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笛诗稿》自序_呐喊自序
时间：2019-02-13 05:4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这本诗稿结集了我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八二年诗作中选出的百余首，共分五辑： 一珠贝篇(一九 三三年七月――一九三 六年七月) 二异域篇(一九
三六年十月――一九三
八年)
三手掌篇(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八年)
四泉水篇(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
五春韭篇(一九七六年――一九八二年)这五辑在时间的顺序上本来打算是由近而远来排列的。我是经过思考之后，有意识地这样做。自认为：任何人不论他在那一方面的写作都应该是以此时此地的作为来判断，但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同志好意相告：这样远近倒置的编法总令人感到有些别扭，不易从发展中看变化，还是以编年体为好。我感谢他们的建议，因而在此改作排列如上。
多年来，诸承海内外不少读者和友好都曾亲切地向我指出，以往出的《珠贝集》和《手掌集》中有一些诗作抒情性较强，因而得到他们的偏爱。这是我一直衷心铭谢，引为宽慰，而又感到十分惆怅的。因为那两本小小的诗集当中，有不少实质上是幼稚而感伤的东西，值不得大家的称许。随着年事和阅历的增长，生活体验和思想认识的深化，我总觉得提笔写来，如果能多触及一点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哀乐相通，才能说得上是称心而言的真情实感。
我爱上诗，自幼年始。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常把唐诗藏在四书五经下面偷读，戒尺也镇不住我。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篇使我入迷，就此养成我爱好诗歌的习惯。至于懂得宋诗的一些不同的风味，那还是渐入中年以后的事了。回忆最初产生写诗的欲望却是这样几件小事，举例来说，一、我到七、八岁还在念私塾，父亲是个老举人，日课之余，还督促我上晚学。窗外月明如洗，秋虫唧唧，我正好背诵欧阳修的《秋声赋》，心中模模糊糊地萌发了写诗的兴致。二、十岁左右，第一次和母亲离别，男孩子是倔强的，没有流泪，但送别回家后我蒙被大哭，也有了一种说不明白的诗情。三、十二、三岁时，赶上军阀混战，全家在乡间逃难，一路上正是春光明媚，桃红柳绿的时节，而流离途中无心观赏，感受到一种愤恨、惋惜又夹着凄凉的心绪。在这样思想和感情交织激荡的时候，我总是渴想用诗来表达，于是我学写起旧体诗。
考入南开中学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冲击年轻的心。十六岁，我试写了第一首白话小诗，是很不象样的东西。随后，由于在阅读鲁迅和创造社的书刊的同时，大量接触到旧俄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英国哈代、曼殊斐尔等人的作品，以及斯宾诺莎、叔本华的哲学影响，我常常徘徊于呐喊和哀愁之间，对当时现实深致不满，却又无力反抗，既探索而又徨。一次在书店中偶然得到法国波德莱尔诗集《恶之华》的英译本，出于爱好，就试译了一些，登在天津《大公报》上。
大学读书时，我曾广泛地吟味了西方诗歌，如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英国湖畔诗人以及雪莱、济慈，十八世纪蒲伯，更早的有密尔顿、乔叟，但我对莎士比亚和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敦的诗篇，下至法国象征派的玛拉美、韩波，现代派中的叶芝、艾略特、里尔克、霍布金斯、奥登等人的作品，每每心折。同时对我国古典诗歌中老早有类似象征派风格和手法的李义山、周清真、姜白石和龚定庵诸人的诗词，尤为酷爱。在校内进步学生会的支持下，我主持了《清华周刊》文艺栏编辑工作，并在《文学季刊》、《水星》等刊物上，发表诗作，一九三五年和弟弟辛谷合出第一本诗集《珠贝集》，现大部收入珠贝篇。
毕业后，在北京(当时称作北平)作了一年中学教师。随后，我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继续攻读英国文学。在那里，我会晤了艾略特、史本德、刘易士、缪尔等诗人，时相过从，也亲眼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荒原”景象。度假期间，我曾在巴黎的一些画苑、博物馆里流连忘返，在伦敦也听过一些音乐歌唱演奏会，使我深深爱上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印象派绘画和音乐的手法和风格，在写作中受到不小的影响。远离故国，孤身负笈异域，不禁沉浸在浓重的乡愁之中，写了一些诗，有的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当时戴望舒等主编的上海《新诗》月刊上，现在收入异域篇。
抗日战争爆发了，我这个身在海外的中国人再也无法安心读死书了，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忙于在英国各地四出奔走，宣传募捐，支持抗战。当读到斯诺的《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时，我满怀振奋，看到中华民族希望的曙光已经开始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我就此下了决心从缠绵的个人情感中走出来，基本搁笔，不再写诗，以促成个人风格的转变。
回国后，我先在上海的大学中教书。太平洋事变起后，大学停办，改入银行界工作，在地下党的外围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直到抗战胜利后，银梦在死叶上复苏，我才又拿起了笔，重新开始写下了一些诗作，是啼血的布谷使我领悟到古中国凡鸟在大时代中的啼鸣，必须把人民的忧患溶化于个人的体验之中，写诗才能有它一定的意义。这一期间，除先后兼任“美国文学丛书”和《中国新诗》月刊编委外，一九四六年编辑出版《民歌》诗刊一期，即被迫停刊，一九四七年收集了在《文艺复兴》、《诗创造》月刊、《大公报》、《文汇报》等处发表的诗文，出版第二本诗集《手掌集》和书评散文集《夜读书记》，现将诗作部分连同其后刊见于《中国新诗》月刊的一些短诗收入手掌篇。
我这个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人，也是到过西方不少国家的知识分子，有比较才有鉴别，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全民族走上真正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解放后新的生活天地吸引了我，改入工业战线工作，一切从头学起，无暇写诗。与此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做人第一，写诗第二。即使偶尔有时动笔，现今可以看得过去的也只是零星有数的几首，在此选了三首收入泉水篇。一位评诗的友人曾经引用了法国诗人保罗・瓦雷里(旧译作梵乐希)的话：“我的诗，甘愿让一个读者读一千遍，而不愿让一千个读者只读一遍。”我感谢他对我的激励，我也但愿能够如此。可是当我从个人内心走入广阔的社会时，不可避免地偏到另一个极端。我的写作在艺术方面大大地忽视了，这无疑是一种缺陷。十年内乱，我和绝大多数同辈一样，在经受种种磨难和折腾中，当然也被剥夺了提笔歌唱的权利。之后，我也正好对诗歌创作中的偏颇加以反省，更深地理解到诗的艺术在表达思想内涵时的感染力量是何等重要。在此春回大地之际，七十岁的我返老还童了，洋溢的诗情又往来于胸中。春韭篇中所收的四十余首就是近六年来所写的一部分。在屈指可数的余年中，我又开始了思想和艺术风格上的一些尝试和探索。但到目前为止，自己仍然感觉远远不能满意。
一九八一年五月，我有机会出国去加拿大参加第六届国际诗歌节。会上，诗人亨利・拜塞尔向我谈起：难道现实主义的诗歌就不需要讲求艺术了？这话对我是一个有力的提醒。这也再次使我坚定了以下的看法：诗歌是不能脱离现实的。因为人总是社会的人，诗歌的源泉既是来自生活，就必然和社会、时代密切相关联。但诗终究首先必须是诗，而不是政论，一定要有丰富的想象，有思想的深度，谋求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同时以精炼的语言表达出来，给想象留下空间的容量，这才能增强诗歌的魅力。人有七情六欲，感情是十分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诗歌要表达浓缩的真情实感，也可以说要有七情六感。照我的初步设想，六感就是：真理感、历史感(古今中外的传统)、时代感；形象感、美感、节奏感。前三者主要从内容上讲(即思想性)，后三者主要从形式上讲(即艺术性)。诗歌既是属于形象思维的产物，首先就必须从意境(现代化说法就是指印象、意象等)出发。善于捕捉印象是写诗必不可少的要素。通过五官甚至包括第六感的官能交感(或称通感)、亦即运用音乐(声调、音色、旋律)、绘画(色彩、光影、线条)和文字(辞藻、节奏，包括格律)的合流来表达、促进并丰富思想感情的交流。好诗总要做到八个字：情真、景溶、意新、味醇。
这次对自己过去诗作进行一次结集，对我来说，确是一次有益的回顾。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鼓励和支持，使我获得这样一个机会。固然，往日的很多篇章，不要说到了“文革”十年一扫而空，自己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也是毫不心痛地随写随丢，了无足惜。《珠贝集》(一九三五年)至今更是遍寻不得，就连《手掌集》(一九四七年)现在根据的也还是香港友人寄来的那里书商前些年私自影印的本子。说来惭愧，半个世纪以上的岁月逝去了，自己写成的诗实在少得可怜。而且也写过一些概念化的东西，每一思索之余，心中总是十分难过。但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平生最喜爱诗歌，甚至在十年内乱时期，在牛棚中无书可读，无话可讲时，我还忘不了暗自哼两句心爱的诗，成为我最大的慰藉。古人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简明而全面地道出了诗的功用，也是我在本职工作之外始终丢不开诗歌的理由，我深信广大读者一定与我有相同的感受。
最后，检阅了三十五年前出版的《手掌集》后记，我觉得在今天仍然能表达我的心情，因此，将它附录在此，作为结束语：
“奥登(W・H・Auden)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诗集冠有小序。他说：在每一个作者的眼光中，自己过去的作品大抵分为四类。类一，是不堪卒读的东西――他一直后悔着何以写了出来。类二，一些很好的意思――他所引为最痛苦的――总是由于才华短拙或率尔操觚而糟踏了，没能写到好处。类三，一些自认为尚看得过的篇什，但缺乏重要性。任何集子无可避免地必以三者为主。因为，第四类果然才是他自己真诚激赏的诗歌，但若即以为限，结集成书，那么他的集子可就薄得太令人气短了。
“我很喜欢奥登这一段简洁完整的文字，虽然写来平易，创作的甘苦却给他轻轻道破。我写了这些年的新诗，纵说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都用在与诗歌全不相干的研究和工作上，写存的诗原本不多，更禁不住拣选，而论起品质来――倘果有何品质可言，却大体属于奥登所列举的前三类的东西。……除了惭愧，我竟一无可说。谨此感谢每一个读者，他将是我的最适当的批判人”。
一九八二年
(《辛笛诗稿》，王辛笛著，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