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伦埋【从暴力之美到人伦之美】

时间：2019-02-11 05:32:09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余华新作《兄弟》上部以一个再婚家庭的一家四口在文革前后的生活遭遇为故事主体，在创作思想上呈现出鲜明的转向，即强调以家庭伦理作为人类生存的合法性依据。这一思想较多地体现在小说人物形象的设计上。
　　关键词：余华《兄弟》暴力之美人伦之美
　　
　　沉寂十年之后，余华终于拿出了他的新作《兄弟》上部，此书甫一上市便引发文学爱好者的热情争购。该书篇幅不算太长，但它所呈现出的余华创作上的转变却是耐人寻味的。
　　从余华的创作轨迹来看，《兄弟》的出世是对其前面风格的一个承传，但在思想理路上又比前面的作品更明确了一些。正如人们经常提到的，余华的创作近年来发生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转折。在前期的文学创作中，他迷恋于对暴力、死亡等人类生存极限的探索，曾以极为先锋的《现实一种》《死亡叙述》《难逃劫数》等作品独创当代文学中的“暴力之美”。但在九十年代，以《在细雨中呼喊》为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性标志，余华转向了另外一种文学道路的探索，那就是从解构生存的绝境到建构生存的可能。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依然揭示了种种存在的悲惨境遇，然而他的笔触显然温和了，他显示了生存的痛苦，但又给了主人公活着的理由和可能。假如说这个活着的理由和可能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里还不够明确，现在《兄弟》一出，我们应该可以很容易断定这一答案了，那就是家庭伦理之情。可以说，《兄弟》这部沉寂十年后的力作证明了余华的文学之路已从暴力之美转向了人伦之美。
　　在《兄弟》中，如同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一样，一切悲惨、无常、杀戮、虐待都来自于时代和社会，而家庭则成为风雨飘摇中唯一的港湾。如果说，在福贵和许三观那里，我们更多地看到父亲对于儿子的慈爱，那么在《兄弟》这里，余华已经结构出一个非常典型的合乎儒家伦理典范的家庭：在夫妇一端是相互敬爱、忠诚，在父母一端是慈爱，在人子一端是孝敬，在兄弟一端则是义。而这样一个结构又以父亲和丈夫作为强有力的支撑，从而形成有秩序有温情的生存构架。
　　《兄弟》的小说人物个性不再带有早期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含糊，而是体现出某种角色所赋予的类型化的色彩。例如李兰和宋凡平，一个是瘦弱、羞涩、温柔的妻子，一个则是高大孔武、乐观开朗的丈夫，无论形象还是性格都非常合乎中国人对于夫妇角色的传统定位。在二人结婚这场重头戏中，在路人不无嘲笑的嘻哈里，“宋凡平拉着板车，李兰抱着木桶，走在行人越来越多的大街上。……宋凡平就放下板车走上去，掏出香烟一支支地递给那些男人，李兰抱着木桶跟在后面，抓出一把把豆子瓜子硬糖递给女人和孩子”。这一幅夫唱妇随的图景是何等和谐而有趣。等到李兰的旧邻居为找鸡而来寻衅滋事时，宋凡平的刚强、抗争，李兰的柔弱、妥协终于化解了一场激烈的较量。这一对男女主角的个性不期而遇地符合了传统文化对于夫妇形象的一般性设定。而后，作者不惜笔墨地描绘了他们生活的甜蜜与和谐，“他们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洗衣服，一起睡觉，一起起床，他们两个人似乎没有不在一起的时候”。李兰病了，宋凡平不辞劳苦奔波、照料，安排去上海治疗；宋凡平死了，李兰七年不洗头，表示她对丈夫永恒的纪念与忠贞。并一改昔日的孱弱，骄傲于丈夫带给她的地主婆身份。钱穆先生曾经用鸽比兴中国的夫妇伦理：“鸽有配偶，成双成对，永不分离，亦不再有第三者介入……中国古人认为人之男女婚配结为夫妇，其事即效法于鸽。”琴瑟和谐、忠贞不渝、生同床死同穴，他们真如一对在暴风雨中相互陪伴、勇敢飞翔的鸽伴侣。可以说，宋李夫妇之间的深情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婚姻的期待，也合乎儒家家庭伦理对于夫妇之伦的规定。
　　在父母一端，小说也大力描绘了他们对于儿子的慈爱。这些章节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类似意大利影片《美丽人生》似的黑色幽默。对于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宋凡平尽最大可能地减少他们暴露在血腥暴力中的可能，而将“文革”中的暴虐、非人的折磨化为一种有趣的游戏，从而在善意的欺骗中保护孩子。胳膊被打得脱臼，他设法使孩子们相信那是他独特的一套休息胳膊的本事；胳膊浮肿，他戏称因为光吃不干活长胖了。他每次出现在李光头和宋钢面前都像个英雄。李兰作为母亲，虽然小说对她着墨不多，但是也足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温柔细心的好母亲。因为前夫的丑闻，她白天羞于见人，便夜晚抱着李光头上街看星星、月亮；后夫死了，她要送继子宋钢回家照顾爷爷，就把唯一的一袋大白兔奶糖给了宋钢。宋钢每次回城看她们，她精神立刻大好，兴冲冲地带他们下馆子。柔弱的李兰在为母之“慈”上做得可圈可点。对于父母，两个孩子虽然年幼，但却很知道孝敬。他们捉了虾吃，知道留下一小半给监狱中的爸爸；买包子，知道给妈妈留一个；爸爸被打死，他们号啕大哭着寻找、求救、埋葬，在世人令人发指的冷漠中，这种发自本能的号啕大哭就是给死者最大的温暖和慰藉了。特别是李光头，作为一个劣迹斑斑的问题少年，对母亲的孝使他散发出一种极为正面的人性光辉。李兰在临死前要去乡下给丈夫扫墓，为了使病重的母亲这一路走得舒服，李光头，这个无产者，充分发挥他的狡猾机智，把在厕所里窥测到的“屁股美景”向那些急于窥淫的有产者卖了个好价钱，得到了一辆板车，加上自己的改装就变成了一辆刘镇人从来没享受过的“高级专车”。
　　而在李光头和宋钢这一对兄弟之间，那种相互依靠和陪伴的情感更加令人动容。作者用不少笔墨描写二人在失去父母护佑之后在刘镇的生活，并以大白兔奶糖、扫荡腿、煮米饭等诸多令人动容的细节刻画了他们兄弟之间的情义。在这些地方，余华这样冷静的作家都流露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动情，特别是宋钢独自从乡下回城看李光头那一段，李光头被妈妈锁在家里，隔着门和墙，兄弟二人的言谈举止以及那五块极富煽情效果的大白兔奶糖，渲染出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之间那种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因此，不但宋李之间是夫唱妇随，两代人之间父慈子孝，就是兄弟之间，也体现出浓厚的伦理温情。弟弟李光头对哥哥宋钢的依赖，宋钢对弟弟的“待弟以仁”，不逊色任何亲生兄弟。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余华小说在家庭结构中对于血缘关系的淡化。余华前期的创作曾经不遗余力地揭示过家庭血亲之间的敌视、虐杀（如《现实一种》），而对于非血缘的伦理关系倒有一种温暖的期许，这种趋势在近十年的创作中屡次加强。如在《在细雨中呼喊》中，养父王立强比“我”的亲生父亲更像一个父亲；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对于妻子和他人所生的许一乐照顾得仁至义尽。到《兄弟》上部中，这个家庭完全是一个鳏夫寡妇凑合的家庭，但一对二婚夫妇之间、继父继母与拖油瓶之间、不同宗不同源的兄弟之间，却包含着可贵的深情。这种感情不是出自本能的血缘情感，而是出自于责任，可以说是一种伦理之情。在小说中，余华似乎无意识地强调了非血缘的两代人之间的深情厚谊。如在结尾部分，宋钢听说了继母李兰的病情及李兰去世时，作者描写他的反应是：“宋钢当时就哭了”，“宋钢当时就号啕大哭”，而后才是李光头的哭。这里，对于继子内心悲恸的优先描绘是否也蕴涵了作者对人伦之爱的重视呢？！
　　在小说中，外部世界越荒诞，家庭生活就越纯净；外部世界越野蛮，家庭生活就越温暖。除了宋凡平一家，作者也简单地描写了其他家庭在“文革”中的变故。如孙伟一家，孙伟父子对于宋凡平父子是迫害者和欺侮者，但是在家庭内部，孙伟和父亲母亲之间同样洋溢着温暖的亲情。孙伟因为留长发而被红卫兵弄死，他的母亲疯癫。孙父遭到比宋凡平更为暴虐的摧残，他之所以没有自杀，完全在于对妻子儿子的挂念。而当他得知妻子的悲惨结局后，终于失去了生存的勇气，对冥冥中的妻儿喊着“我来了”把铁钉砸进了自己的脑袋。另外一个不幸的家庭：苏妈和女儿苏妹，也在灾难中互相支撑着生存下去。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夫妻离散、儿女不认父母等“文革”中常见的人伦悲剧。外来的政治压力并没有打垮家庭的伦理链条，家庭、亲情，成为魑魅魍魉的“文革”世界中唯一的港湾和灯塔，为悲剧人物指示着生活的方向。在《活着》一书的封底曾有这样的一句评论：“这里讲述的是关于死亡的故事，而要我们学会的是如何去不死。”可以说，《兄弟》上部是余华对这一问题的又一个回答。以血缘为纽带、甚至超越于血缘关系的家庭伦理是人活着的合理性理由。相对于动物世界而言，人类世界的高级及其值得肯定，正在于其特有的人伦之美。如果说余华早期小说中的人类存在更接近一种动物性的残酷生存，那么现在，余华终于以庄严的人伦之情赋予人类的生存以尊严和体面。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艾秀梅，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美学。
　　
　　①钱穆：《晚学盲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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