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西洋梦_梦芸 徐志摩
时间：2019-02-12 05:29:1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徐志摩 康桥 西方文化 挽歌 摘 要:经受新文化洗礼的徐志摩全心全意地投入西方文化的怀抱,尽情吮吸西方文化的乳汁,从康桥带着施展抱负的梦想回国,却遭遇了中西文化在其生活中的排异反应,身心疲惫,进而,心灰意懒。于是,进退维谷间写下了他西洋梦的挽歌《再别康桥》。
徐志摩所处的时代正是西风东渐、西风劲吹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经历了一连串的对外战争失败和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称帝后已经从器物、制度、文化全方位丧失了民族自信,彻底与传统决裂,鼓吹全盘西化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
1918年,二十二岁的富商子弟徐志摩怀着一颗对西方文明的无限景仰的赤子之心踏上了自费留洋之路。先在美国两年,后到英国两年。其间,他的志向先是要实业救国,后来立志做“中国的汉密尔顿”,最后,落实在文学启蒙上。四年留学生活,徐志摩先后专门研习了西方的历史、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和文学,这包含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有的主要基础学科,对他了解吸收西方文化精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智性、宗教化、法制化、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已经使这个来自德性、伦理化、人治化、崇尚集体主义的东方文化的小伙子脱胎换骨,而成为一个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都非常西洋化的人。
而康桥,是锻造徐志摩西洋梦最终的熔炉。是徐志摩毕生的精神故乡。
徐志摩爱康桥,是因为这里既是“英国文化的娘胎”、世界近代文明的摇篮之一,也是他的精神圣地。克伦威尔、牛顿、达尔文、哈维等许许多多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政治家、科学家、思想家都出自这里,漫步在康桥小镇就好像在穿越人类近代文明发展历史的长河,在这里,他可以呼吸到最纯粹的西洋文明空气。这一点,对于一个对西方文化倍感神秘、无限景仰、不远万里前来求学的莘莘学子来说是无比看重的。在康桥,他投入文学的怀抱,学习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深切受到了西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并开始接触到了现代主义思潮,这一切促使他后来成为一个艺术至上的浪漫主义诗人,并吸收了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在康桥,他每周积极参加校园内外的演讲、讨论和辩论。他还是工党民主政治的拥护者,热心投身英国工党竞选活动,亲身参与民主政治实践。这种政治倾向一直延续到他回国后的多年活动中,他孜孜追求的农村实验基地亦是改良主义在中国的一个绿色幻梦。在康桥,他将西方文化中的自由、爱和美确立为自己生命追求的方向。思想上追求自由无束,生活中渴求真正倾心的爱情与友谊,创作上力求美的实现和人格上的自我完善。康桥,是徐志摩魂牵梦绕的精神圣地,每当他的人生遭遇挫折和迷茫的时候,他就急匆匆远赴万里来此医治心灵创伤,汲取奋斗的动力。
徐志摩爱康桥,是因为这里是他心灵自由翱翔的天堂。在美国读书“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啃橡皮糖,看电影,赌咒”,却未使他“通窍”。剑桥大学自由灵活宽松的教学和管理方式让天性无拘无束的徐志摩如鱼入海。他可以自由安排支配自己的时间,并有充分的时间看自己爱看的书籍,听自己喜欢听的课,参加自己喜欢的演讲、报告会、辩论、讨论等各种活动,交自己喜欢教的任何朋友,“散步、划船、骑自行车、抽烟、闲谈、吃下午茶牛油烤饼”,做一切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心灵不再感到压抑,心智得到自由发展,真是惬意极了。这种惬意是他在中国从未体验品尝到的。他给父母写信说,到这里后“顿觉性灵益发开展,求学兴味益深”。
徐志摩爱康桥,是因为康桥见证了他和许多英国文化名流的交往。哲学家罗素,作家狄更生、威尔斯、嘉本特、卡因、麦雷、曼殊菲尔,汉学家魏雷,画家傅来义、经济学家开痕司等都与徐志摩交往密切,其中许多人成为徐的终身朋友。跻身于文化名流间,耳濡目染,相互切磋,确实使他获益匪浅。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狄更生是徐志摩在英国最先认识的名流,也是他文学道路的引路人。由于他的帮助,徐志摩才能进入剑桥读书,而狄更生对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推崇也深深地影响了徐志摩,徐志摩对文学艺术的兴趣就此固定成型。罗素的影响更是非同一般。在政治和哲学思想上,徐志摩跟从罗素,尊崇民主、自由、人道、和平,反对暴力和社会主义革命,提倡创造、反对压抑天性。在个性气质上,徐志摩日后之所以能坚持自己的精神理想,将精神价值置于物质价值之上,执著地追求真善美,立志不向现实功利和世俗低头,奋斗到底,而对人不分亲疏,热情如火等等这些西方思维和行为方式都和罗素的影响不无关系。在婚恋态度上,徐志摩的爱情至上和男女平等思想无疑更多半来源于罗素。受他影响,徐志摩认为,维系婚姻的唯一条件是爱情,没有爱情的夫妻勉强维系婚姻是不道德的。这给他高调与张幼仪离婚、作为有妇之夫追求林徽因、追求有夫之妇陆小曼都找到了理论依据。后来,徐志摩对女性个人意志的充分尊重,以及宽容对待陆小曼和翁瑞午的出格交往,也有罗素的影子。
徐志摩爱康桥,是因为这里有他西洋化的初恋。徐志摩对西方文化的追求也体现在他的婚恋里。他的爱人一定要是受过西方良好教育的。林徽因和陆小曼一个是留学英伦,英文流利,追求人格上独立自由,能和徐志摩讨论西洋文学;一个是英语法语娴熟,能跳西方交谊舞,演西方文明戏。他的第一个妻子张幼仪出身名门望族,端庄贤能,虽然毕业于江苏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接受了些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熏陶,但更多的还是传统妇女的温良恭俭让和三从四德。在康桥,徐志摩一见林徽因就惊为天人,对她倾倒之极,立刻飞蛾扑火般地向她狂热求爱。“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悠哉,转辗反侧”。徐志摩是那种喜欢将自己所爱无限理想化的人,是那种一旦爱上就要掏心掏肺、恣意放纵情感的人。这段情缘被徐志摩搞得山呼海啸,缠绵悱恻。虽然最后没有结果,但他对林徽因的牵挂思念终身不渝,至死不能释怀,这也是导致他的人生之旅发生重大转折的重要原因,也是使他在事业上出现莫大变化的关键因素。
徐志摩爱康桥,是因为康桥有异域别样的、沾染了西方文化精神的自然美。徐志摩远离现代生活的美国,跑到剑桥大学过落后于时代的生活,在精神生活方面,他更接近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厌恶文明社会和物质享乐,崇尚大自然,对自然景观有入魔般的迷醉。本是平平常常的景象,被他赋予了文化意义以后,便也有着摄取人心的力量。徐志摩在康桥和意大利佛罗伦萨都留有景物描摹的诗篇。在康桥,他因倾心康桥所代表的英国文化而发现了那里景色的“真”趣;在佛罗伦萨,意大利的灿烂文化使他对这里的自然惊叹不已。这些都是在文化艺术的召唤下产生的特殊情绪,若没有文化艺术的熏染,自然景物在徐志摩的眼里是毫无灵气可言的。可以说,没有西洋文化的魅力,便没有康桥景致的魅力,康桥美景也便没有了灵魂,徐志摩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爱屋及乌罢了。
康桥重塑了徐志摩,康桥,将徐志摩彻底融化在西方文化里,其彻底性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海外留学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无法比拟的。这,正是他要追求的,他对这种融化是满意的、自得的、骄傲的。徐志摩坦然道:“我的眼光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在康桥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说起康桥,徐志摩就有一股抑制不住的深情。他一生两次告别康桥,每次都赋诗言情。1922年第一次离开康桥时做了《康桥再会吧》,1928年又写下了《再别康桥》。
结束了四年欧美留学之旅,崭新的徐志摩怀揣着色彩斑斓的西洋梦,踌躇满志地回到中国,他要用西方先进的文明之水,滋润国人的心灵,改良中国盐碱化了的土壤结构。他要在新文学运动中一展身手,给中国诗坛吹去唤醒万物的春风,要向林徽因希望的那样,“用智慧的光芒照亮那灰暗的文坛”。
徐志摩在大学里演讲、上课,给报刊写诗歌、评论,创办文学社团和刊物,广交教育界、思想界和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文学界朋友,宣传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主张和浪漫主义、唯美主义文艺思想,抨击中国黑暗政治现实和文化传统,探索中国新文学发展道路,筹办农村建设实验基地,探索中国改良主义政治道路。他尽情地将他喜欢的西方文化元素一股脑地倾倒在乡土中国土地上。就连两次到清华大学给大学生演讲,他也固执地坚持用流利的英文,按照剑桥的做派宣读他的讲稿,全不在乎学生是否能听懂。其实,他早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西洋理想与中国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反差,理想主义者在中国必然遭受失败的宿命。但是,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要“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之门”。然而,生活不是艺术,艺术的生活是诗人的白日梦。短短几年时间,他心中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就被现实吞噬得所剩无几,一种幻灭感笼罩着徐志摩。他在《新月》创刊号上咏叹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上吹”正代表了徐志摩人生的迷茫,也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苦于迷谷无路的悲吟。他的四部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勾勒了由积极向上到颓废绝望的图画。
政治上,国民党专制腐败,共产党暴力激进,整个社会“混乱”、“变态”、“一切标准的颠倒”都不符合徐志摩的英国式的民主政治理想,他效法印度泰戈尔搞农村建设的努力也日益归于乌托邦化。面对着血腥专制和默默受苦的民众,徐志摩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他在给恩厚之的信中说:“要一个活在中国的人去抵御悲观和战胜沮丧是不容易的。他没有办法抓到一样可以持守的东西,也没有办法找到同气相投的朋友,去为人生中较崇高,但在目前较少实效的事业一起努力奋斗。所以,活在中国算不得活在世界。”
文学上,功利的、政治的现实主义文学力量日益掌握话语主导权,徐志摩倡导的纯粹精神的、纯粹艺术的文学日益被边缘化、小圈子化,由于政治角斗场的血腥、社会生活的压迫、文艺圈无休止的争斗和自己情感生活的失败都使他所擅长的个人内心体验的小情感、小情调创作陷入灵感日渐枯竭的窘境,诗歌创作风格日渐颓唐,诗歌产量日渐萎缩。他对自己的创作能力产生了怀疑和自卑,他在《自剖》中写道:“在文艺创作界,在学问界内,全没你的位置。你真的没有那能耐。”
个人生活上,徐志摩无视社会汹汹舆论,疯狂追求高官太太陆小曼。结婚后,徐志摩失去了父亲的经济支持。陆小曼贪图享乐,挥金如土,让生性清高的徐志摩降贵纡尊,舍弃政治和文学事业为挣钱养家殚精竭虑,疲于奔命,几近崩溃。陆小曼体弱多病,还吸食鸦片,与翁瑞午关系暧昧都让立志做“西式绅士”的徐志摩备受煎熬,焦头烂额,他极力追求的高雅、浪漫、唯美的个性主义爱情理想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一次次折戟沉沙。
徐志摩清醒地注意到,当时的中国就是西方各种思想的跑马场,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与现实四处冲突、激烈碰撞、无法融洽。他所畅想的将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和文艺理想移植到中国的西洋梦愈来愈趋向泡沫化。徐志摩焦虑万分,他强烈地感受到了社会和个人危机已经黑云压城,而他却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这时候的徐志摩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苦斗不支的巨人安泰俄斯,急需接触大地,获取力量。于是,他又第三次远涉重洋,急匆匆地奔赴英国。
六年之后,徐志摩重回康桥,漫步在康河岸边,看见康河两岸的各种景物仍似当年一样美好,皇家学院还是那样庄严幽静,康河的流水还是那样清澈温柔,岸边的金柳和河中的水草还是那样的充满着柔情,西天的彩霞倒影在水中还是那样迷人。可是,徐志摩由于政治和文学理想的失落,由于爱情的几度波折和跟陆小曼婚后的痛苦折磨,他的心灵已经伤痕累累。六年前的《康桥再会吧》里面没有哀伤,有的是自信、是对未来的憧憬,情感基调是昂扬豪迈的。而今天,面对着康河,他已经没有了普罗米修斯盗火救世的万丈豪情,心中充满了幻灭感,他苦苦追求的西洋梦在中国现实中遭遇了南橘北枳和水土不服,剩下的只是沉默、伤感,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情感涌上心头,欲说还休。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徐志摩,这个来自愚昧落后受尽列强凌辱的东方古国的学子满怀期冀,以一个朝圣者的身份,独自一人,蹑手蹑脚,谦恭卑微地闯入庄严巍峨的西方文明殿堂。他注定是一个过客,他对这里产生不了任何影响,注定是无声无息地来,无声无息地走,然而,这一来一去却是迥然不同的冰火两重天。那河畔的金柳、波光里的艳影、软泥上的青荇、榆荫下的一潭都是那么熟悉,都还那么美丽,都让已经被康桥赋予西方文化灵魂的徐志摩神往留恋。康桥呀,你是我灵魂的诞生地和灵魂的墓地,我的人和灵魂都本应该属于这里啊!我多么希望成为康河里的水草,成为康桥的云,永远皈依康桥。可惜,梁园虽好,却非久居之所。这里的一切并不属于他。康桥,再也不是安泰俄斯的大地,再也不是孙悟空取宝的东海龙宫,再也不能为徐志摩提供改变国家和个人命运的魔咒。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寻梦的日子已是明日黄花。梦境越是美轮美奂,醒来越是怅寥痛惋。梦已经醒了,康桥依旧,但已不在徐志摩的世界里,因而,他已无心放歌,凄婉的笙箫是别离人的哭泣。昨天,“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今天,“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康桥,不就是他徐志摩的天上人间么?只是往事如烟,这人间里从此再也没有他徐志摩了。
“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其实,康桥,一如往常,或宁静或热闹,或庄严或休闲,并没有特意为徐志摩沉默,只是孤独寂寞的徐志摩沉浸在内心苦闷哀愁中,什么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此后的徐志摩只把自由主义政治理想、浪漫主义文学理想和唯美主义的生活理想压在箱底,埋在心底,偶尔翻出来,摩挲、打量、感伤、垂泪。他冥冥之中预感到,未来等待他这个不食人间烟火文学英才的多半将会是永无休止地、焚膏继晷地挣钱谋生,填补小曼欲望的无底洞,填补理想对现实的欠账。徐志摩向康桥道别,也是向他多年迷恋的那个西洋梦道别。他走了,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走了,带着一个褪色的西洋梦凄婉决绝地走了。外表的波澜不惊、故作轻松,恰是内心汹涌澎湃、愁肠百结的写照。这种离愁别绪哪里还是什么淡淡的忧伤?这离别之恨是刻骨铭心的,是痛彻心扉的,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
作者简介:万虹,连云港新海实验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