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权对东亚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影响

摘要：本文全面追溯海权对东亚国家的历史影响，并分为四个历史时期进行评述。在历史叙述中，既梳理了西方国家以海权改变东亚国家以及东亚格局的过程，也重点对比了历史上中国和日本两个主要东亚国家对海权的认识差距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同命运，并初步分析了当今东亚海权势力消长及其对亚太战略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海军 海权 东亚 亚太格局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2-0009-16

整整一百年前，推翻清王朝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刚满一周岁，首任海军总长（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海军总司令（北京临时政府时期）黄钟瑛即因病去世。1912年12月28日，已卸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追悼黄钟瑛大会，并送挽联表达沉痛悼念之情。其挽联下联最后一句“伤心问东亚海权”，实已超出对黄钟瑛个人的哀悼，可谓是对中国长期无力问津东亚海权而发出的感叹。这一历史浩叹，既饱含了对既往中国有海无防的悲愤，也充满着对现实中国依然丧失东亚海权的忧虑。后来孙中山曾明确指出：今后太平洋问题实关乎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中国之命运，“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人方以我为争，我岂能付之不知不问乎？”但可悲的是，由于中国对随后出现的东亚海权争夺继续“不知不问”，果然为此付出了在内陆抗击日本侵略长达14年的沉重代价。孙中山在发出“伤心问东亚海权”历史浩叹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亚太地区再次成为各国角力的焦点，而无论是历史遗留问题还是现实利益争端，其背后演绎的依然是东亚海权。在新一轮的动荡中，相关国家无不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战略选择，并加速进行海权战略布局，亚太地区新格局的出现已不可避免。现实是历史的继续，现实的问题如果仅仅关注当下正在演变的过程，显然难以全面准确地将其把握，还必须审视其前后的历史联系和战略传承，并从精神与文化的深层次寻根溯源，在历史考察中揭去东亚海权战略脉动的神秘面纱。

一、东亚海权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无论是海权实践还是海权理论，都是从西方泛海而至东方的。当西方海权袭来之时，不知海权为何物的东方国家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及地理等方面的差异而做出了不同的反应，由此也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发展命运。

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航路开辟后，海上霸权的争夺便开始从地中海向全球扩展。从最初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后来居上的英、法等国，纷纷驾驶战船和商船驶向亚洲，凭借其优势的海上力量在东方上演了第一幕殖民扩张掠夺的血腥史剧，南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相继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18世纪后半期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促成了古代海军向现代化海军的过渡，也极大地激发了海权的能量。19世纪以后，以英国为首的殖民国家在亚洲发起了第二波扩张狂潮，仍旧紧闭国门的东北亚国家已是在劫难逃，其未来命运则完全取决于应对危机的战略选择。

中国的战略选择使自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1840年，英军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由于掌握了中国沿海的制海权，英国轻易地从海上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前所未有的海防危机，清朝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开始“睁眼看世界”，认为中英海军的巨大差距是导致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惟有建设强大的海军才能拒敌于国门之外，因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是，他们的呼声为战后的文恬武嬉所湮没，没有引起任何反响。1856至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挟现代化蒸汽舰船的威力直取大清帝国都城北京，才使中国朝野感受到了创巨痛深。于是，一批在中央和地方掌握实权的洋务派官员决心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自强。闽浙总督左宗棠在请求设厂造船的奏折中指出：“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后来直隶总督李鸿章对形势做了更为透彻的分析，认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防不胜防，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且“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于是，自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一场以建设现代化海军海防为切入点和核心内容的军事自强运动在中国勃然兴起。

不久之后的1874年，与中国一水之隔的日本竟悍然发兵入侵中国台湾，这一事件较之西方列强的入侵更使中国朝野震惊。军机大臣文祥指出：“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尤可虑者，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督办北洋海防的李鸿章则明确表示：“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基于此认识，军事自强中的海军战略使命由泛对西方列强海上入侵迅即转变为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以日本为主要威胁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但洋务派官员们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指导海军建设其实并不能有效应对海上危机。将现代化海军这一西方大工业的产物移植到传统的“中学”环境中，虽然也能出现兴盛一时的幻象，但终因扦格不通而注定不会健康地发展，单纯的军事防御也无法为发展海军提供持续的动力。在海口防御战略指导下，海军建设以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的稍有所成便停步不前了；而以机动见长的海军最终异化为守卫海口的工具，中国应对海上危机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日本的战略选择使其在对外扩张中崛起。当中国被英军的“坚船利炮”轰开闭关锁国的大门时，日本仍旧保持着延续了200多年的锁国状态。直到1853年7月，日本江户湾（今东京湾）的浦贺港闯入4艘美国军舰，终于也遇到了与中国一样的海上危机。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幕府未作任何抵抗即选择了妥协，顺从地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更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明治天皇在倒幕派武士支持下于1868年宣布王政复古，开始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明治维新”。带有浓厚军国主义色彩的明治政府成立后，明治天皇即提出要“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根据“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而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的建议，要求以“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该从速奠定基础”。实际上，日本在建设现代化海军起步不久，就迫不及待地接过西方列强强加于它的炮舰政策用作对东亚邻国的侵略扩张。继1874年南侵中国台湾之后，日本又掉头北上，于第二年派军舰闯入朝鲜江华湾挑衅，制造了“江华岛事件”。1879年，日本将西方列强尚未染指的琉球王国吞并，划人其版图为冲绳县。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为加快海军扩张速度，发行海军公债以筹集经费，明治天皇还下令从内库拨款作为海军补助费，全国的华族、富豪及各级官员也纷纷捐款，使海军扩张案逐次得以落实。随着海军实力的不断增强，日本蓄谋已久的大规模侵略计划也提上了议事议程。日本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大将在1893年提出的《军备意见书》中分析认为，如果不出10年日本将对俄国进行一场战争的话，事先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并尽快寻找机会对华作战，夺取东亚盟主的地位，这是绝对必要的前提。由此可见，日本一旦认为需要，就会毫不犹豫地发动对外战争，甚至预见了1894年的中日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

在欧美列强搅起的东亚海权大变局中，中日两国做出了不同的战略选择。日本的野心在1874年的“侵台事件”中已昭然若揭，中国的政治家们意识到来自日本的威胁更甚于西方列强，这是很有远见的。但是，在这种历史转变关头，他们对日本明治维新的错误判断，却为中日两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拉开距离埋下了伏笔。

二、东亚海权与日本的崛起

19世纪90年初，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院长马汉连续发表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兰西帝国的影响（1793-1812）》两部著作，对历史上的海权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并将其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由此创立了著名的“海权论”。马汉的“海权论”震动了世界，日本很快就出版了译本，并将其作为对外扩张的战略指导。

日本随后发动的侵略朝鲜和对中国的战争，就充分体现了以制海权决定战争胜负的思想。1894年7月，日本挑起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海军制胜的战争，日军作战方针的核心就是通过海上决战消灭中国海军的有生力量，以夺取黄海制海权，并根据争夺制海权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制订了三套作战方案。相反，中国方面负责指挥反侵略作战的李鸿章，在海军兵力运用上却坚持“保船制敌”，“至论海军功罪，应以各口能否防护、有无疏失为断”。结果，北洋海军在消极防御战略指导下，先败于丰岛，再败于鸭绿江口，直至在威海卫基地内全军覆没，最终铸成了中国在整个战争中的败局。终于打败中国的日本胃口大开，1895年1月即乘胜首先窃取了中国的钓鱼岛列岛，随后在4月17日强迫清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又割取中国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诸岛，并勒索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后因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日本迫于压力不得不放弃辽东半岛，清政府却为此又付出了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中国虽然“赎回”了辽东半岛，整个国家却从此彻底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

中日战争的结局使远东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引发了列强在远东地区的激烈角逐，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随之而起。俄国之所以积极牵头干涉日本“还辽”，因其太平洋舰队基地海参崴冬季结冰，一直企图南下寻找不冻港，目标之一即为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参与干涉还辽的德国也有其目的，即以此换取中国一处港湾作为补偿，从而为其在东亚海权中找到一个支点。1898年3月，德国在派舰占领山东胶州湾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租借条约，俄国随即以武力强租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水面。德、俄两国得手后，瓜分中国沿海军事基地之风迅速蔓延；英国强租威海卫及九龙半岛；法国强租广州湾；日本则将福建划为它的“势力范围”。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后起之秀，此时也开始实践马汉的“海权论”，继1893年兼并夏威夷后，于1898年又通过战争从已衰落的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在太平洋上搭起“跳板”，插足到了中国的大门口。但与上述瓜分中国港湾的列强相比，美国的海军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因此当美国也转向中国试图“租借”福建三沙湾作为基地时，遭到已视福建为禁脔的日本的反对，结果未能如愿。由于列强已将中国沿海港湾瓜分殆尽，清政府于甲午战后购舰试图重建海军时，竟连消极的海口防御都做不到了。1900年，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华时，没有遇到中国海军哪怕是象征性的抵抗。

日本的野心是独占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并早已预见到日俄必有一战，也认识到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依然是海权。在甲午战后的10年间，日本利用从中国获得的巨额赔款加大海军建设投入，迅速建成“六六舰队”，即由6艘超过万吨的战列舰和6艘9000吨以上的装甲巡洋舰组成的常备舰队，海军舰艇总吨位达到20万吨。有此海军实力，日本即于1904年2月发动了日俄战争，并以先后袭击旅顺口俄国舰队和对马海战奠定了胜局，最终迫使俄国签订和约，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领土领水内的权利全部移交给日本。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崛起为亚洲强国，对外扩张更加肆无忌惮，不仅在中国东三省的侵略活动全面加紧，还以武力控制了朝鲜半岛，并于1910年将其作为殖民地完成了所谓“日韩合并”。

也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宣布“预备立宪”的清政府正式提出要复兴海军。自1900年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的第一章在上海中文月刊《亚东时报》以“海上权力要素论”为题连载，海权论开始在中国传播。负责草拟海军复兴计划的练兵处提调姚锡光即认为：“方今天下，一海权争竞剧烈之场耳。古称有海防而无海战，今寰球既达，不能长驱远海，即无能控扼近洋。”这是中国海军建设规划中第一次出现关于海权的表述。然而，姚锡光据此拟订的急就方案和两个分年方案，后来当局并未采用，复兴海军最终落实的仅为1909年将现有32艘3万余吨舰艇重新编成巡洋、长江两支舰队和1910年正式成立的海军部。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发出“伤心问东亚海权”这一时代浩叹的同时，主张一定要建立强大海军以争取东亚海权。他说：“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中国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就会丧失海权，“外国随时可以冲入，随时可以亡中国。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北京政府海军部最初曾雄心勃勃地制订了《第一次制舰计划》，其中特别强调，世界各国有陆国、海国及陆海交错之国，陆国偏重陆军，海国偏重海军，中国为陆海交错之国，应陆军与海军并重。中国如“独注重陆军，而于海军忽焉不备，备焉而又力不厚，势将无以自存”。以中国之大，海岸线之长，海军发展规模“最下亦须求与最近最强之邻国相埒，方能并列于强国之间”。故计划以10年为期，第一期5年为“守势计划”，第二期5年为“巡防计划”，最终建成包括2.6万吨战列舰和1万吨级一等装甲巡洋舰等大舰的共323艘舰艇40余万吨的攻防兼备海军。参谋本部随后也提出了1914至1921年第一次造舰计划，以建成192艘舰艇100万吨海军为理想扩张案，以建成96艘舰艇30万吨海军为保守扩张案。如果说海军部计划中提到的“最近最强之邻国”还是暗指日本，那么参谋本部在计划中已明确以日本为假想敌。但是，随着政局的败坏和内战的兴起，所有海军发展计划都成了一纸具文。正因为中国海军弱不堪战，任由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兵从德军手中夺取了中国胶州湾。

日本在东亚海权争夺中顺势坐大，独霸东亚的步伐亦随之加快。

三、东亚海权与“大东亚共荣圈”

1921年7月，美国倡议举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会议，试图对海军军备竞赛加以限制，目的则在争夺和平衡海权。在随后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根据美国的提案拟定了美、英、日、法、意《五国海军限制条约》，规定各国在10年内停止建造主力舰（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并对各国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总吨位作了限定。这个条约实际上是对当时五强海军及其排位的确认，其中美国已与英国并列一流，日本被排在二流，法国和意大利排在三流。后来各海军强国又连续召开日内瓦会议和两次伦敦会议，以协商裁减海军，但海军军备竞赛依然暗流涌动。

日俄战争结束不久，日本就制定了“八八舰队”计划，即以舰龄不满8年的8艘战列舰和8艘战列巡洋舰为主力舰，以巡洋舰和驱逐舰等为辅助舰，组成海军第一线舰队。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力争与美国的主力舰比例为7：10以上，航空母舰则坚持与英美保持相同的数量。但在美英的压力下，最终确定的却是日本与美英主力舰6：10的比例。美国表露出的对日本海军实力及其扩张势头的限制意图，让日本政府和国民对美国产生了反感和敌意，从此将阻碍其独霸东亚的假想敌由原来的俄国改为美国。就在海军强国连续举行海军裁军会议期间，日本完成了“八八舰队”计划，并自1930年起开始制定突破海军裁军条约的造舰计划，加速向大海军发展。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势头同样没有受到遏制。日本关东军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不到半年即占领整个中国东北，日本海军又于1932年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全面侵华已经进入倒计时。

中国方面为抵御日本的侵略，也已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1932年4月南京政府海军部拟定了针对日本侵略的《海军建设计划草案》，指出：“对于日本作战首所争者，中国海（辽海、黄海、东海及南海）海上之制海权。今既不能建设与之相等之海军，又不能建设其七成，则中国海海上之制海权将为日本所独占，而我全国沿海胥成罅隙矣。在此情形之下，惟有先建设日本海军之四成兵力，以保持中国海近海之自由以濡滞日本海军及其陆军之行动。”南京政府1934年的《国防计划》亦指出：“日本为海军极强之国之一，吾国纵建设相当之海军亦非其敌，明矣。然而，果能建设相当之海军，再极力整理现在海军，则在彼与英美海军周旋于太平洋之期间，吾力必能歼尽彼之第二线之预备军，如彼之现驻于吾沿海沿江之预备役舰艇等者。其结果则海上及沿海之大道必尽归我管制，而沿海及内地始胥安且也。”然而，在持续不断的内战环境中，南京政府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没有也不可能将有限的财力、物力投到海军建设上。因此，到了1937年初，日本全面侵华已迫在眉睫，南京政府的《国防军事建设计划草案》不得不放弃了争夺近海制海权的方针，提出海军重点建设水中防御力量，以阻止日本海军进入内河。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南京政府海军部直辖舰艇共53艘4万吨，统计全国舰艇虽有120余艘，总排水量却仅6万吨，仅相当于日本海军一艘大舰的吨位。遂按照既定方针，全部舰艇退入内河作战，海军部直辖舰艇在长江下游江阴建立沉船阻塞线。结果，在日军飞机轰炸下，守卫阻塞线的主力舰很快丧失殆尽。此后海军或于岸上组建炮队、炮台实施防御，或于各内河开展布雷游击战，已与陆军无异。这是一场在中国陆地上进行的抗日战争，而且是一场“以时间换空间”的持久战，中国军民为此付出了极其重大的牺牲。

1939年9月，德意法西斯的对外侵略引燃欧洲战火，日本为此感到极为振奋，决心继续扩大侵略范围，声称要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日本将建设所谓“大东亚新秩序”的范围圈定为：“以日满支为根干，原德领委任统治各岛、法领印度支那及法领太平洋诸岛、泰国、英领马来、英领婆罗洲、荷领东印度支那、缅甸、澳洲、新西兰和印度。”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日本政府于1940年9月与德、意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并于1941年4月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至此，可能成为日本独霸东亚的最大对手只有美国了，而日本实现其侵略计划的关键就取决于与美国的海权争夺。为了对美作战，日本不遗余力地发展大海军，此时已拥有战列舰10艘、航空母舰10艘、重巡洋舰18艘、轻巡洋舰20艘、驱逐舰113艘及潜艇65艘，共计236艘98.59万吨。与美国舰艇345艘132.6万吨相比，日本虽然还有一定差距，尤其是战列舰、驱逐舰、潜艇及用于海上作战的飞机明显少于美国，但日本海军认为，通过其惯用的不宣而战的偷袭方式打掉一部分美国海军有生力量，就可以缩小双方的差距。于是，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对美、英开战一周后，日本海军及其航空部队即于1941年12月8日凌晨对夏威夷群岛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发起突然袭击，由此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即开始实施“南进”战略，战略目标也从建设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变成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第三天，即通过马来海战登陆关岛和菲律宾北部，凭借其制海权优势，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席卷东亚大陆和南洋各地。但日本的侵略扩张可谓胜亦海权败亦海权。日本为与美国争夺制海权一直在开足马力造舰，但其造舰速度既赶不上美国，新舰的补充也赶不上海战中的消耗。在历时3年零9个月的太平洋海战中，日本有约410艘138.4万吨主要舰艇被击沉，损失飞机2.6万余架。日本海军在1944年10月莱特湾大海战中惨败后，再也无力出海作战，只能龟缩于本土港口作最后的防御。日本完全丧失了制海权，陆上的彻底失败也就不远了。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军将两颗原子弹分别投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苏联亦于此时对日宣战。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满怀未能“解放东亚之诸国盟邦”的遗憾，宣布了大日本帝国的投降。

四、东亚海权与战后亚太格局的演变

1945年9月2日，日本战败后的投降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联想到92年前美国军舰闯进东京湾的“黑船事件”，是历史巧合还是历史轮回？

日本本土由美军占领，因而也就由美国主导了对战后日本的处置。在日本方面千方百计的争取下，特别是战后不久出现的冷战局面，美国出于战略考虑，很快转变了对日政策。在美国的介入下，新的《日本国宪法》于1946年11月3日出台，其中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久放弃国家权利所发动之战争，永久放弃以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纷争之手段。为达到上述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之交战权”。但经美国同意，日本新宪法保留了天皇制“国体”，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战前日本的政治根基。根据1945年7月26日的《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规定，战后“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日本战前所吞并的琉球群岛交由美国托管，但美国竟擅自扩大托管范围，将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亦划入其中。1971年，通过《归还冲绳协定》，美国又将琉球群岛及钓鱼岛的所谓“行政管辖权”私相授受给日本，从而为日本否定其已接受的《波茨坦公告》而重新开始海外海上扩张打开了一个缺口。

实际上，由于美、英等西方国家再次与苏联形成尖锐对立，战后国际秩序一开始就渗入了冷战的色彩。在东亚地区，战后朝鲜半岛以美苏为背景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权；中国则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发生国共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集团赶到了台湾岛上，并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将台湾作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进行协防，直至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转变对日政策则是要利用其独占日本的优势将日本改造成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帮助美国在亚洲抵制来自苏联或新中国的“威胁”。1951年9月8日，美国等48个国家与日本签署了媾和条约，亦即片面的旧金山和约。至此，日本得以恢复国家的独立主权，结束了被占领时期。在签订和约的同一天，日本政府又与美国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规定继续保留驻日美军。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于1953年10月与韩国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从此美军常驻韩国并主导着韩国的国防事务。就这样，美国通过各种双边、多边军事合作方式，先后在第一岛链上建立了以日、韩为核心的东亚军事基地群和以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为核心的东南亚军事基地群，加上以美国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军事基地群，构筑起所谓“新月型包围圈”。

新中国成立后，即提出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并明确了海军的战略军种地位。当时提出建立强大海军主要是军事防御的需要，因为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都是从海上来的，因此“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但是由于周边安全环境的恶劣和国内有限的技术与工业基础，新中国只能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近期发展目标则是建设一支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这一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海军建设与运用，实际上追求的是“近岸防御”，并无海权战略的考虑。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乘美国全力进行越南战争而放慢发展海军步伐之机，以其强大的远洋海军加强了与美国的海权对抗。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寻求同已与苏联交恶的中国改善关系，并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尽管如此，美国利用台湾以及海上岛链遏制中国的战略并没有改变。

20世纪90年代初，以美苏为首的两级格局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瓦解，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在东亚，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保持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强化应付各种新挑战的能力，尤其是遏制中国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美国再次对其全球战略进行调整，将战略重心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直至高调喊出“重返亚洲”。实力威慑、前沿存在和盟国合作历来是美国国家军事战略的三大支柱，并由此形成海权优势，实现以海制陆。因此，美国在将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同时，军事部署也随之进行了调整，计划在太平洋地区要部署至少6艘航空母舰、三分之二的水面舰艇和60%的潜艇，以确保其海上力量在这一地区的控制力和威慑力。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加强已有和不断扩大的同盟或准同盟体系进一步提高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影响力，以凸显美国的主导地位。

日本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因此除利用美国的支持直接争夺各种利益，在东亚地区其他热点问题中亦无孔不入。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日本不仅已经成为经济大国，而且已经成为军事强国。战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虽有放弃战争、放弃军备的“第九条”，但其中又通过附加前提的表述变成了在一定条件下的放弃。日本于1954年组建的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及航空自卫队，实际上就是正规的陆海空军。海上自卫队是日本重点发展的军种，因此实力发展迅速，不仅拥有驱逐舰、护卫舰、潜艇等数量可观的主战舰艇及各型反潜飞机，还开始建造各种大型舰船，已堪称是亚太地区除美国之外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其反潜作战能力甚至已经超过美军。日本是一个有过长期对外疯狂侵略扩张历史的国家，军国主义并没有因为战败而根除，一旦条件成熟就会死灰复燃。美国利用日本遏制中国，日本则挟美制华，目标似乎一致，战略企图却并不相同。由此看来，究竟是美国利用了日本，还是日本利用了美国，恐怕只有用时间来检验了。日本战后一直极力否认其对外侵略扩张的罪行，但对美国扔在日本的两颗原子弹却始终耿耿于怀，对于由被美军占领转化而来的美日同盟也以“小妾”自嘲，“自虐“的心理总有一天会积聚起民族情绪的爆发，历史的重演并非没有可能。

日本在加速发展军事实力并对外强索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过程中，竟还别有用心地鼓噪“中国威胁论”。历史可证，近代中国由于有海无防，曾长期遭受包括日本在内的外敌侵略、掠夺和欺侮；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也因有海防而无海权，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仍然受到侵害。即如中国领土钓鱼岛，美国擅自将其行政权移交日本后，日本竟摆出强盗的架势坚称钓鱼岛不存在主权争议。在中国南海，自20世纪70年代起，越南、菲律宾等国也开始大肆侵占中国南沙岛礁，并一改过去承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或对南海诸岛从未有过主权要求的态度，以“声索”配合行动。差不多也是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国力日渐增强。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提升，中国的现代化海军建设开始加速，海权意识也随之觉醒。中国建设强大海军的目的是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维护日益受到威胁的国家海洋权益，并为促进地区稳定和维护世界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发展海上力量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因为中国即使在主权受到侵害时也仍然坚持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甚至作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让步。诚然，中国海军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变化，那就是中国不会再“割地”了，中国的影响力也将在海权的支撑下进一步提升。

毫无疑问，海权仍然影响着东亚国家的发展前途，海权势力的消长也必将会给延续了50余年的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构架带来新的变化。

（作者简介：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海军史研究所教授，烟台，264001）

收稿日期：2012年11月

（责任编辑：赵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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