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党 [让党的历史流淌进民族文化的血液里]

时间：2019-02-19 05:32:58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小枚（以下简称枚）:陈晋主任，十分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的专访。我拜读过您的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电视专题片《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电视文献片《世纪小平》等杰作，您关于历史题材的杰作是许多读者和观众十分欣赏的，能够有机会向您请教，十分荣幸。
　　
　　首先要向您请教的是，据统计，到2006年，国内有期刊9468种，其中社科类的1400多种，而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区市及学会、社团办的党史期刊就有44种，还有10多个副省级城市及数十个地市级党史部门也创办了内部赠阅的党史期刊。可见，党史期刊在国内期刊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为什么同一类期刊会如此蓬勃发展？
　　陈晋（以下简称陈）: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党史期刊的历史，我们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党史期刊的发展和改革开放一道前进。
　　党史期刊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诞生的。30年来，党史期刊为什么会越办越多蓬勃发展？确实值得我们去思考。
　　略作回忆就知道，八十年代初，党史期刊刚刚创办的时候，首先是适应了拨乱反正后，人们渴望了解党在历史上那些真实情况的需要而诞生的。我们党作出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建国后党在历史上的许多问题，社会各界都需要得到回答。因此，八十年代初期的一批党史期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党史期刊多了起来，它们同样也是适应了社会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什么样的需要呢？首先，改革开放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需要寻求一种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思想资源、精神资源以至于情感资源。此时，一大批老同志陆续退下来，他们在整理自己过去的历史中，为党史期刊提供了很多素材，这些素材正是社会所需要的思想资源、精神资源和情感资源。而党史期刊就为这些宝贵资源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平台。同时，随着人们文化修养和文化品位的不断提高，人们渐渐把党的历史真正地当做了历史、当作了一种文化，而且是值得咀嚼的、可以找到成就感和实现感、能够满足精神需要的文化。党史期刊就是适应了这些需要而普遍地发展起来的。
　　枚:当前文化市场繁荣各种出版物和各类媒体林林总总，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党史期刊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在繁荣的文化园林里，价值何在？
　　陈:我认为，党史期刊应该是传播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平台，党史期刊的编辑队伍，是建设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可或缺的担当者。“担当”一词是目前文化界比较时髦的一个词，党史期刊就是要在文化上有担当，在政治责任上有担当。我们反映党的重大决策过程，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总结、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经验，本身就是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渠道。30年来党史期刊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它所发挥的作用是其他载体不可替代的。
　　这30年党史期刊还培育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市场，培育了一批固定的作者队伍和读者队伍。在这个过程中，党的历史以生动的形式传播到社会，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甚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种风格。这个风格的形成，与党史期刊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由于党的历史的广泛传播，久而久之我们党的创造活动和革命精神，就成为流淌在我们民族文化血液里的东西了！什么叫历史流淌在文化的血液里？当一个政党的历史、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特殊阶段的历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时，它就真正流淌进文化血液里了。这可是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一旦某种东西流进了民族文化的血液里，它就成为留给后人的、生生不息的创造动力和精神源泉。比如说，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崇尚和谐的传统等等。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真不能小看党史期刊的价值，它在传播先进文化、构建我们核心价值体系乃至于培育民族精神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枚:您说得很对，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这个民族的根，拥有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史，是一个民族自尊自信的心理基础和精神支柱。而历史即文化，它还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团结的纽带。让党的历史流淌进民族文化的血液里，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增添新的血液，是一项很伟大的事业。
　　陈:是这样。回望来路、放眼未来，党史期刊的重要性不会减弱，而且将会更有文章可做。比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们的各个部门、各省区市都在整理、编辑和研究各级党组织的文献，这成为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紧要的任务。从党史研究来说，过去我们做过的一些比较成熟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还会不断完善。比如说，华国锋同志去世后，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都参与了起草生平文稿的工作，在华国锋同志生平文稿里这次是这样表述的:“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和以前的表述就不一样。海外媒体这就注意了，过去说的“重要贡献”发展成了“决定性作用”。你看，这些党史重大事件的认识在不经意间就出现了深化和发展。这一变化的依据是什么？在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100周年时，江泽民同志是这样讲的，叶剑英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华国锋同志去世了，当时他是中央主要领导人，所以宜评价为“决定性作用”。这就是认识上的一个变化。从这件事可以看到，今后需要我们发挥作用的工作会很多，任务也很重。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我们经历的风风雨雨、取得的骄人成就，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这些成就和事件对党史期刊来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宝贵资源，也是党史期刊发挥作用的大好时机。下一步党史期刊的工作重点，就是要尽可能多地挖掘和展示党领导人民进行建设和改革的题材。目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亲历者、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者都年事已高，要尽可能地策划一批亲历、亲见、亲闻的文章，可以发挥口述历史的长处，弥补文字历史的不足，这也是我们党史期刊的一大责任。
　　枚:您谈到口述历史，这是国外史学界早已风行的史学体裁，近年来也比较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但在做口述历史时，我们也遇到一些困惑，比如它的真实性问题。我们在实践中应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陈:关于口述历史，过去我们史学界不是特别重视。这些年来，我们不仅重视而且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研究方面，这是史学进步的表现。但是，口述历史者首先是一个创造历史者。我们每一个人，当他走完一段路以后，再回头看，他已经是两个身份:一个身份他是历史的创造者，另一个身份他又是历史的再创造者。所谓历史的创造者，指的是他在第一时间里亲历、参与或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所谓历史的再创造者，是指在历史的第N个时间里，历史的创造者对那一段历史的回忆、记述和传播。这两个身份是不一样的。当他作为历史的再创造者，是在传播他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所发生的事情，一方面由于时间的久远，记忆难免有误差;另一方面也会带有传播人的主观色彩。因此，我们在对待口述历史时要慎重。当然，口述历史绝大部分是好的。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就感慨地说过，写史记所掌握到的远古材料，要比他掌握的秦汉的材料还要多。为什么？就是很多东西是猜测。现在社会上所谓揭秘的东西很多，越是党史界感到模糊的事情，社会的传说故事就越多，越是过去的事情细节越全，越是不靠谱的事情似乎证据越硬。这就有个辨别史实真伪的问题了。我们从事党史研究还是要以文献为本，文献是骗不了人的，特别是根据讲话录音整理的文献。
　　整理和研究文献也有一个怎么整理和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一个讲话最起码有四篇文稿，一是讲话前准备的稿子，二是讲话时真正讲的哪一稿，三是讲完话后有一个反思稿，四是最后公开发表的文稿或者是本人修订后的文稿。那么我们留下来的稿子――文献，可能只是四篇文稿中的一篇，四篇文献都留下来的，这种情况几乎没有。所以我们在对文献进行研究和判断的时候，就要把这四种情况都考虑进去，这个时候我们才下结论、作判断，所谓口述历史的分寸感可能就有了。
　　枚:陈主任，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使我们对党史期刊的价值、肩负的责任和今后努力的方向有了更高的认识，这就是:要让党的历史流淌进民族文化的血液里，成为民族的创造动力和精神源泉！为此，我们一定加倍努力。再次感谢您！
　　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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