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郎 [武大郎的“小心眼”　懦弱汉的“英雄气”]

　　摘要：《水浒传》中武大郎的形象历来被研究者忽略，不多的涉及他的文章也多以善良可怜相视。道德评判以及弱势同情往往使我们忽视了武大郎的另一面：可怜之外有可恶。如果说可怜还属于人性卑弱的成分，那么可恶则来源于这个小男人身上属于那个时代与制度浸淫下生出的毒瘤。在他的身上，存在着人格的悖反：呆笨之中寓有“小心眼”――心机，平时懦弱但于自身男性根本权威受到侵犯时出奇地勇敢。而造成这种悖反的原因是他这桩滑稽的婚姻：对武大来说，阴差阳错飞来的横福根本成不了幸福人生的舟航，而是他存在的证明；潘金莲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一个女人，一个符号――一个证明武大具有对一个美丽女人占有权从而获得自我基本颜面的符号。为了稳定这个符号，他不惜低三下四；为了不丧失绝对占有的权利，他又不惜将婚姻当作囚禁女人的牢笼，并在有人试图挑战其绝对占有权时表现出超常的勇猛。
　　关键词：武大郎人格悖反文化解读
　　
　　《水浒传》中的武大郎是一个极其次要的角色，在书中二十四二十五回（书中引文皆出于此）略一交代就被结束了性命，他属于史书笔法中的闪现型人物。若从读者关心的程度以及社会反思的力度上看，他远不及自己那个老婆潘金莲。因此，从《水浒传》研究的角度讲，关涉到武大郎的文章极少，倒是几个贬损人的歇后语或俗语和他还有些瓜葛：武大郎的辫子，短打；武大郎盘杠子，从前门凉到后门；武大郎开店，等等。即使在有限的研究文章里，也基本上持和大众阅读感觉近似的观点：武大郎是一个懦弱可怜勤劳朴实值得人同情的角色。这种结果的得出以及其一致性的程度，和我们阅读鉴赏中的道德评判以及同情弱势的心理并行不悖，但这种道德评判以及弱势同情往往使我们忽视了人物的复杂，善良之心的参与有时不免蒙蔽了读者的鉴赏视野，使得我们往往忽略了武大郎的另一面：可怜之外有可恶。如果说可怜还属于人性卑弱的成分，那么可恶则来源于这个小男人身上的属于那个时代与制度文化浸淫下生出的毒瘤。在他的身上，存在着人格的悖反：呆笨之中寓有心机，平时懦弱但于自身男性根本权威受到侵犯时却出奇地勇敢。而这种悖反和使人在悲剧的痛惜下的反思，才真正体现了《水浒传》的现实批判力度。
　　就古代对男人的评价标准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武大郎都无可矜夸。论才能，除了做炊饼沿街叫卖，无一长技；论品貌，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身材短矮，人物猥琐，绰号“三寸丁谷树皮”；论身份，无钱无权无势，平头百姓一个，尚且是平头百姓中被人贱视的一类。这种地位人品与材质，在潘金莲对武松的评价中，通过对比得以充分展现：“那妇人在楼上，看了武松这表人物，自心里寻思道：武松与他，是嫡亲一母兄弟，他又生得这般长大。我嫁得这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你看那三寸丁谷树皮，三分像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气！据着武松，大虫也吃他打死了，他必然好气力。”如此比来，从自然的禀赋到后天的所得，武大郎可以说皆是乏善可陈，无一丝优势可言。于是他的懦弱也就因自己“矮人一头”而具有了某种根性的特征。所以潘金莲说他“人无刚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这般三答不回头，四答和身转的人”；武松则明白说他“你从来为人懦弱”。人弱被人欺，马弱被人骑，在清河县呆不下去，只得迁居阳谷；最明显最本质的懦弱是体现在老婆面前的畏缩。武松还家，入得门来，潘金莲便道：“我陪侍着叔叔坐地，你去安排些酒食米，管待叔叔。”武大的回答是：“最好。”果品菜肴买回来，本待让老婆操持，而老婆却说了一句：“你看那个不晓事的，叔叔在这里坐地，却教我撇了下来。”于是武大便自去隔壁找了王婆帮忙。即使是天寒大雪，老婆为勾引武松故意赶他出去卖炊饼，他依然忍气吞声地去了，并无什么怨言或不满。为人如此，可以说老实得可以，也可以说窝囊得到家。但武大竟然全能忍受。这正是历史上被男人推崇的大丈夫形象从肉体到精神的失落，是对历代男权的一个反讽。
　　更深层的懦弱则体现为一种强烈依附性下的非独立的人格。作为社会的底层，对于自己的命运，大致有以下几种反应：逆来顺受，抗争，逃避，还有一种就是以一种虚假遥远的依托表达自己既非抗争也非逃避的自我优越，以摆脱生存境界的尴尬。武大郎就是这最后一种的代表。他本人因受不了浮浪弟子的骚扰，由清河搬到阳谷，与兄弟一年不见，忽然在街上重逢，开口第一句话竟然是：“二哥，你去了许多时，如何不寄封书来于我?我又怨你，又恨你。”乍看此话，本也近人情，但待到武松问他如何是怨如何是恨时，他的回答听来却颇有些好笑：“我怨你时，当初你在清河县里，要便吃醉了，和人相打，时常吃官司，教我要便随衙听候，不曾有一个月净办，常使我受苦，这个便是怨你处。想你时，我近来取得一个老小，清河县人，不怯气都来相欺负，没人做主。你在家时，谁敢来放个屁。”此处武大郎，因受人欺负，而思兄弟这个昔日的街头一霸撑腰，本也无可厚非，但那种不凭自我努力而一心思谋着获得某种庇护从而让他人“谁敢来放个屁”的心态，却在国人中至今有着不小的市场。在拿兄弟昔日的霸道压外人之外，在潘金莲西门庆的奸情暴露后，武大郎还念念不忘用兄弟今日的威风吓老婆：“你做的勾当，我亲手来捉着你奸，你倒挑拨奸夫踢我心头，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们却自去快活！《水浒传》中的武大郎是一个极其次要的角色，在书中二十四二十五回（书中引文皆出于此）略一交代就被结束了性命，他属于史书笔法中的闪现型人物。若从读者关心的程度以及社会反思的力度上看，他远不及自己那个老婆潘金莲。因此，从《水浒传》研究的角度讲，关涉到武大郎的文章极少，倒是几个贬损人的歇后语或俗语和他还有些瓜葛：武大郎的辫子，短打；武大郎盘杠子，从前门凉到后门；武大郎开店，等等。即使在有限的研究文章里，也基本上持和大众阅读感觉近似的观点：武大郎是一个懦弱可怜勤劳朴实值得人同情的角色。这种结果的得出以及其一致性的程度，和我们阅读鉴赏中的道德评判以及同情弱势的心理并行不悖，但这种道德评判以及弱势同情往往使我们忽视了人物的复杂，善良之心的参与有时不免蒙蔽了读者的鉴赏视野，使得我们往往忽略了武大郎的另一面：可怜之外有可恶。如果说可怜还属于人性卑弱的成分，那么可恶则来源于这个小男人身上的属于那个时代与制度文化浸淫下生出的毒瘤。在他的身上，存在着人格的悖反：呆笨之中寓有心机，平时懦弱但于自身男性根本权威受到侵犯时却出奇地勇敢。而这种悖反和使人在悲剧的痛惜下的反思，才真正体现了《水浒传》的现实批判力度。
　　就古代对男人的评价标准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武大郎都无可矜夸。论才能，除了做炊饼沿街叫卖，无一长技；论品貌，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身材短矮，人物猥琐，绰号“三寸丁谷树皮”；论身份，无钱无权无势，平头百姓一个，尚且是平头百姓中被人贱视的一类。这种地位人品与材质，在潘金莲对武松的评价中，通过对比得以充分展现：“那妇人在楼上，看了武松这表人物，自心里寻思道：武松与他，是嫡亲一母兄弟，他又生得这般长大。我嫁得这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你看那三寸丁谷树皮，三分像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气！据着武松，大虫也吃他打死了，他必然好气力。”如此比来，从自然的禀赋到后天的所得，武大郎可以说皆是乏善可陈，无一丝优势可言。于是他的懦弱也就因自己“矮人一头”而具有了某种根性的特征。所以潘金莲说他“人无刚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这般三答不回头，四答和身转的人”；武松则明白说他“你从来为人懦弱”。人弱被人欺，马弱被人骑，在清河县呆不下去，只得迁居阳谷；最明显最本质的懦弱是体现在老婆面前的畏缩。武松还家，入得门来，潘金莲便道：“我陪侍着叔叔坐地，你去安排些酒食米，管待叔叔。”武大的回答是：“最好。”果品菜肴买回来，本待让老婆操持，而老婆却说了一句：“你看那个不晓事的，叔叔在这里坐地，却教我撇了下来。”于是武大便自去隔壁找了王婆帮忙。即使是天寒大雪，老婆为勾引武松故意赶他出去卖炊饼，他依然忍气吞声地去了，并无什么怨言或不满。为人如此，可以说老实得可以，也可以说窝囊得到家。但武大竟然全能忍受。这正是历史上被男人推崇的大丈夫形象从肉体到精神的失落，是对历代男权的一个反讽。
　　更深层的懦弱则体现为一种强烈依附性下的非独立的人格。作为社会的底层，对于自己的命运，大致有以下几种反应：逆来顺受，抗争，逃避，还有一种就是以一种虚假遥远的依托表达自己既非抗争也非逃避的自我优越，以摆脱生存境界的尴尬。武大郎就是这最后一种的代表。他本人因受不了浮浪弟子的骚扰，由清河搬到阳谷，与兄弟一年不见，忽然在街上重逢，开口第一句话竟然是：“二哥，你去了许多时，如何不寄封书来于我?我又怨你，又恨你。”乍看此话，本也近人情，但待到武松问他如何是怨如何是恨时，他的回答听来却颇有些好笑：“我怨你时，当初你在清河县里，要便吃醉了，和人相打，时常吃官司，教我要便随衙听候，不曾有一个月净办，常使我受苦，这个便是怨你处。想你时，我近来取得一个老小，清河县人，不怯气都来相欺负，没人做主。你在家时，谁敢来放个屁。”此处武大郎，因受人欺负，而思兄弟这个昔日的街头一霸撑腰，本也无可厚非，但那种不凭自我努力而一心思谋着获得某种庇护从而让他人“谁敢来放个屁”的心态，却在国人中至今有着不小的市场。在拿兄弟昔日的霸道压外人之外，在潘金莲西门庆的奸情暴露后，武大郎还念念不忘用兄弟今日的威风吓老婆：“你做的勾当，我亲手来捉着你奸，你倒挑拨奸夫踢我心头，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们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们争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须知他的性格，倘或早晚归来，他肯甘休?若你可怜我，早早服侍我好了，他归来时，我都不提，你若不看觑我时，待他归来晚，却和你们说话！”“你救得我活，无事了，一笔都勾，并不记怀，武二家来，亦不提起。快去赎药来救我则个。”夫妻间的事，尤其此类难以出口之事，不思自己如何了结，又一门心思拿这位打过老虎正做都头的兄弟来为自己打气，并以此威胁，把家庭危机进一步复杂化扩大化，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对兄弟威势的倚仗上，这便是这位小人物无势却又仗势的嘴脸。《金瓶梅》文龙的回评中称武大郎：“若武大何所恃乎?才不能骑马，力不能缚鸡，貌不足以惊人，钱不足以使鬼，所恃唯一好兄弟耳，固非其所自有者也。”所道的正是其除了依附一无所有的景象。如此人物，最终因此数语亡命，就小说来说自是故事，而就这一种类型的人来说，却带有一定的命运的色彩。他们虽处于底层而不甘，甚至觉得脚下同样有人可踩可踏，并因有所依托便颇有高人一等的想法。他们无独立的人格，所追求者也非人与人间的各不相欺，乃是以期待着凌人之上来摆脱自身的被人所欺，以所倚仗的威势来赢得别人的看顾与同情，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其间就遮蔽着彼此更强烈的人格冲突与宿命的对抗。而其对外力的倚仗中则寓有深切的自卑与无助。
　　至于武大郎的头脑，《水浒传》介绍他用了这样一个词：“头脑可笑。”所谓头脑可笑，就是平常说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有时比较幼稚愚笨，缺乏判断与把控的能力。武大郎在这上面突出的表现就是潘金莲调戏武松不成反咬一口以及武松执意离家时他那种茫然失措的举止：
　　
　　武大进来，歇了担儿，随到厨下，见老婆双眼哭得红红的。武大道：“你和谁闹来?”那妇人道：“都是你不争气，教外人来欺负我。”武大道：“谁人敢来欺负你?”妇人道：“情知是谁！争奈武二那厮，我见他大雪里归来，连忙安排酒请他吃，他见前后没人，便把言语来调戏我。”武大道：“我的兄弟不是这等人，从来老实，休要高做声，吃邻舍家笑话。”武大撇了老婆，来到武松房里叫道：“二哥，不曾吃点心，我和你吃些个。”武松只不做声，寻思了半晌，再脱了丝鞋，依旧穿上油膀靴，着了上盖，带上毡笠儿，一头系缠袋，一面出门。武大叫道：“二哥哪里去?”也不应，一直地只顾去了。武大回到厨下，问老婆道：“我叫他又不应，只顾往县前这条路走了去，正是不知怎地了?”那妇人骂道：“糊涂桶，有什么难见处！那厮羞了，没脸儿见你，走了出去。我也再不许你留这厮在家里歇着。”武大道：“他搬出去，须吃别人笑话。”那妇人道：“混沌魍魉，他来调戏我，倒不吃别人笑。你要便自和他道话，我却做不得这样的人，你还了我一纸休书来，你自留了他便了。”武大哪里敢再开口?……自从武松搬了去县衙里宿歇，武大依然每日上街挑卖炊饼。本待要去县里寻兄弟说话，却被这婆娘千叮万嘱吩咐，教不要去兜揽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寻武松。
　　
　　即使是一个有心之人，面对这样的场面，的确也面临着如何收场的问题，武大郎以“难得糊涂”的手段两边犯傻，倒是暂时度过了家庭危机。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潘金莲骂他“糊涂桶”“混沌魍魉”一样，武大的这种糊涂并非是难得的智慧，乃是实在无可如何不知所措之际的表现，尽管生活的艺术是不必事事较真，但起先武松进家之初那么温馨体贴的老婆忽然反目成仇却并非是什么小事，如此不管不顾，在懦之余，实在是愚在作怪；另外，男人一般都比较粗心，尤其在对待女人的关照上更是如此。但粗心也有个基本的底限，这个底限就是女人的眼泪，如果一个男人粗疏混沌到对女人的眼泪都不闻不问，那这种婚姻的根基是不会牢靠的。退一步讲，武大当时稀里糊涂息事宁人，事后自己心里也应该有个原则。但他事后却依然每日只顾卖他的炊饼，和兄弟也不敢再接触，原因是怕惹老婆不高兴。其处分生活的头脑确实简单得可以。而这样的结果只能是为以后的生活留下更多的隐患。
　　但是，这种懦弱与呆笨只是武大在一般生活常态中的反应，对老婆的忍耐也是在社会规条范围内的窝囊，而一旦外在刺激超越了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尤其一个男人承载的规限，使其基本的公众形象的依托化为泡影，并在男权社会之下为自己带来极大的耻辱时，武大的懦弱与呆笨便化为了心机与勇敢。如郓哥将潘金莲西门庆通奸的事情透给他以后，他的行为与言谈便开始迥异于寻常：
　　
　　武大挑了担儿，引着郓哥，到一个小酒店里，歇了担儿。拿了几个炊饼，买了些肉，讨了一镟酒，请郓哥吃。……武大听罢道：“兄弟，我实不瞒你说：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里做衣裳，归来时便脸红，我自也有些疑忌，这话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担儿，便去捉奸如何?”郓哥道：“你老大一个人，原来没些见识。那王婆老狗，恁么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武大道：“兄弟，你都说得是，却怎地出得这口气?”郓哥道：“我吃那老猪狗打了，也没出气处。我教你一着，你今日晚些归去，都不要发作，也不可露一些嘴脸，只做每日一般。明朝你便少做些炊饼出来卖，若是西门庆入去时，我便来叫你，你便挑着担儿，只在左近等我。我便去先惹那老狗，必然来打我，我便将篮儿丢出街来，你便抢来。我便一头顶住那婆子，你便只顾奔入房里去，叫起屈来。此计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亏了兄弟。我有数贯钱，与你把去籴米，明日早早来紫石街巷口等我。”郓哥得了数贯钱，几个炊饼，自去了。武大还了酒钱，挑了担儿，去卖了一遭归去。
　　原来这妇人，往常时只是骂武大，百般的欺负，近日来也自知无礼，只得窝伴他些个。当晚武大挑了担儿归家，也只和每日一般，并不说起。那妇人道：“大哥，买盏酒吃?”武大道：“却才和一般经纪人，买三碗吃了。”那妇人安排晚饭，与武大吃了，当夜无话。
　　
　　细分析这段文字：为了得到老婆的奸情，武大郎又拿炊饼又打酒买肉；为了得到郓哥的帮助，不忘略施小恩小惠又送几个炊饼几贯钱。可见武大的通于世故。经郓哥提醒，自称“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里做衣裳，归来时便脸红，我自也有些疑忌”，足见他于男女情事并非一味迷糊，而是有其精细之处。与郓哥划策之后，归得家来，一如平常，不露声色，表现了相当的耐心与表演才能，甚至还破天荒地说起了谎话。随后第二天又严格按照计划行事，不慌不忙，从容镇定，更非平日除了卖炊饼不堪任事之象。最可惊奇的是，当郓哥缠住王婆之后，武大郎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勇猛，书中写道：“只见武大撩起衣裳，大踏步直抢入茶坊里来。”一个撩起衣裳，一个大踏步，一个直抢，三个极其有力度的动词，显示的是一个与他这个平日懦弱猥琐的小男人截然相反的形象，那种勇猛与张扬，那种义无反顾，那种模拟大丈夫威风八面时的做派与气概，使人觉得这更像是武松，而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武大郎。如果说写武松便一味豪气万丈，写武大便一味窝窝囊囊，这实际上不免脸谱化；而写武松因嫂子的自献当其面对哥哥时也沉默不语难以启齿，写武大当其尊严的底限受到挑战时也有冲冠之怒，这才是名作的风范。
　　那么引发主人公这种人格悖反的深层根源是什么呢?换句话说，武大郎为什么能在得知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之后表现得如此不同寻常，甚至一改往日的懦弱而变得勇往直前奋不顾身呢?这就不能不从武大与潘金莲这桩婚姻的基础以及它在武大心目中的地位说起。
　　二十四回中描述二人的结合云：“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娘家姓潘，小名唤做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大户要缠她，这女使只是要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于他。”可见二人走到一起，既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非一见钟情两情相悦，而是带一点阴差阳错味道的拉郎配，硬撮合。一个青春年少漂亮诱人，一个三寸丁谷树皮丑陋不堪，这种极不对称更不协调的婚姻本身就是一种有意的对女人的贬损，同时也没有任何可以维持的基础：比如那个倾慕英雄才子等精英的时代普遍被推崇的男人应该具有的权势金钱或者才华。正因为这种滑稽的婚配，才引来了浮浪子弟的讥嘲：“好一块羊肉，到落在狗口里。”对于武大郎来说，他非常清楚这桩婚姻的实际，但飞来的横福谁也不会拒绝，尤其对他这种资质的男人来说，自然会加倍地珍惜。一方面，他理解老婆嫁给自己的委屈，正如《金瓶梅》第一回作者的一段旁白所云：“但凡世上妇女，若自己有些颜色，所禀伶俐，配个好男子便罢了，若是武大这般，虽好杀，也未免有几分憎嫌。”更何况武大如此乏善可陈呢?为了使“好一块羊肉，到落在狗口里”的一类流言减少对老婆的刺激，并使她能得到相应的发泄与平衡，武大郎在日常当中保持着一贯的逆来顺受姿态，并且无怨无悔；另一方面，武大郎更清楚，这个女人嫁给他就只属于他，除非自己写下休书，不然老婆就不敢离开自己。这也是前面所引潘金莲一喊“你还了我一纸休书来，你自留了他便了”，他便不敢再吱声的原因。但休书可以要，给不给的权力却在他――武大郎，这个并不配这个女人的男人。正因为武大郎对这些了然于胸，所以他对自己的低三下四并不为意，因为他清楚这种不般配中没有幸福可言，而他生活的目的是要维持住与这个看不上自己的女人的婚姻关系。
　　维护一种不死不活的关系，过这种不人不鬼却稳定的日子，这对今人或者部分古人来说是不可忍受的，但对武大郎来说是满足的，他的愿望就是把这种稳定维持住，并不顾及什么生活质量。大丈夫形象虽然失落了，但他仍然是个丈夫，因为他的身边有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对于武大郎这种生命里毫无可矜夸的人来讲，他时时要向别人做出证明，证明自己并非似人们菲薄的那样龌龊猥琐，他要证明自己男人的尊严，一个对自己的一切都要向人证明的人是脆弱的，也是可怜的，于是他的这个丈夫身份至关重要，这是他争取获得社会尊重――或者说“准入”的重要资本。底气不足者总要通过一些倚仗来取得心目中的尊严，从而转移自己天资欠缺带来的遗憾。自己因为没有大丈夫的威武而带来的屈辱，就通过炫耀大丈夫才会有的佳人来补偿――而这个佳人的所有权属于他，这是那个时代那种制度赋予他的自我卑微的最后遮羞布。而要炫耀，首先就要保有，这也是武大对老婆百依百顺的内在原因，因为尽管这个家庭的阴尊阳卑颠覆了传统的男尊女卑，但这个阴阳结合的实体还在，武大心中的支撑就不会坍塌。而潘金莲因此也就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见证武大郎是一个漂亮女人丈夫的符号――武大郎不靠和这个漂亮女人完美的结合获得灵与肉的快乐，他只需要这个女人符号为他赢得自己尽管卑微却也堂皇的一点缥缈的男人的尊严。为了这个目的，他把自己的生活演化为了维持婚姻苟延残喘的过程，以至于最终发展到通过严密的对老婆的禁锢实现自己的目的。生活由此已经转变为了一场男与女夫与妻间的战争，转变为了一个甚至两个男人共同禁锢一个年轻女人生命的无聊游戏，这其中，武松可以说是这场无聊游戏的同谋――禁锢自己嫂子的谋略是他划定的：
　　
　　只说武大郎自从武松说了去，整整的吃那婆娘骂了三四日。武大忍气吞声，由他自骂，心里只依着兄弟的言语，真个每日只做一半炊饼出去卖，未晚便归，一脚歇了担儿，便去除了帘子，关上大门，却来家里坐地。那妇人看了这般，心内焦躁，指着武大脸上骂道：“混沌浊物，我倒不曾见日头在半天里，便把着丧门关了，也须吃别人道我家怎地禁鬼！听你那兄弟鸟嘴，也不怕别人笑耻！”武大道：“由他们笑话我家禁鬼，我的兄弟说的是好话，省了多少是非。”那妇人道：“呸！浊物！你是个男子汉，自不做主，却听别人调遣。”武大摇手道：“由他，我的兄弟是金子言语。”自武松去了十数日，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归，归到家里，便关了门。那妇人也和他闹了几场，后来闹惯了，不以为事。自此这妇人，约莫到武大归时，先自去收帘儿，关上大门。武大见了，自心里也喜，寻思道：“恁地时却好！”
　　
　　家成了牢笼，男人的职责是看护锁钥门窗；女人是牢笼里的猎物，私有财产，除了被占有，便是不满时在牢笼里呼啸几声，但不改变被囚禁的地位，正如武大低三下四，但不改变其囚禁女人的权威一样。最为惊心的就是潘金莲如此一个泼辣放纵尖酸刻薄的女人，面对这个囚笼，除了骂两句过嘴瘾之外，时间一长竟然也不得不逆来顺受。本该是男人女人如鱼如水的婚姻，化作了牢笼的囚禁与守望，而在这种人生目的异化中，武大郎竟然自心里也喜，这就更加说明女人在他这里的符号作用远远大于生活幸福的过程本身――必须说明，作为一个男人，武大郎不可能不追求夫妻间的如胶似漆，但生理欠缺、本能不足、为人粗俗使他不可能满足“欲火难禁一丈高”又风流成性的潘金莲。这一点并非只是出于武大身材的推断，书中也有着明显的提示，先是介绍武大，作者称其“不会风流”；次是潘金莲以男欢女爱打动武松，故意杜撰武松在外养女人的新闻，武松矢口否认，让她去问哥哥，潘金莲随后道：“他晓得什么?晓得这等事时，不卖炊饼了！”这里的所谓风流必须抛弃偏见有一个正确体认：这个不会风流，就是所谓不解风情之意。而风情虽然经常在过去被视为贬义词，但它的实际含义当中却包含着一些合理成分，比如男女尤其夫妻之间的琴瑟协调，相濡以沫，你有言我有语，你有情我有意，你知冷我知热，你知怜我知惜，它是一种自由自在潇洒把控情感促进沟通交流调剂生活营造氛围的能力，其中有着创造性的人生艺术，与死水一潭是大不相同的。而武大郎在原欲不涨之外又缺乏这种风情，这除了加深潘金莲的不满，对他自己则更加深了他的自卑。爱情是一种冲动，但爱则是一种能力；婚礼是一个仪式，而维持婚姻则同样需要一种本领。当武大郎对这一切都无可奈何的时候，幸福对他早就成了奢望，或者说，对他来说，维持这种关系便成了他最大的幸福。只要这种关系存在，作为私有财产的女人便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里，他即使无能使其幸福，但却可以永久地占有，并因此维持着他是个男人的尊严。而一旦在这个封闭而又并不风平浪静的圈子里出现闯入者，这个闯入者不仅要占有他的私有财产，而且玷污他作为私有财产主人的尊严，要打破他坚守的囚禁女人的牢笼时，他面临着丧失这种符号的危机，而符号的丧失将使他随即丧失种种的依托，包括作为一个男人在那个时代尤为关注的颜面以及自信。于是武大郎强烈地爆发并引发了人格巨大的悖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就艺术形象来说，武大郎的人格悖反表现了作者洞悉人物的深刻；而从文化内涵的解读上着眼，我们体味到的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与文化传统对人的异化，使武大郎这个天性善良的小人物身上，同样散发出如此恶俗的气息。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武大郎的形象，在并不多的涉及他的文章里，往往将《水浒传》和《金瓶梅》综合起来考察，这虽不失为一种研究策略，但笔者以为，二者之中对武大与潘金莲的描绘是不同的，一则各有千秋，另外，仔细比较，《水浒传》中的武大与潘金莲的形象描写虽着墨不多但仍相当丰厚：比较一下起初张大户纠缠之下，《水浒传》中的潘金莲是拒绝，《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是顺从，就能感觉到《水浒传》中潘金莲的人性之复杂与后天的蜕变。而《金瓶梅》描写潘金莲自小风流成性，使后来的淫妇形象带有先验色彩。以此，本文的研究对象设定于《水浒传》一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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