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 方孝孺论为学

　　摘要：方孝孺作为明初大儒，享有“读书种子”之誉。他的论学言论在其文集中俯拾即是，具体表现在关于为学的目的、态度、方法及重要性等方面，并且都有详尽的论述，充分展现了“有明之学祖”和一代大儒的学术追求和精神风采。
　　关键词：方孝孺　为学　目的　根源
　　
　　方孝孺（公元１３５７－１４０２年），字希直，一字希古，明代宁海（今浙江宁海）人。他是明初大儒，时人称之为“读书种子”①。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对方孝孺评价甚高，称赞他为“程朱复出”②，是“有明之学祖”③。作为 “读书种子”，方孝孺在其《逊志斋集》中对有关“为学”的问题论述颇多，且涉及面也较广。他结合当时的社会风气，从为学的重要性、为学的目的、为学态度等方面详尽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当时的士风、学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遗憾的是，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尚无完整的论述。因此，本文试图对方孝孺的上述“为学”观点进行总结归纳，并探究其为学思想产生的个人、家庭和社会时代背景，为深入研究方孝孺的学术思想及明初学术风气奠定基础。
　　
　　一
　　
　　方孝孺对为学问题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学的重要性方孝孺对为学的重要性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他说人之所以“食”，是因为“饥”，所以“衣”，是因为“寒”；不食不衣固然会因饥寒而死，但不学则远甚于此。他说：“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学也。不食则死，死则已，不学而生，则入于禽兽而不知也。”④在此，他把是否为学当成区别人与禽兽的一个标准。“学”为什么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首先，孝孺从个体的角度提出“学”的重要性：“人孰为重？身为重。身孰为大？学为大。”⑤身之重在于“天命之全、天爵之贵”，也即“仁义礼智之性”都存在于心，若不学，则同于物，也即如果不为学，则“流为禽兽”“与禽兽同归”⑥。可以守身、明白上天赐予自身的善意、与天地相通，从而尽其性，这是“学”重要性之小的方面，大的方面则可以治民、立教。“学者，圣人所以助乎天也”⑦，自然之理、人之恒纪，只有为学才能使之得以敦、得以序；若人不能为学，则不能尽其性，不能尽性则人之伦随之紊乱。其次，对于贤者来说，他们因学而得以通明，而不贤者因废学而昏蒙。君子之所以事变临前而能不失措，正是“学”能定其心，“学”就是君子之绳墨。所以方孝孺把“学”列为君子的重要品行之一，从而把“学”又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他认为“学”应是“君子之先务”，“君子为学，将有以扩充吾良知良能”⑧，可以“复本然之量”，甚至可以使人“侔天地”。在这里，“学”就成为使君子道德完善的不二之选。
　　（二）为学目的方孝孺的为学思想其实是与他终生为之努力的“道”相关联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服务于“道”，“道”贯穿于“学”。他认为为学是行道的基础，行道是为学的终极目标。方孝孺说：“古之为学，所以行道。”⑨而君子为学更只是事道而已。如果明“道”，则不必担心学业不成。方孝孺说，欲通达为人之道、为下之道、居上之道这三者，除了“学”别无他途。而善于为学的人，必定要知“道”。人如果不知道要学习，还只是祸害其自身，而不能祸害天下；如果学习而不知“道”，又多才能，那么其为害也就大了。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方孝孺认为天下并非没有学者，而根患在于士人不知“道”。他以为自三代以来，学者才、学不能兼备，原因都在于学而不知“道”。所以，“学非徒学也，必务得乎道”⑩，为学是得“道”的重要途径。
　　既然知“道”如此重要、学者之患在于不知“道”，那么什么才是“道”呢？方孝孺对此有非常简明的解释。方孝孺提倡的“道”是儒家之道，也即圣人之道。圣人所谓的“道”，“其统为道德，其散为三纲二纪，其体为仁义，其用以为治天下法”(11)。而世之学者往往只是学得其粗浅之处，不得其精髓，就是不得“道”。所以，对于“道”，就不能像小孩赞美太阳，“知其为明，不知其质”(12)，应该透彻地了解其中的真理。方孝孺以为，时人不得“道”的原因还在于“藏之无素”，对“道”若有所得，辄“夸奇逞能，谬饰虚言”(13)，而不知涵养之道。当时学者多有不知“道”而追慕古人的弊病，且不作分析地贵古贱今，“闻其出于古，则以为善，虽有未至，不察也。闻其出于今，则以为不善，虽有至者，不察也”(14)。方孝孺认为“道”之不明，实在是学者的过错。所以他提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君子之学，取其善，不究其人；师其道，不计其时。善诚足称也，其人虽非圣贤，不知其为不可也，取其善而已；道诚足师也，其人虽生与吾同时，居与吾同巷，不以其易见而遗之也，师其道而已。天下之善一也，古与今之道均也，何以其人与时论之耶。”(15)也即不计较其人是否为圣贤，只要有“善”便学；不管其人为古人或今人，只要有“道”便师。天下的“善”与古今的“道”都是一样的，不应根据个人与时代的差异来决定是否学习。
　　方孝孺认为，为学不仅要有明确的目的，还要有具体的目标。他以射箭为例，如果“茫茫然无所定志，极乎高远而射之，则终于不中”(16)，这个“定志”便是确定个人的学习目标。这个目标又与方孝孺提出的“等圣”思想相关。他认为每个人如果为学之功如古人，则“为孔孟可也”，因为“口之所食者，周公、孔子、颜、孟所食之粟也；身之所服者，周公、孔子、颜、孟所服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风、庐而居、车马而行、晨兴而夕寝，莫不与周公、孔子、颜、孟同；目能视、耳能听、手足持且行，亦莫有异者”，从衣食住行到身体职能，此四君子，“其性与吾同，其形与吾同”，并非能“四耳而三目、六五常而二其心”，而且“吾心之所具者，亦未尝阙其一”(17)，所以方孝孺大胆地提出：“大得之而圣，深造之而贤，勉修之而为君子。圣贤君子非天坠而地出，人为之也。举夫人之身皆可为圣贤。”(18)圣贤、君子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不应该把他们异化为神；每个人都具有成为圣贤、君子的潜质。既然每个人都具有成为圣贤的先天条件，为学又可以扩充良知良能，所以他认为应把成为圣贤作为自己为学的最高目标，“未至圣贤，终身不止”(19)。方孝孺曾说：“周公、孔子与吾同也，可取而师也。颜子、孟子与吾同也，可取而友也。”(20)他自附孔孟，是把孔孟作为自己终身不懈追求的最高榜样，以实现“道”。
　　（三）为学态度在方孝孺的为学思想中，对当时具有非凡意义的应是“学须有疑”的精神。明初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政策，使读书人思想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极大地束缚和阻碍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在此种背景下，方孝孺提出“书不可尽信”(21)，因为“凡论往昔之事，远则求诸简册，近则验诸见闻。得于见闻者易习，而征诸简册者易忘。习者其美彰，忘者其美晦”(22)，而且“事固有晦塞于一时而较著于后世者。时之人以为贵，后之论者或贱之。私�者之所毁，大贤君子或尊之。盖爱恶取舍出乎恒情者，或汩于流俗之见，或眩于强弱之势，或以事功成败为贤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23)，人们凭自己的主观情感、价值观与社会舆论去进行评判，自然得不出公正之论。方孝孺认为古人之言有是有非，应该“是其是而非其非”，“以古人为皆然”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正确的作法应是“考其言以求其心，计其功以较其才，视其所处之难易，而参其成败”(24)。要有不轻信精神，不盲从前人的结论，而要加以细致考察。以上这种怀疑精神的侧重点在学史方面，对当时被奉为权威的儒家典籍，方孝孺则持一种保守的态度。虽然没有怀疑精神，学术就不能昌明，但是“治经不可致疑也，疑经太过，则圣人之言不行”(25)，这就明确反对动摇圣人之学的权威性。 　　为学过程中的这种辨疑精神，在儒家思想中可谓一以贯之。孟子曾有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26)方孝孺提出的“书不可尽信”，正与孟子之言前后呼应。方孝孺的此种怀疑精神在明代后期的思潮中也有所反映，这在王阳明等人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王阳明认为，“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27)他提出良知说，认为人皆有良知。对先贤古籍、一切权威，不依傍别人见解，一切都先经过良知的考量，由自己良知来判断。这本身就是一种怀疑精神。这种怀疑精神和对自家良知的自信是互为表里、合而为一的，其实和方孝孺的怀疑精神也是一致的。王阳明又说：“夫君子之论学，要在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于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于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苟尽吾心以求焉，则不中不远矣。学也者，求以尽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问学，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于心，而惟外信于人以为学，乌在其为学也已。”(28)这段话是在论朱熹、陆九渊的异同时说的，王阳明认为是非不在于是朱非陆或是陆非朱，关键在于得之于心，而不是盲从朱或陆。总之，作为“读书种子”的方孝孺，他的怀疑精神在匡正学风、开启士人思想方面具有进步的意义。
　　（四）为学方法方孝孺作为“读书种子”，对为学的方法问题颇有研究，他曾经自我总结说：“方氏之学，以行为本，以穷理诚身为要，以礼乐正教为用，因人以为教，而不强人所不能，师古以为制，而不违时所不可，此其大较也。”(29)在此，方孝孺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为学方法。
　　首先，方孝孺开宗明义地提出“以行为本”。方孝孺为儒学正本清源，弘扬圣贤纯正的儒学。他指出：“儒者之学，其至，圣人也。”(30)而圣人之大，莫过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八圣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经，故后之学圣人者，舍六经无以为也”(31)。为学的目的是得圣人之道，而圣人之道由六经来体现，所以必须通过对六经的学习才能把握六经所体现的圣人之道。但圣人之道不是只靠书本学习这一途径来掌握的，也即不能停留在知道圣人之道的层面上，关键在于实践圣人之道，因为为学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学做圣人，行圣人之道。这是一个行的问题，所以方孝孺提出“以行为本”，强调做到学以致用。其次，方孝孺认为为学应该知“要”，这是为学的大根本。他认为：“为学不难，知要为贵。”他把“学贵要”列为君子四贵之首，对“要”给予了相当的重视。然而什么是“要”呢？方孝孺以为是五经所蕴含的义理，因为五经是“天地之心”、“三才之纪”、“道德之本”。细而言之，“圣人之道虽高深博大，然其要不过乎修己以治人。始于播洒唯诺之微，而终于尽性知命；远至于五礼六乐，万物之统，万事之变，无所不究，而近即乎彝伦之序，不失其常。”圣人之道的精要就在于修己身以治人，从日常生活到性命天理，从礼乐政教到人情伦理，无所不包。方孝孺除了提倡知“要”，也提倡学者博学以致知，但“约”也不可忽略。他说：“孔子、孟子可谓博矣，然而孔子曰‘吾一以贯之’，孟子谓‘将以反说约也’。”在方孝孺看来，“要”“博”“约”这三个概念是相关联的，他对这三者之间关系的总结是“君子之学贵乎博而能约”，因为“博而不得其要，则涣漫而无归；徒约而不尽乎博，则局滞而无术”。所以“博”“要”“约”三者密不可分，如果能“尽万物之变而能会之于一心，穷万物之情而能折之以一理”(35)，便是三者的和谐统一。
　　再次，方氏之学中的另一个特色即因材施教。关于“因人以为教，而不强人所不能”，方孝孺有精辟的比喻：“命轮人为弓，强之不从。俾鼎人为瓦，迫之不可。”(36)他认为应该因材施教，如果违背本性就会丧失上天赐予的禀赋，便不成其为自然之人。关于“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实施方法，方孝孺有详细的说明：“小学”阶段，“敏者守之以重默，木者开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强者抑之”。方孝孺根据儿童气质差异而带来的表征，用相反一面的内容加以调节，“扶之、植之、摧之、激之”，从而使儿童气质趋向完美；“大学”阶段分为道术、政事、治经、文艺四教，也是因材施教，对学习这四者的人分别提出了要求：“质之端方纯明，知微近道”、“通明才智”、“精察烛理，笃志不惑，而长讲说”、“博文多识，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陈辞，可以为世教”(37)。可见，“因材施教”在方氏之学中是一以贯之的。关于此点，姬秀珠在其《明初大儒方孝孺研究》、徐光大在《逊志斋集》前言中均有提及(38)，此处不赘。
　　最后，方孝孺以为为学应该以古为制。方孝孺说，“人之有心，易纵难收。必学古道，乃可自修”(39)，把古道作为修心之本。为了师法古道，方孝孺树立宋之君子为榜样，称如果想要达古就必须师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作喻道：“为学不以宋之君子为师而欲达诸古，犹面山而趋，而欲适乎海也。”(40)为何以宋为学习典范呢？原因在于方孝孺以为：“自周以来，教化详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学术最为近古。大儒硕生，既皆深明乎道德性命之理，远追孔、孟之迹，而与之为徒。其他以文辞驰于时者，亦皆根据六艺，理精而旨远，气盛而说详，各有所承传，而不肯妄相沿踵。”(41)方孝孺认为后人学孔子，必须从学宋代君子开始，因为以往的士人没有不说师学孔子的，而其术业往往与孔子相背离。正因为以上原因，方孝孺以恢复宋之旧俗作为终生的使命，并贯彻在他的实践中。
　　此外，方孝孺还反对学者满足于一己之知，以己为牢，“人之患莫过于自高，莫甚于自狭”(42)。他说正如“天不自以为高也，而凡物之高者莫及焉，地不自以为厚也，而凡物之厚者，莫尚焉”(43)，圣贤之所以高出众人，正是因为“不自以为圣贤”而广师广学。方孝孺以孔子为例，说“以孔子上圣之资，犹且学乎《诗》《书》《易》《礼》，至于耄老而不敢怠”，求教于老子、师襄、郯子、司掌太庙之人等等，于人无所不问；道德修成之后，对人们尊他为圣“惊骇叹息而不居”，“与二人行则以为必有我师”。所以，方孝孺以为为学应该像溪流、大海一样，“卑取而广容，得之勿以为足，守之益致其恭”(44)，只有虚怀若谷、广师博学才能最终有所成。
　　
　　二
　　
　　以上我们对方孝孺的为学思想的方方面面作了比较详尽的总结，在此，我们还须对方孝孺的为学思想形成的现实以及历史根源作具体探讨。
　　方孝孺的为学思想的产生，与明初整个社会的学风有密切关系。方孝孺认为明初学术萎靡，每况愈下，“士大夫学术卑陋驳杂，不复知圣贤成己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钓名取宠，誊陈说，记成说，则夸以为知经，摭拾骞补，稍旁句读，则自负以为能文”(45)，士大夫所学不过是为了沽名钓誉，全无学圣贤以提升自我修养之心。这些人不仅自己不为学，一旦听说有好学之人，则“嗤笑排谤，谓之迂惑人”(46)。长此以往终是风俗污坏，以致士人“足己而自画，安陋而习惰”，整个社会“谦益虚逊之道消，而骄慢荒怠之风炽”(47)。对此严峻现实，方孝孺忧心忡忡，其倡学之说的提出也便是必然之事。
　　作为明初理学家的代表人物，方孝孺的为学观体现了儒家纯正的为学思想，与孔孟之学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关系。孔子曾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48)方孝孺以“古之学者”自期，其为学的目的在于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以至齐身孔孟，这正和孔门“为己之学”的治学主张一脉相承。孟子曾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49)方孝孺也认为，“学非为华宠名誉爵禄也，复其性，尽人之道焉耳”(50)。为学不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而是为了复性、尽人道；因此，方孝孺反对为“名”而学，他把为名而学的人看作是造成学术衰微的蠹虫之一：“学术之微，四蠹害之也……耳剽口炫，诡色淫辞，非圣贤而自立，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顾理之是非，是谓务名之蠹。”(51)他还认为“所学本非为名，聊以发吾所得耳”�{5}，其为学的目的仍可归结到个人修养上来。 　　方孝孺的为学思想承续孔孟而来，他的这种正统的为学思想还与其自身的成长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就地域而言，方孝孺出生的浙江台州府宁海县，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学术文化气氛相当浓郁。据史料记载，自晋武帝太康元年平定吴国、设置宁海县以来，就“代毓文人”。北宋之时，宁海有被誉为“浙学先河”“理学先声”的罗适；南宋之时，有拒受贾似道网罗而遭诬陷杀害的郑霖，郑霖之后又有以孤忠抗大奸、与贾似道斗争不辍的叶梦鼎，而叶梦鼎的曾孙女即为方孝孺的祖母；宋元之际，有注重民族气节、不易节归顺元朝的史学家胡三省；至于南宋开始形成的“浙东学派”更是闻名遐迩，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颇具影响。关于这一点，《宋濂、方孝孺评传》中已有相当详细的介绍(53)，在此仅略作说明。
　　从家庭来看，方孝孺出生于名儒之家，方氏一门是名副其实的“世敦儒术，为邑礼义家”(54)。方孝孺受其父方克勤、其兄方孝闻影响最大。对这一点，清朝的费纬�就曾说：“正学先生之学虽出于宋景濂氏，然得诸家庭者居多。”(55)其父方克勤的言传身教对孝孺一生品质的形成更有着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
　　从个人的求学经历来看，方孝孺自幼便知勤奋向学：“某六七岁时，初入学读书，见书册中载圣贤名字，或圣贤良将相形貌，即有愿学之心。”(56)随着年龄的增长，方孝孺对于学问更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读书每有所得，则能理趣会心，神融意畅。方孝孺在回顾自己童年在父兄的教诲之下勤奋苦学的经历时说：“自少惟嗜读书。年十余岁，辄日坐一室，不出门户，当理趣会心，神融意畅，虽户外钟鼓鸣而风雨作，不复觉也。”(57)方克勤赴济宁任知府时，方孝孺侍父宦游，遍历齐、鲁遗迹。在济宁，方孝孺追寻孔孟与其门人遗迹，“览周公、孔子庙宅，求七十子之遗踪，问陋巷舞雩所在，潜心静虑，验其所得”(58)。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传统与方克勤的言传身教，终将方孝孺推向了理学正宗。方克勤去世后，方孝孺承学宋濂。方孝孺在宋太史门下，穷经问学，细大不遗，“进修之功，日有异而月不同”(59)，思想日臻成熟，世人称其为“程朱复出”。“靖难之役”后，方孝孺的气节与操守，正践履了“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60)、君子“临大节而不可夺”(61)的儒家道统，真正做到了舍生取义。孔子曾提倡：“笃信好学，守死善道。”(62)方孝孺正可谓与此相当。
　　作为一个文人，方孝孺在论学时不能不论文，但作为一个纯正的儒学家，方孝孺的为学思想是紧密围绕“道”而展开的。在“道”与“文”两者的关系中，“道”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文”不过是明“道”的工具或手段，只是“道之余器”，士人过度地学文甚至会妨碍对“道”的追求。方孝孺的“文道”论实质上仍是对传统儒学的继承，这也符合他的儒士身份。
　　总之，方孝孺的为学思想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这种思想的形成既与他作为“读书种子”的个体追求分不开，也与他所处的时代、地域、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在明代学术风气由前期向中期转换过程中，方孝孺的为学思想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史小军（１９６６－ ），陕西人，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黄美华（１９７９－ ），湖南双峰人，暨南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①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四十［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４０１９页。
　　②③黄宗羲：《明儒学案》［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１０４５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方孝孺：《逊志斋集》［Ｍ］．宁波：宁波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９、１３、２９、１３、３７２、２１、５２５、２８１、２２、５２５、４０９、５３２、４４５、５５７－５５８、４５、２９、５５７、１５０、２８４、３８７、２８４、９９、４６、１９、３６６、２２、４４９、１１９、１１９、２２、４６、３５、４７８、３９６、１８６、２６０、１８６－１８７、２８９、３１１、３４８、４５、１３、３２４、６７６、３６２、３６５、３６２页。
　　(26)(49)杨伯峻：《孟子译注》［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版，第３２５、２６７页。
　　(27)(28)王阳明：《王阳明全集》［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７６、８０８－８０９页。
　　(38)可参见姬秀珠：《明初大儒方孝孺研究》［Ｍ］．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７３页；方孝孺：《逊志斋集》［Ｍ］．宁波：宁波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９页。
　　(48)(60)(61)(62)杨伯峻：《论语译注》［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６１、１７０、８６、８８页。
　　(53)可参见王春南、赵映林：《宋濂、方孝孺评传》［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方孝孺评传》第３０１页。
　　(55)费纬�：《圣宗集要八卷》，《四库全书存目从书・史部一二三》［Ｚ］．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５６５页。
　　(58)可参见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卷十《送方生还宁海并序》［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６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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