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 [论师陀笔下的城市书写]
时间：2019-02-12 05:30:2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一格的作家,师陀因乡土小说创作享誉文坛。1930年代初,师陀在北京初登文坛。从乡下而来,带着强烈泥土气息的师陀以他清新的朝气和敢于正视现实的勇气赢得了京派和“左翼”批评家的共同关注,在文坛崭露头角。1940年代,羁留在上海沦陷区的师陀“心怀亡国奴之牢愁”,在“饿夫墓”里写下了《果园城记》。这部经典的怀乡之作以丰厚的文化内涵与独具特色的艺术建构,确立了师陀的乡土抒情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乡村作家,乡野大地是师陀取之不竭的创作之源。他带着乡下人的老实本分,对故乡的爱与恨更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出发点。然而,作为一位从穷乡僻壤流落到大城市的“乡下人”,师陀又身处在城与乡的夹缝中,感受着现代文明与原始乡土之间不可弥合的裂隙。和沈从文一样,师陀的写作有两副笔墨,一副写乡村,一副写都市。在“怀乡”与“找寻”的同时,师陀于时代的潮流与现代文明进程中洞察人性幽微,清醒地看到了工业文明和工具理性与人性目标的相悖,并由此引发出对现代人生存的深沉思索。
在师陀于20世纪30年代所创作的《冶炉》《金子》《大地的儿子》等作品中,他就已经开始对于都市中的底层生活予以关注,一方面敏感于现实的丑恶与不公,另一方面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意图已相当明显。《金子》是师陀较早的一篇以都市为背景的小说。它取材于师陀居住在北平时的所见所闻,小说的主人公金子是一个十多岁的饭馆学徒,“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衣服破烂”,整日生活在掌柜和师傅的打骂中,受尽欺辱和压迫,最后生了病也没钱医治。师陀说:“为了对北京(扩大一点,当时的全中国)饭馆学徒遭遇的不平我才写《金子》的”,“对他们的命运我深感痛苦,对他们的遭遇我深深同情,对那个社会我怀着更深的憎恶。”《金子》着眼于社会的不公,《冶炉》则进一步于城、乡的对比中,写出了作者对于城市的无比厌恶。在市镇的小学校里,新添了一个乡下的孩子,他遭到了来自其他孩子的歧视与欺辱,最后只得离开了学校回到乡下。师陀借着乡下孩子表达出自己对都市的厌恶与失望:“在未到城里之前,他也许把它想作金质的,也许是神仙留住的地方,像传说中会动会咳嗽的东西,里面生活着不凡的人类;然而真实是灰色的大豢栏,包括流氓,醉汉,泼妇,衙役,类似野狗似的孩子,如果还有的话,单剩黑色的恶臭。”然而师陀并没有停留在这样简单的对比中,对市民人生艰难与变异的关注,使得师陀的都市文化批判显得别有深度。《冶炉》关注市民社会中儿童天性的丧失与心灵的虫蚀。那些未来的小市民们,一方面“继承了爹娘对乡下人轻蔑的既有观念”,认为“小市民应该和乡下佬不两立”;另一方面,他们从小就承担了生活的重担,“在学校受过谴责之后,必须回到家里劈柴,买油盐酱醋小菜,抱孩子,汲水――凡大人所应做的事,一股脑都放在他们肩上,能不被打还算例外”,“仿佛为挨打才活着似的”。都市里的浮躁、冷漠与无孔不入的金钱侵蚀了这群孩子的心灵,他们逃学,偷东西,掷牌九,喝酒,打架……从此种意义上说,师陀把都市比作“冶炉”。而在《金子》中,藏污纳垢的饭馆则是个“毁人炉”,但它却正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一个生活在最底层的堂倌,只有在社会的病态彻底摧垮了他的人生观念,消磨了他的意志,蚀坏了他的灵魂之后,他才可以无奈而又安然地生活于都市。而这恰恰是最典型的小市民性格的体现一“没有幻想,缺乏意志,奉公守法”。在师陀笔下,社会文明进程中的负面作用乃至灾难性后果的主要承受者是那些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和劳动者,由此而引发的人性悲剧饱蘸着人生的血与泪,具有别样的警示意义。这不禁让人想到老舍在表现北京市民社会时,对“都市文明病”的深度开掘。但20世纪30年代师陀创作的题材大部分是来源于落后的乡村和乡镇,并未在此方面用力过多。
1936年秋,师陀从北平到上海。仅仅一年之后,抗日战争爆发。这场残酷异常、艰苦卓绝的战争成为决定20世纪40年代时代面貌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战争改变了师陀的生活,也对他的创作发生重要影响。写于1939年至1940年间的《上海手札》,记述了师陀在“八・一三”战役之后从浙江南部的一个山寺到上海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更为“孤岛”时期上海中下层普通民众的生活绘制了一幅真实而生动的画卷。战乱的血雨腥风与浮躁骚乱、喧嚣摇荡的现实景象愈显人性的冷漠和生存的卑微与艰辛。师陀所塑造的一系列生活在上海的下层小知识分子形象,为此做了最为沉重的注解。一边是求生的挣扎与生存的艰难,而另一边却是金钱、欲望、欺骗与虚荣混杂叫嚣的“繁华”世界,师陀用辛辣而幽默的笔调讽刺了在民族的危亡中只顾自己利益、耽于享乐的所谓“上层人物”们。当孤儿沿街乞讨,无数工人难以维持生计之时,慈善家们却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金价、外汇和米价上;而时髦的上海小姐们关心的是高跟鞋、手镯和上品香水。面对种种的不公和现实的黑暗,师陀不禁义愤填膺:“在流氓世界的上海向来就没有公平。”师陀痛感于民族危亡背景下上海的堕落与人心的自私和冷漠,更表现出对工业化、欲望化的城市和人类生存现状的忧虑。在他的笔下,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沉渣泛起,充满投机、冒险和人性险恶的“魑魅之境”,物质文明的渗透更残酷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那种温情脉脉的关系,使人陷落在一张恐怖的大网中不能自拔。1937年的短篇小说《烈亚先生的眼泪》似乎预示着师陀创作转变的开始,作品以人物心理刻画见长,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突显了现代都市的荒诞丑恶对于人性的扭曲。烈亚先生是一位政治人物的私人秘书,但却与主人的情妇林丹发生恋情。两人均出身贫寒,在物质现实与爱情理想的矛盾间痛苦挣扎,在金钱的威力下,人的尊严与真诚被层层剥脱,爱情只不过是生存的陪衬而已。
尽管从情感深处对都市缺乏认同感,但战时羁留于上海的生活却赋予师陀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这对于他的创作至关重要。战争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中投下挥之不去的沉重阴影.生命危浅,朝不虑夕,生存有限性的暴露加深了人们不安定的内心感受,也为作家前所未有地探讨人的本质提供了契机。此时的师陀,不再将生命的衰败与泯灭仅仅归结于世态的堕落,而是以一种成熟的哲学理性去关注人的存在。这种思考不仅体现在其经典之作《果园城记》中,也体现在他的都市题材创作中。
在《上海札记》中,师陀截取了微妙复杂的都市日常生活场景。精明强干的钱经图先生将银行里的储蓄全部提出来买成了黄金,黄金涨价的消息使夫妇二人欣喜若狂,但是很快他们便陷入到无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因为金价的上涨往往与战事的不利相关,如果正好是他们的家乡失陷,他们又不得不担心着乡下的亲属和自己的财产。战争时期,人们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黄金决定人的喜怒哀乐,但却驱不走命运的无助。另一对就要动身去香港的夫妇,正忙着收拾乱七八糟 的杂物,一件件遗落在角落里的小摆设无意间却唤起了他们对往昔生活的记忆,然而他们的温馨回忆却一次次被电话铃声打断。那些顶房子的人络绎不绝地打进电话来,甲太太最终忍无可忍将电话掐断。战争使回忆没有容身之处,种种温情、浪漫都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因为主宰一切的是求生的需求。人们被战争卷入到一个朝不保夕、无所着落的空虚世界中去,一切陷入疯狂与混乱。对着这样一个无可挽回的陷落下去的时代,命运无从把握,每个人都注定是一个悲剧。
长篇小说《结婚》是师陀上世纪40年代都市题材的集大成之作。在这样一部以上海为背景的作品中,师陀将文化批判与生命体验一齐融入笔端,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度开掘,写出了城与人的双重悲剧。《结婚》的主人公胡去恶本来是一个颇有才华且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他怀着“结婚”的美好愿望到都市里去淘金,但是却不由自主地被引入一个罪恶的世界中愈陷愈深。一开始,他对他的大学同学田国宝――一个贪婪而卑鄙的投机商及她的妹妹田国秀――一个虚荣浮华的浅薄少女都充满了厌恶,但是最终却渐渐接受了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他甚至抛弃了对昔日恋人林佩芳如田园诗般的爱情瞳憬,转而与田国秀开始了一段充满肉欲和金钱味道的恋爱纠葛。就在他踌躇满志之时,却发现自己陷入到一个大骗局之中:钱亨暗中吞掉了他的股票;田国秀与旧爱重修旧好,毫不客气地将他这个穷教员一脚踢开;而他先前托给田国宝的两份书稿,竟然也被盗印出版。胡去恶最终选择了向这个可恶的世界疯狂报复,他杀害了钱亨,自己也被警察用枪射死。
对人物的行为方式和心灵世界的双重透视使得胡去恶成为师陀小说创作中最为丰满的一个人物形象。胡去恶的悲剧,正昭示着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在都市现实面前的必然失败。师陀无疑对田国秀、钱亨等都市中人都是持批判态度的,文章的结尾,盲眼的黄美洲与干瘪的老处女举行了婚礼,这正是这个繁华都市里不断上演的荒诞的闹剧之一。师陀要批判的,是这个糜烂、丑恶的现代都市,它激起人的最丑恶的一面.毁灭掉人对美好与温情的向往,而人处于这样的现实挤压中,无一能摆脱被异化的命运。
小说具有强烈的讽刺力量,但更是一出深刻的人性悲剧。胡去恶身上具有两面性,他自小在封建制的大家庭里受尽欺辱,因此极其渴望爱情和家庭的温暖。但从另一方面看,他始终无法摆脱家庭的阴影,暗藏着强烈的报复心理,所以他具有强烈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他不甘于―个教员的清苦生活,更迫切希望借金钱和权力来使自己摆脱自卑和懦弱的心理。然而他为了这种愿望而开始的实践,却正是他人性异化的开端。他自认为深谙了“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金钱至上”的游戏规则就可以掌控人生,最终却完全丧失了自我,身心俱毁。师陀的深刻之处在于,正是在对于现代文明的这种带有讽刺意味的批判里,又包涵着他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由此而生的悲悯,这使得《结婚》在其巨大的道德力量之外又成为一出深刻的人性悲剧。《围城》即将完稿时,钱钟书曾经在致《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的信中,引罗素的话来说明他探究人性自身病根的写作目的:“浪漫主义者主张摈弃物质文明,亦误以为物质文明能使人性堕落,不知物质文明只是人性利用厚生之工具;病根在人性,不在物质文明;石斧石箭杀人之效果不如原子弹.然用石斧石箭之原始人与用原子弹杀人之文明人,其存心―也。”胡去恶的悲剧也正说明,人类从根本上对于金钱和权力的趋向性,正是导致人性堕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缘于此,夏志清把1947年出版的《结婚》视为是师陀创作中“真正值得我们珍视的小说作品”,因为它“使我们每个人看起来都好像是一出恐怖成分远多于悲怆成分的大闹剧中的―个演员”。
在师陀的一个短篇小说中,他曾借主人公之口这样表达自己与城市之间存有的永不能调和的矛盾:“他追求着智慧与明达,而都市里只有堕落与疯狂,在他看来,是戕害人性、腐蚀聪明、消沉意志的地方,是罪恶的渊薮。”不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师陀对充满现代文明特征的都市从情感深处缺乏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在他眼中,现代文明不仅没能催出人类智慧的花朵,反而导致了人类固有美德的丧失,造成了人性的病态和扭曲。从师陀的都市叙写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强烈的道德倾向和明晰的文化批判态度。然而师陀并没有从狭隘的道德化视野出发,将都市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进行简化处理。师陀笔下的都市,既在与乡村田园的比照中获得意义,同时又有着独立存在的价值。城市,作为师陀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从另一个方面加深了他对于人生的理解。他关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生存的精神困境和不可避免的人l生悲剧,他重视日常生活,进而用城市生活的场景来对生存的性质进行哲学上的反思。这从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乡下人”师陀对于现代都市态度的成熟。从艺术上说,师陀的都市小说也展现了他在小说结构、叙事方式上的成功探索。离开了他所熟悉的乡镇题材,师陀在繁复迷离的都市景象中展开对人物心灵世界的探索与展示,在此方面他所取得的成功,其意义绝不亚于其巅峰之作《果园城记》。
作者简介:陈晨,文学博士,现任教于郑州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师陀:《回忆我写(金子)》,《师陀全集》(8),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页。
师陀:《冶炉》,《师陀全集》(2),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31页。
师陀:《金子》,《师陀全集》(1),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页。
师陀:《上海手札・上海》,《师陀全集》(5).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页。
转引自范智红:《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9页。
师陀:《灵异――掠影记》.《师陀全集》(5),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