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笔画的精致美与世俗化|美工比划
时间：2019-02-11 05:27:4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王安忆 工笔画 精致美 世俗化 摘 要: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及美学精神对王安忆的影响颇大。王安忆的小说尤其是上海市民小说既借鉴了工笔画的精雕细刻､工笔细描的技法，也在内在的精神实质上与工笔画相一致，二者都具有生活化与世俗化的美学倾向。
工笔画，又称“细笔画”，属于细致工整的密体画法，是“巧密而精细者”。中国工笔画历史长达两千多年，始于楚汉帛画，盛于唐宋。尤其北宋时由于皇家的支持，“院体画”盛行，它们“刻画工巧”，注重细节，所谓“孔雀升高，必先举左”，充满富贵奢华之气，有雕琢之美。而王安忆的文本，也总是呈现许多繁复琐碎的细节，且善于精雕细刻。她这种工细缜密的笔法，以及她对生活的审美观照，从一定意义上讲，与北宋的工笔画相一致，都有着某种生活化､世俗化､精致化的美学倾向。
一､工笔细描，精雕细画
王安忆在《摹写的精神》一文中说:“年轻的时候，我更喜欢中国画里的写意，觉得工笔太真切琐细，便刻板了。因年轻，未经历多少生活，又不怠于思想，便好高骛远，难免以为现实生活平凡无味。年长了，有了些阅历，渐渐珍惜起日常情景的细节。这些细密的笔触里，是有着切肤的痛痒，难以笼统概括，倒觉得写意有些露了。”又说:“绘画和小说，我以为都是写实的艺术，我们的任务其实都是将散漫平凡的日常生活，建立成较为高尚的仪式，这也就是摹写的精神吧。”由此看来，王安忆倾心于精雕细刻的写实。
王安忆曾对记者说:“《长恨歌》的写作是一次冷静的操作:风格写实，人物和情节经过严密推理，笔触很细腻，就像国画里的‘皴’。”王安忆这里说到的皴法，是中国画一种技法的名称。这种技法，不同于“白描”用单线勾描物象轮廓，而是以大量细碎的笔触，密密麻麻､重重叠叠地表现出山石､峰峦和树身表皮的各种脉络纹理。皴法虽然多用于水墨山水，而它与工笔很有渊源。实质上它是把笔的运用扩大了，拓展了，是一种笔法的解放与精致化。这种笔法其实就具有工笔的细致风格，所以它与王安忆的工笔细描是相通的。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多处用到“皴”法。如开篇用一万多字写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写“围炉夜话”的复杂微妙;写今日的上海在王琦瑶的眼中怎样地“今不如昔”等都是细致绵密的工笔手法。
《富萍》中的吕凤仙独自住在弄堂里却很安逸。尽管只是白米饭而非鱼翅羹，她也得用金边细瓷的碗盛着，一个人坐在桌前，慢慢地吃着。吕凤仙还擅长于做各种精致的小点心，尤其是包粽子的手艺很娴熟。作者细细交代了吕凤仙包粽子的工序，读者便通过想象看到了吕凤仙包粽子的生动画面，并且感受到上海女人常见的一种性格――在家居生活的细处，特别地精明､干练､上心。这类画面虽然不是画家提供的那种“物质的图画”，但读者同样感受到了物质的图画所能产生的那种逼真的可感性艺术效果。“模样俏正的粽子”带给读者的正是一种精致美。
王安忆对细节的注重，不仅带来精致化的美学效果，也使作品在逻辑上更严密。她说:“本来想把女主角郁晓秋安排成与我同一年生，这样可能会更容易写。不过我仔细排了一下，她必须要早一年一九五三年出生，否则整个背景就有漏洞了。” 当然，王安忆的工笔细描并不只体现在细节上，她的细腻笔触随手拈来:
最先跳出来的是老式弄堂房顶的老虎天窗，它们在晨雾里有一种精致乖巧的模样，那木框窗扇是细雕细作的;那屋披上的瓦是细工细排的;窗台上花盆里的月季花也是细心细养的。(《长恨歌》)
精致乖巧､细雕细作､细工细排､细心细养，这是上海的风格，也是上海人的风格，同时又是王安忆的写作风格。
《发廊情话》有几句借“老法师”之口写上海:“上海的调和，不仅是自然水土的调和，还加上一层工业的调和。有没有看过老上海的月份牌?美人穿着的旗袍，洋装皮大衣，绣花高跟鞋，坐着西洋靠背椅，镂花几子，几子上的留声机，张着喇叭，枝型架的螺钿罩子灯，就是工业的调和。”这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有兼收并蓄的性格，是精益求精的思想，有去芜存菁的味道――这就是上海。从人种的角度看上海人，是江南自然水土的调和，有折中思想，走的是中庸之道，但透着精细､精致､精明。
王安忆用了较多的笔墨刻画上海都市生活，而她的短篇《杭州》则是另一种城市写照。作者简直拿它当散文写，且有种学者型散文的味道，而它偏是小说。杭州是一种融入更多传统文化与古典美学神韵的城市，在王安忆笔下，杭州的街景成了一幅幅“平面的工笔画”，“街边早点铺里的烟气，都可见丝丝缕缕的笔触，木结构的民宅，顶上的复瓦，也可见层层叠叠的笔触，行人身上的衣袂，更是裥裥褶褶。”“丝丝缕缕”､“层层叠叠”､“裥裥褶褶”这些叠词不正是工笔画的特点吗?作者又把这些街景比成未开市前的“清明上河图”，真成了一幅长卷工笔画!王安忆常常以一个画家的眼光审视和表现她所要反映的生活，这就使得她笔下的文字焕发出美轮美奂的艺术效果。王安忆就是通过这种密不透风的叙事方式及语言使她笔下的庸常人生富有了实感､质感和美感，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了开阔绵密､精雕细刻､诗情画意的美学风格。
二､生活化与世俗化
王安忆曾直言:“我创作中最感兴趣的东西，一是人，一是小市民。我生活在市民阶层中，市民生活是我永远的题材。”她之所以如此关注市民，就是有着野心，要在市民生活中建构一种不同一般的俗世意义，这意义是在不妥协也不奢望的人生过程里，是认命却又和命运做不动声色的抗争，是懵懂地微笑着过日子的生活情调与世俗情怀。王安忆的创作，尤其是写上海市民的小说往往显示出精致化､生活化､世俗化的美学倾向。这种美学倾向与工笔画是相通的。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工笔画的典型代表，其刻画精细，有七百四十多位人物､六十多头牲畜､三十多间屋宇､二十多乘车轿､二十多艘船只。展示了当时浓郁的民情风韵，是举世闻名的社会风俗画杰作。而王安忆的市民小说也可以说是上海的“社会风俗画”。她笔下的人物也是形形色色，有保姆(吕凤仙)､会计(阿秉)､工人(陈信､何芬)､教师(老克腊)､诗人(向五一､郁彬)､作家(叔叔)､画家(乐老师)､大学生(阿三)､演员(笑明明)､残疾人(阿跷)等，也有小偷(妮妮､阿康)､妓女(米尼)､杀人犯(长脚)等，还有很多没有固定职业的市民(好婆､富萍､王琦瑶等)。王安忆的上海市民小说表现了市民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人际关系等日常人生及世俗生活，是浮世的悲欢，相当地生活化，使读者感到亲近。王安忆的小说有海派的世俗美，“世俗美自然不存多少庄重性､严整性，却透着日常生活才有的那份消闲的､有情有趣的习气。它像一道南方的甜点心，食久必有点发腻，又甜丝丝的受用，一种粗俗的新鲜的喜悦”。
一九九一年的王安忆曾在访谈中说:“我自以为写上海人最好的两篇，一是《鸠雀一战》，一是《好婆和李同志》。”在中篇《好婆和李同志》中，王安忆细致地描写了“同志”和“小市民”的对比。李同志家里只有一条被单，整天穿一身列宁服，用的是机关里租借的白木家具，盖的是部队发的被褥。打好蜡的木地板，就用水拖;做一大锅实心馒头，吃上几天。而上海人好婆呢?家里备用的床单就有半箱，打蜡地板光可鉴人;馄饨馅子要用好几种东西精心调制;馄饨是数着个儿吃的……上海人的精巧､细致､讲究､享用型的生活态度与北方人的粗疏､简陋､豪放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小说中有一句:“经过几个回合的推让，好婆终于收下后，将盛东西的器皿送回来时，那碗或篮里从来不是空的，总有一碗别致的小菜，如酸辣菜，如鸭肫肝，或者是一份自家做的糕点，使李同志领略了好婆家里精致实惠的日常生活，心中渐渐生出了一些感叹。”
《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在生活中精明乖巧､既讲究又实惠，是典型上海人的代表。如王琦瑶请严师母､康明逊吃饭“是在家常与待客之间，既不见外又有礼貌，特别适合他们这样天天见的常客”。又如:小林高考后，王琦瑶带小林和微微到西餐馆吃饭，微微点菜专挑贵的点，王琦瑶将微微点的菜作了番删减，换了几味价廉物美的。她告诉微微:“不要以为贵的就是好，其实不是，说起来自然是牛尾汤名贵，可那是在法国，专门饲养出来的牛;这里哪有，不如洋葱汤，是力所能及，倒比较正宗。”这话说得有理有据，叫人反驳不得，也衬托出王琦瑶的实惠是建立在见过世面的基础上。
《妹头》中的妹头的聪明伶俐也从吃方面反映出来，“比如买那种猫鱼大小的杂鱼做鱼松，再比如冷油条切成段，油里炒了沾辣酱油，也是一个菜，最妙的是那种小而多刺的盎子鱼，打上了一个鸡蛋，放在饭锅里清蒸，肉就凝结不散了，特别鲜嫩”。这是上海弄堂女儿的生活经验，是代代相传的，它显出上海人深谙生活的艰辛，又心满意足地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有滋有味地品味着日常生活。
在“穿”上王安忆也是煞费苦心。《好婆与李同志》中好婆对李同志穿衣从嘲笑到认可;《逐鹿中街》中男女主人公在衣服上的暗斗;《长恨歌》中王琦瑶与严师母在穿着上的较劲，张永红对王琦瑶在穿着上的崇拜，以及“文革”期间淮海路上妙不可言的“小花头”，女人们对衣服的细致入微等都体现了上海人的精雕细刻。
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人，总在枝节问题上劳心费神，把日子过得细致周到，一丝不苟。这与工笔画的精致风格何其相似!王安忆多次在小说中指出这点。在《我看苏青》一文中，王安忆写道“上海的工薪阶层，辛劳一日，那晚饭桌上，就最能见那生计，莴苣切成小滚刀块，那叶子是不能扔的，洗净切细，盐揉过再滗去苦汁，调点麻油，又是一道凉菜;那霉干菜里的肋条肉是走过油的，炼下的油正好煎一块老豆腐，两面黄的，再滴上几滴辣椒油;青鱼的头和尾炖成一锅粉皮汤，中间的肚当则留作明日晚上的主菜。”王安忆曾这样描述她印象中的上海文化:“我觉得上海最主要的居民就是小市民，上海是非常市民气的。市民气表现在对现实生活的爱好，对日常生活的爱好，对非常细微的日常生活的爱好。真正的上海市民对到酒吧里坐坐能有多大兴趣。”在王安忆笔下，上海的文化是和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活化与世俗化就是王安忆所要表现的上海市民生活图景。王安忆在意的便是日常生活的这种细密韧劲。她从市民阶层立场出发，把笔触深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深处，描绘了城市市民生活图画，塑造了平凡的芸芸众生形象，揭示了社会变化中市民的生存状态，让人们看到了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人生，具有现实主义的世俗人生关怀。
王安忆一方面津津乐道于上海人精致的世俗生活，一方面也对上海人的过分雕琢持否定态度。但总的来看，王安忆还是比较尊重“上海人的观点”。吴福辉把“上海人的观点”概括为:“大致地说，比如务实，不避俗，不避‘形而下’的一切，喜欢日常世俗的生活，虽然那生活没有多少闪光的东西，却有普通人生稳定的一面。”事实上，“俗，才是人生的内核。”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王安忆与海派作家张爱玲之间的相似，这相似显然包括生活化､世俗化。张爱玲毫不避讳自己的“俗气”，称自己是“小市民”，并说“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俗不可耐的名字，我自己作一个警告，设法除去一般读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柴米油盐､肥皂､水和太阳去寻找实际的人生”。被称为“海派传人”､“民间性传人”的王安忆，“不同于张爱玲的寂寞的‘苍凉’，王安忆是对人类‘孤独’进行沟通的‘温厚’，眼下她更多的是苏青的‘踏实地把握住生活的情趣’和‘伟大的单纯’”。正如王安忆自己所说:“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上海的传奇均是这样的。传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月，还须格外地将这日月夯得结实，才可有心力体力演绎变故。”
王安忆就是这样不动声色地将大上海里小女子的生活以“清明上河图”的笔法描摹出来，同时，在这些针脚绵密的细节之上，化腐朽为神奇，揭示了属于生命本体的力量，捕捉到了从平凡生活上折射出的生活化､世俗化的神性之光。另外，王安忆还常在小说中穿插民间故事，体现民间的智慧和道德观念，这种民间化的倾向也是其小说生活化､世俗化的体现。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周引莉，河南商丘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广西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 《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文学报》，第1174期。
［2］ 吴福辉: 《新市民传奇:海派小说文体与大众文化姿态》，《东方论坛》，1994(4)。
［3］ 王安忆: 《从现实人生的体验到叙述策略的转型》见《当代作家评论》，1991(6)。
［4］ 王安忆: 《寻找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11。
［5］ 夏辰: 《“讲坛上的作家”系列访谈之一――王安忆说》，《南方周末》，2001-7-12。
［6］ 吴福辉: 《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8。
［7］ 张爱玲: 《张爱玲文集》（第4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8］ 徐德明: 《王安忆:历史与个人之间的“众生话语”》，《文学评论》，2001（1）。
［9］ 王安忆: 《寻找苏青》，《上海文学》199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