看，作者应该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区别。
其实，边疆服务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纯粹的宗教运动，它具有教会退居西南的权宜性质，也有辅助治边的政治色彩，在抗战结束之后的一片复员声中，就注定要无可挽回地日薄西山。无论是“自救”，还是“救赎”，皆未告成功。中国教会的发展史说明，一个教会若不建设并坚守自己的神学立场，一遇到外部的雨打风吹，总不免要跌倒在地。以往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多集中于对教会教育、医疗、救灾等世俗性工作的发掘整理，很少谈及教会内部神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有关“社会福音派”与“基要派”之间如何斗争与合作的理性探索更是少之又少。可喜的是本书作者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在书中略有提及，尽管还未能展开论述。作者若能在构建边部活动的同时，结合同时期其他教会于西南地区开展宣教事业的相关宗教经验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能让读者耳闻“基要主义派”在边疆服务运动中的所谓“异议”，恐怕对这场运动的成败会得出更加深刻且传之久远的历史结论。
[参考文献]
[1]陶飞亚，杨卫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J].史学月刊，2010，(10).
[2]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M].商务印书馆，2004.385—386.
[3]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5，(1).
[4]上海档案馆藏，U123-0-65－160：中华归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月刊：第101－111期.
[5]田家半月报：第4卷第11期，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文字部，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一日，7，
[6]田家半月报：第8卷第11期，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文字部，民国三十年六月一日，12.
[7]薛朝广，20世纪前半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群体探析[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10；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8]总会理监事联席会议纪要[J].公报，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十一月合刊.
[9]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M].宣道出版社，1998.414.
(责任编辑：许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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