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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下一颗种子,让沙漠上也有春天” 沙漠里的一颗草图片

    时间:2019-02-11 05:38:5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 要:东北作家冷歌的文学活动、精神历程,在东北沦陷区文坛上是有典型性的:在沉潜蛰伏与反抗挣扎、“庄严与无耻”并存的生存境遇中承受着沉重的心灵炼狱,却极尽曲笔之能事,用隐喻、象征来揭示社会的荒谬、现实的黑暗,寄托“无家者”的情思。其对推动东北新文艺发展,拓宽乡土诗歌创作的表现领域,尤其是诗作所传达出的较浓厚的地域文化意识是值得注意的。
      关键词:冷歌 沦陷区 地域文化 乡土诗歌创作
      
      冷歌(1908―1994)是伪满洲国末期文坛上较为活跃的诗人、编辑。但是,东北“光复”后,沦陷区作家让位给东北流亡作家及“东北文工团”作家,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接收、领导东北文艺,使得沦陷区作家大都湮没无闻。此间,冷歌逐渐停止了文学活动,转入历史研究与教学,长期被忽视和冷落,即使是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逐渐深入、方兴未艾的今天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笔者收集、整理、考察一些原点资料后认为,冷歌对东北沦陷区文学的贡献是很大的,考察其文学活动、精神历程,对于了解特殊时期东北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①
      
      一、沉潜与波动
      
      虽然文化不能用先进和落后来判断,但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说,因东北开发较晚,所以,无论是东北人的“获食模式”,还是精神生产,都较之中原腹地和东南沿海滞后,因此,它的发展趋势呈现为向中原(心)文化认同的趋势。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京沪等地勃兴的时候,东北现代文学亦步亦趋也开始了现代化的步伐,但在“九一八”以后,东北文学与关内新文学中断,“文坛顿成死寂之国”。受现实环境的逼迫,东北文坛上有名气的作家或文学青年,在文学的责任与使命的驱使下离开东北,展示了这些文学青年“宁做流浪者,不当亡国奴”的气节。流亡者的出逃是一种勇敢,但未逃出的也未必是一种怯懦。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只不过是在相同的民族灾难的故事外壳下,演绎了不同的苦难、抗争的生命史;留下来的作家们经历了更为沉重的心灵炼狱,“一部分人已成为惊弓之鸟,心脏衰弱到不敢执笔;一部分人就勉强逢迎,以求苟全”。“幸而人心没有死。外面蒙上耻辱的皮色,肚子里却追逐着另一种境界。纵然被压缩成极小的僵蚕,而内心却蓄积了一种反作用。”②东北沦陷区的一些不甘寂寞的文人,“于愚懵里也有自觉”、“于生之交错中也有清醒”、“沉潜中也有著波动”③,为了繁荣文艺,“埋下一颗种子, / 让沙漠上也有春天; / 施舍一滴圣水, / 让沙漠上也有清泉”④。他们作为启蒙主义者再次出发:“冲破大寂寞,驰骋大荒原”⑤,开始了在夹缝中艰难跋涉的历程。冷歌就是在“连买《辞源》都犯罪的”⑥异态时空下,在“精神上失去外界滋养,在大饥渴和窒息中,又看不到前景和出路,都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彷徨”⑦之时,积极投身于繁荣东北文艺的文学活动。
      作为编辑,在长春益智书店任职的十年里,冷歌曾参与《诗季》的编辑、成立“学艺刊行会”、主编《学艺》;也曾出版了梅娘的短篇小说集《第二代》、山丁的短篇小说集《山风》等“文艺丛刊”四种,吴郎的《苦吟集》、金音的《塞外梦》、冷歌的《船厂》等“学艺丛刊”六种;编著通俗读物《二十四孝故事》等多种;选编小说集《新作家》一种(内收关内刘白羽、艾芜、严文井等新人新作十二篇)。
      作为诗人,在诗歌理论建设与实践上,冷歌做出了突出贡献。20世纪40年代,艾青的《诗论》(1941)、朱光潜的《诗论》(1943)、李广田的《诗的艺术》(1944)等具有较高水平的诗歌理论著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诗学雏形的形成及现代新诗趋向成熟。但是,在东北沦陷区,诗歌理论建设还很薄弱,“还缺乏学贯中西、确实能把握文艺运动方向,引导文学运动的大理论家、评论家。”⑧诗人们还处于探索阶段,还苦于“没有方向”。因此,冷歌“倡导‘文艺运动’之同时,更帮同建设‘学术这部门’”⑨,以期“在诗衰落已非一日的近顷”,“文学魂的要求之觉醒”⑩。其所发表的《谈诗》《新诗十年》《怎样鉴赏诗歌》《我与诗》《新诗的吟法》《过去十四年的诗坛》等诗歌评论文章,对繁荣东北沦陷区诗歌的多样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长诗的探索与实践上,他和山丁、金音等人一起进行了“长诗”的试验与探索。冷歌曾言:“小诗以隽永胜,却很少伟大的成就,长诗是凭着较长久的情绪之持续,而以情绪之悠扬顿挫胜,长诗宜于写下伟大而有生命之作品。”{11}他收入《船厂》中的几首长诗皆为“百行长诗”,这体现了冷歌的尝试与努力,但因没有自觉的“史诗”意识和缺乏总体上的经营,而被后人称作“漫流的长诗”{12}。在诗歌的创作上,冷歌以诗集《船厂》奠定了他在沦陷区乡土诗人中的地位,他的诗以故乡的风土民俗、地理名胜、历史佳话、掌故传说入诗,口语色彩浓郁,且经常杂以关东质朴、大胆、粗犷的乡音俚语,人物对话的地域色彩更浓,给诗歌带来新鲜的活力,给诗坛带来一股乡土气息,体现了地域文化意识与作家创作的互渗。
      
      二、乡土与隐喻
      
      乡土在中国文人心目当中,是一个特殊的意象原型,当身处其中的时候,可能感觉不到她的存在,但一旦远离或失去她,对她的“感情冲动”就会增强一倍。文人们会利用各种途径和方式传达“无家者”的情思、“绿叶对根的情意”。“诗歌,在探索想象力的同时将人们从现实里解放出来,甚至可以营造一个可与外部世界对峙的内心城池。诗人,可以借诗歌文类的特征,构筑独特的隐喻和象征秩序,寄托更丰富的情思。”{13}所以,诗歌往往采取具有象征意义的、能够表达作者刹那间情感和情绪的一些意象语码,像余光中的《乡愁》,通过船票、邮票、坟墓、海峡等象征性的意象来抒发乡愁。而东北“沦陷区”诗人则不同,在作家们不能公开地堂堂正正地弄文学的情况下,在“人处逆境,生活不安”之时,只能借乡土来表达“激愤、怅惘、求索、自励等情绪”{14}。他们更乐于直接描写故乡风物,像金音的《塞外梦》《吉林诗草》、山丁的《拓荒者》《季季草》、支援的《采野花的姑娘》、冰旅的《静静的辽河》、吴瑛的《古城归》等。
      冷歌也是一样,他创作的乡土诗,一方面,是现实影响下对乡土体认意识的加强。鲁思・本尼迪克特认为,“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造物了。待等孩子长大成人,能参与各种活动时,该社会的习惯就成了他的习惯,该社会的信仰就成了他的信仰,该社会的禁忌就成了他的禁忌。”{15}冷歌出生于辽阳,八岁时随父亲来到吉林市。因此,母亲河――太子河和松花江哺育了他,两座名城附近的自然景物、山川景色、风俗习惯、民间传说、俚语方言等自然也就成了他永久的记忆。在“播弄词汇的象征诗也不稳当”之时,“索性向缥缈如烟的远代追求,撇开现实,逃避现实,登临先代名胜遗迹,凭吊往昔,抚残砖踏断瓦,择枯井,览颓垣”{16},古体诗在意象选取上注重将现实中的物象(或现实基础上想象的物象),如月亮、钟声、烟水、渔船等作为意象原型的做法被冷歌所继承,他以清新、舒缓的诗句铺排乡土故事,从中咀嚼乡思乡情,构筑“内心城池”。“松水滔滔/南岸青山北岸堤/两岸遥望/络绎有舟楫/初春/柳丝垂金线/盛夏/临流好钓鱼/中江水深泊木筏/黄昏里/水手苦乡愁/长啸当歌/哀怨散在晚风里/西天余晖映江树/晚钟敲破紫黛的雾/渔舟闪星火/镶入黄昏深深处。”{17}作者将故乡的景物入诗,为我们营造了一幅“天人合一”、和谐自在的松花江边“渔舟唱晚”的画面,体现了作者内心中对“另一种境界”的追寻,颇具古风。同时,又通过隐喻、象征现出抗争与愤慨。吉林人民世代繁衍生息于此:挖参、打猎、捞鱼“如同世外人”,但突然“一条铁轨 / 穿透了它的胸。”“一条铁轨”成了一个隐喻符号,暗示外族的入侵打破了“铜帮铁底”的神话以及和谐、自在、宁静的生活,诗人的情感到此也达到高潮。另一方面,又受到过穆木天等新诗人的影响。冷歌曾回忆,在日本留学的穆木天借探亲之机给他们讲西方象征主义、古典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他就是学习了穆木天翻译的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诗人的作品走上文学之路的。{18}所以,他的诗既有现代诗歌的象征、隐喻,又贴近乡土和现实,展示出一种地域特色鲜明的粗犷、悲凉的审美风范。“从中不难看出地域文化与社会现实对文学的双重雕塑。”{19}
      
      三、幽怨与希望
      
      诗集《船厂》收诗三十三首,写作时间从1932年至1941年,可以说是在东北沦陷区的“惨痛岁月”中作者精神、情感历程的忠实记录。在这些诗当中,既有“想检点旧斑痕,却把握了一束空虚”的无奈(《无题草之一》),又有“年华捉去了青春”,“跳不出宇宙安排下的圈笼”的虚空(《镜》);既有“寂寞合著烦郁揉成一团”的怅惘(《年》),又有“趁芳华盛茂大展有为”的自励(《秋感》);既有对日伪勾结、践踏东北人民的讽喻(《狐群》),又有“那无根的大厦逃不掉化灰”的诅咒(《饥饿与温饱》);既有在异乡“倦卧于旅邸”的寂寞(《京都的寂寞》),又有“雨中别东京”的旅中印象(《雨中别东京》);既有“我向大海招呼”的雀跃(《我向大海招呼》),又有“追随着时光的踪影前路迢迢”的苦苦求索(《生之征途》)。但更多的诗则是用深情、浓郁的笔调、用隐喻和象征的符号抒写对故乡蒙难前的依恋、蒙难后的哀思,“为复杂的心象活动,予以传真”{20},在幽怨中现出希望。
      《红叶》是因吉林著名的“红叶谷”风光引发的断想。在诗中,孤独苦闷的诗人抛开了对“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感慨,抛开了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敬畏,而对一枚小小的红叶展开了形而上的沉思、追忆、求索和拷问。红叶是“那么恬寂,那么沉静”,“那么单纯和普通”,“红色里透出黯紫的斑痕”,被季节弃落在幽谷里,饱经岁月沧桑。但是,从红叶的“劲健的脉络间”作者看到了它“虽近于枯萎”,还“仍然蕴藏著无限的生意”,“也还充溢著升华了的希望”。此时,诗人仿佛得到了神秘的启示,发出“一腔火热的淳情”:“红叶!你请听: / ‘我们于愚懵里也有自觉 / 我们于生之交错中也有清醒 / ――沉潜中也有著波动’”。最后,深情地为红叶祈福:“我待望―― / 你会延绵你那坚强的灵魂!”只要心不死、魂不灭,梦就在、希望就长存。
      《船厂》全诗共计九十三行,写到“乌拉街”满族风俗、民间巫术仪式、生产劳动方式、民间传说、游览胜地近三十处。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写这些内容的时候更突出了吉林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多少年来留下了战争和炮火的印记。诗人既写到了人们为了消除战火而“祈福”、“禳灾”、“求签问卜”,也写到了吉林人民历代的英勇斗争。“百花点将台”就是松花江西沿海都国“百花公主”在蒙古人入侵下国破家亡的时候,用老百姓带出的一捧捧“家乡土”筑起“点将台”,励精图治、反抗外侮、收复失地留下的历史见证。{21}这暗示了东北人民最终也会团结起来收复失地。
      东北沦陷区文学就像生存在危崖缝隙间的一株小花,在没有外界精神滋养的情况下,独自汲取雨露、汲取阳光,顽强地生存。“满洲的新诗,可以说始终也没有拓展开一片广阔的园地。十几年来好像都是在阴晦的气运里迂缓的流动,没有开过一朵浓艳的花,没有结过一次成熟的果,所以一些诗品,总是生在冷落得没人过问的角落里。”{22}在荒芜的文坛,冷歌和山丁、金音等人不求采摘成熟的果实,只求“从熟的果实里寻求新的种子”,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对满洲新文艺界做一番推动”{23}。尽管,他们的作品还有些不够圆熟,但冷歌和他的同时代人“毕竟使我们听到,一群以苦行者的姿首,献身在诗运建设上的人们的脚步和喘息的”{24}。
      
      ① 肖振宇:《东北沦陷区作家冷歌传略》,《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1期。
      ②{16}冷歌:《过去十四年的诗坛》,见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第578―581页。
      ③ 冷歌:《船厂・红叶》,台北大化书局1991年版,第70―71页。
      ④ 山丁:《诗序》,《诗季》1940年第1期,第2页。
      ⑤⑥ 古丁:《大作家随话》,《明明》第1卷第5期,1937年7月1日月刊满洲社发行,第14页,第13页。
      ⑦ 王秋莹:《东北日伪统治时期文艺社团的发展》,《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4期。
      ⑧ 阎志宏:《东北现代文学大系(1卷)・导言》,见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1卷),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⑨ 《学艺发刊词》,转引自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吉林省志・文化艺术志・文学》(39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7页。
      ⑩ 冷歌:《我与诗――权当后记》,见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14卷),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11} 李文湘(冷歌):《谈诗》,《诗季》1941年第2期,第24页。
      {12}{13} 刘晓丽:《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伪满洲国文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第119页。
      {14}{20} 冷歌:《船厂・自序》,台北大化书局1991年版,第1页。
      {15}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张燕、傅铿译:《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17} 冷歌:《船厂》,《诗季》1941年第2期,第10―11页。
      {18} 冯为群、李春燕:《穆木天与东北新文学》,见《穆木天研究论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128页。
      {19} 高翔:《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21}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吉林分会编:《百花点将台》,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5―102页。
      {22} 秋莹:《满洲的诗坛》,《诗季》1940年第1期,第21页。
      {23} 《“文艺丛刊”发刊之辞》,转引刘晓丽:《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伪满洲国文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6―97页。
      {24} 罗绮:《满洲新诗的实体和方向》,见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1卷),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页。
      
      作 者:肖振宇,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东北文学研究。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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