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厚德载物贵和持中的仁义精神】人贵在善良,厚德载物
时间：2019-02-12 05:29: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史记》 仁义精神 民族精神 摘 要:在司马迁所撰述的三千年历史中,征伐几乎无所不在,杀戮几乎从未休止,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司马迁以他敏锐的史学家的目光,看到了仁义之德的重要,并在悲剧人物精神的提炼中对尚让、守义的美好品德表现出由衷的赞美。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该民族奋勇向前的原动力,那么厚德载物、贵和持中就是这个民族稳定和美、持久恒在的根本。中华民族“崇尚中和的民族心理使人们养成了注重和谐,维护整体,温文尔雅,谦让宽容的民族精神”①。在《易经》的智慧中,天道、地道与人道的相互参照体现了中华民族古老的哲学思想,人既要参照天道的“自强不息”,更要配合地道的“厚德载物”,才能够“乃顺承天”,以实现“贞”与“吉”。《易经》中“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宽厚包容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族性格。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这两种民族精神给予了同等重要的关照。在司马迁所撰述的三千年历史中,征伐几乎无所不在,杀戮几乎从未休止,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司马迁以他敏锐的史学家的目光,看到了仁义之德的重要,并在悲剧人物精神的提炼中对尚让、守义的美好品德表现出由衷的赞美。
一、尚让之德
在《易经》的六十四卦中,只有“谦”卦六爻皆吉,不需待任何外在条件,谦者,“让”也。足见古人对谦让之德的肯定与重视。司马迁更是通过对人事的描写,以正面颂扬和反面讽谏的手法,充分肯定了“让”对成“仁”的不可或缺。
司马迁倡导在功名利禄前积极主动的谦让,对“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游侠列传》)的游侠,给予了由衷的赞美。功成身退是司马迁向往的理想人格,他既赞许主动退让,也为那些不谙君心不知退让终遭横祸的功臣表达了深深的惋惜。范蠡佐越灭吴,劳苦功高,但在封赏之际,悄然隐去,对此司马迁非常欣赏。而文种在范蠡隐去之后被赐死的悲剧结局,与范蠡的全身而退形成鲜明对比。文种的悲剧正如范蠡留书中所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欢乐”(《越王勾践世家》)。司马迁在主张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前提下,也敬告世人“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祟”(《田叔列传》)。所以,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对韩信的悲惨遭遇悲慨惋惜:“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而《范雎蔡泽列传》中的范雎、蔡泽,虽然“让”是“无奈之让”,司马迁对他们的“推贤让位”也格外赞赏,但在传记中司马迁对范雎、蔡泽所以“让”的真实原因,通过蔡泽之口表露无遗。司马迁在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记载评判中,形成了他独特而深刻的“反争尚让”思想,即“进退与时变化”(《刘敬叔孙通列传》)。
《伯夷列传》是司马迁尚让思想的最高表现。“末世争利,唯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写《伯夷列传》的原因,而把这篇列传放在七十列传之首,更可见司马迁对“让”的崇尚。司马迁在《伯夷列传》的开篇就列举了具有“禅让”之“至德”的尧和舜,“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接着又列举了具有让国之德的许由、卞随、务光,“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可见,司马迁对伯夷的“让”德是有意加以彰显的。这与三十世家之首的《吴太伯世家》“嘉伯之让”的创作目的是遥相呼应的。在那个为夺权柄而父子、叔侄、兄弟间常白刃相加的乱世里,这种“让”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司马迁对历史上那些为争权夺位而兄弟相残、亲人反目的史实的描写,恰好与伯夷、叔齐之让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司马迁“以让化争”的主旨所在。伯夷、叔齐的悲剧意义就在于“杀身以成仁”。历史的简帛因充斥着太多的篡弑、诈谋与暴力,而散发着浓烈的血腥气。司马迁所以成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没有停留在用良知揭露黑暗,批判丑恶及善序事理之上。……而且要站在那个时代的最高点,通过树立正面的历史典型,为人类社会指明前进的方向,为人类的未来带来光明和希望”②。所以司马迁以审美的目光去观照伯夷、叔齐的人生悲剧,突出了伯夷、叔齐超越于功利之上的“让”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审美意义,带领人们去感受这种非功利的道德情操之美,体会贤者“求仁得仁”的高尚精神快感,从而陶冶情操,追求崇高,这正是太史公之深意所在吧!事实证明,愿“天下归仁”,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人格所在!
二、守义之德
《易・说卦》云:“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新语・本行》云:“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在西周和春秋时期,仁、义是作为两种道德而分别独立存在,自孔子之后,孟子作为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的战国时代最大儒者,将“仁义”二字连文并言,于是“仁”、“义”二字除原有单独二字所含有的品德意义外,更增加了一层新的意义,即仁和义两种品德间产生了一种不可分的关系。正如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历史说明,仁义之德,经孔、孟的大力阐发和提倡,自春秋战国以来直至汉初,不仅已成为儒家立人之本的道德基础和核心,而且已成为当时社会普遍认可的一种指导人们处世接物的行为的道德准则。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至宋,仁义诸德,在中国人民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华各族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共同奋斗、创造中华文化的一种精神凝聚力和推动力,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民族气质的培育,均起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史记》通篇都充满了浩然正气,正是得力于司马迁对人物守义之德的褒扬,尤其是对悲剧主人公以死守义精神的描写。
司马迁笔下勇敢赴死的英雄义士要么具有正直无私的正义品格,要么具有死不变节改志的忠义精神,在这种品格与精神的支配下,面对压力与困境,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超拔。“言不苟合,行不苟容,不为危易行,行义不辟难”成为他们的最高处事原则,“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士固有杀身以成名,唯义之所在,虽死无所恨”(《范雎蔡泽列传》)成为他们坚定的人生信条。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慨叹,既是人们对冯唐、李广人生悲剧的同情,同时也蕴含着人们对他们美德的赞颂。《张释之冯唐列传》司马迁极尽笔墨描写了张释之、冯唐的“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张释之为防止天下人效法啬夫“口辩”而“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的流弊,在文帝面前谈论“长者”使皇帝认识到自己诏令的偏颇;为维护礼法敢于劾奏太子与梁王;为恪守法律而几次违背圣意,即使皇帝为之动怒,也仍坚持并为守法直言辩护。张释之的秉公执法虽赢得了文帝的赏识,但也因此使他而落难,景帝即位后因“前过”而降调。他的儿子“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和“冯唐易老”的处境是众多“言不苟合”的正直无私者人生境遇的影射。而袁盎的“引义慷慨”为我们谱写了一首正义者的人生悲歌。“袁盎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调为陇西都尉”(《袁盎晁错列传》)才仅仅是袁盎人生悲剧的开始,而“梁王欲求为嗣,袁盎进说”则直接导致了袁盎的被刺杀。司马迁虽然对袁盎并不是完全的褒扬,但对他的敢于直言劝谏是非常认可的,给予了“仁心为质,引义慷慨”的高度评价。
《田儋列传》中的田横和他的五百名宾客们为我们演绎了死不改志变节的悲壮。“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面对这种耻辱,田横超然赴死,而田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刭,下从之”,“其余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司马迁之所以把这五百多人的事迹写入《史记》,正是对他们以死尽忠义的歌颂:“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与因而列焉。”
司马迁品评人物不全依爵禄尊卑定次第,而多主以道德高下为殿最,这一点《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是最好的证明。司马迁为刺客游侠列传的宗旨在《太史公自序》中可见一斑:“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义不为二心。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司马迁不但在《刺客列传》中通过语言、行动、细节的描写来衬托刺客们舍生取义的崇高与悲壮,而且对他们的作为给予由衷的赞美:“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孔子、孟子从理论的高度丰富了仁、义二德的内涵意义,并身体力行地加以宣传和提倡,而司马迁则运用他的史笔和文笔创造了一系列具有仁义精神的光辉形象,尤其是那些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悲剧主人公,他们的悲剧正如雅斯贝尔斯曾说过的:“所有各式各样的悲剧都具有某些共同之处。悲剧能够惊人地透视所有实际存在和发生的人情物事。在它沉默的顶点,悲剧暗示出并实现了人类的最高可能性。……这些悲剧的洞察和透视蕴含着一个潜在的哲学,因为它们给本来毫无意义的毁灭赋予了意味。”③所以他们的悲剧精神不但有力地印证和践行了孔子、孟子的仁义主张,而且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
宗白华说:“在悲剧中我们发现了生命的价值的真实性,因为人类曾愿意牺牲生命,血肉,及幸福,以证明他们的实在。果然,在这种悲剧中,人类自身的价值提高了,在这种悲壮的毁灭中,人生显露出意义了。”④《史记》中英雄悲剧人物身上凝聚着不同于常人的浓烈的生命意识,在他死亡的那一刻,往往会爆发出强烈的生命光华与非凡的震撼力,他们以自我的毁灭展示出潜藏于人类自身的生命力量,并以其特有的情绪感染人,教会人们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对待生命,从而认识生命和死亡的真谛,在深感自身渺小无力时能发现自己的伟大崇高。⑤而司马迁的《史记》正是着力记述了春秋战国与秦汉之际的士林阶层为“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太史公自序》)所呈现出来的“扶义倜傥”(《太史公自序》)的精神面貌,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育化作用。
基金项目:吉林省四平市2010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名称为:《史记》悲剧与秦汉时代精神
作者简介:关秀娇,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吉林师范大学职教部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① 赵洪恩,李宝席.中国传统文化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41.
② 陈桐生.不是六艺,胜似六艺[J].孔子研究,2004.1.
③ 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522.
④ 陈桐生.《史记》与民族文化精神[A].袁仲一.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三辑[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⑤ 关秀娇.论《史记》人物悲剧超越性的艺术之美[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