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文学看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国传统人文精神
时间：2019-02-12 05:31:2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先秦文学 人文精神 儒、道学说 自然观 神道观 道德观 摘 要:人文精神与自然观念结合实现了人类理想的超越,儒、道各家学说倡行,推动了人文精神的张扬、神道的衰落和生命意识的盛行。伴随人文精神产生的是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重视自我价值体现成为人格自我完善的独立追求,也是人类对生命本真的体悟。经历漫长历史变迁,先秦文学的传承让人文精神的体现成为可能。
人文精神一词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反对宗教主义和经院哲学,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从概念上讲是欧洲的,若从适用范围和性质上讲,人文精神绝不限于文艺复兴那一时期,也不止西欧那一地域。从世界文明来讲,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更富有人文精神,而作为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先秦文学则有充分的体现。
一、人文精神与自然观
人是人文精神的施受者和传承者。作为个体的人是有群体性的,具有群体生存的需要,产生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群体又与自然相关联以便维系生存。为此,人文精神构建了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礼记•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这里强调人处于天地之间,是自然界的中心,上有天,下有地,人在中间,三者结合形成浑融统一的天地人合一式的结构秩序。
人作为自然存在,是人文精神生成和存在的基础。《易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鱼施,品物流行。”《易传》把天视为世界的创造者,“乾元”是自然万物的发端,应在“天”所创造之列。大地顺应“天”的意志,作为“天”创生的承载者,滋养生命,所以又有“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古代思想家认为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体的,自然也是有生命的。思想家们认识到人的行为是受创造者和滋养者制约的,他们以生命意识的光辉来认识自然的存在,认识自然的力量。自然是一个充满无限生机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整体,人在自然力量面前是渺小的,人们只有正确认识它、利用它、适应它,通过积极探索,求得与自然和谐并融为一体,这样自然才可以为人而存在。“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荀子•富国》)“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春秋繁露•服制象》)在传统认识中,一方面强调了自然对人的制约,要把“法自然”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点,同时又指出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说明人是自然界的主人。因为人是有智慧、有知识、有灵性、有能力的,人通过主观努力,可以利用自然为己谋利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突出了人的价值,体现了人类理性觉醒,不再唯天是尊,天神合一思想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人类呼唤着野心的实现,在社会演变基础上,已从困惑中走出,从盲目的崇拜到大胆的怀疑和挑战,人成为社会中心,一切以人为本,在群体生活中的人不再是个体的独立存在,需要人与人之间联系、沟通与关怀,需要相互帮助与扶持。在集体关怀下同自然相协调、对自然加以改造和利用,达到人们的目的,实现人们的理想,张扬自我之个性,体现生存的价值。
二、人文精神与儒、道学说
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哲人辈出。这是哲学思考的时代,也是个性张扬的时代,百家争鸣成为先秦文学史上的辉煌篇章,为后世学人所景仰、叹服。思想的活跃以各家学派传播为主要标志,儒家和道家在人文精神发展中是两个重要学派,他们把先期零星的人文精神上升为理论,体系性思想日渐成熟,奠定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人文精神的基础。
“儒家传统人文精神是倡行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个性独立,道德理性,人格尊严,民主政治等”,就是以伦理思想为核心,以“礼”为手段,达到“仁”的最高道德标准。仁是儒家文化的价值核心,孔子从不同角度重新阐释了仁的意义。他认为仁的真谛在于人类真爱,必须承认别人也是人,这是道德基础,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强调限制私欲,倡行公正、平等、人格尊严和民主思想。孔子是我国古代真正深刻思考人的价值,把平民作为人看待的第一位思想家。孔子关于“仁”的学说是那个时代思想家所能给予劳动者的最高的重视和同情,既然那个时代远不可能废除社会贵贱等级差别,还不具备产生平等博爱的条件,但并不妨碍思想家们思想观念的宣扬和倡行。
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始祖,他创立了“道”的理论,并以这个理论构建了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道”有多种涵义,但作为哲学概括之一,“人之道”与“无为而治”已经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辉。“人之道”强调人要顺应自然的秩序,以此建立人生哲学和确定人生目标。老子把任由自然用于人生理论上,就是要消除外在的干涉,使其自然化,自然发展,自然完成。在这种自然人性论基础上主张“无为而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这种“无为”理论是把天地的“自然无为”延伸到人事活动上,“针对‘有为’虐政,反对在封建经济社会中的剥削和压迫并由此产生畸形病态的社会现象。”在老子看来,这种畸形病态现象的出现,是统治者“有之以为利”行为造成的,这是人类历史跨入文明门槛不久,以理论形式对人的自身所做出的一次自觉反思。
从儒、道两学派对人文精神的表述看,人文精神出现的原因有二:第一,时代的需要。随着生产发展,社会进步,人类从蒙昧时期进入到文明时代,理性的觉醒推动了人文精神的发展,人们大胆向天神提出挑战。“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民天疾威,弗虑弗图。”(《小雅•雨无正》)“民天疾威,敷于下土。”(《小雅•小民》)这是对天神的质问,苍天茫茫,却不赐恩于天下,降下灾难和饥荒,四方百姓遭祸殃。作为天神不保护下方,却让百姓遭受如此之灾,委实让人们怀疑天神是否真的为百姓着想。战国时期屈原的长诗《天问》,名为《天问》,实为“问天”。诗人向天神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这些问题包含天文、地理、自然现象、神话传说、政治哲学、伦理道德等方面内容,表现了诗人对天神的大胆怀疑和挑战,斥责了它的不公。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是一个充满朝气的时代,以人为本,个性追求成为人的精神主体,人成为社会文明和社会文化的中心,同时展现出具有时代意义的人文精神。第二,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在理性刚刚觉醒,神权巫术处于衰弱之时,人们对未来社会发展认识是模糊的、困惑的,并不清晰未来社会的结构、形态,没有成型的思想观念,人们凭借想象去追求,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去探索。“在理性精神引导下,在反叛精神支持下,潜意识的追求,冷静的反思,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人类社会经历了从诗的文化向史的文化转型,老子、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集团这一时期形成、规定了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他们所确定的人格模式突出了人的作用,提高了人的地位,肯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群体性和联系性,认识到了人是社会的主宰,不再作为神权巫术的附庸而存在,所以对人文精神的追求着力展开。
三、人文精神与神道观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除少数人之外,大多数思想家没有摒弃或没有完全摒弃神道,不同程度地为神留有一席之地。这不是思想家们认识不足,是社会习俗所致。千百年来的传统为之彻底放弃难以实现,在诸子百家学派中,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曰:“祭如在”,这是从信仰上说的。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最高的存在,它包含一切事物,从“道”的内涵上讲已没有了神的位置,在本体上已抛弃了神,显现的是人文精神。可是在理论范围内仍然保留了神的位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老子•六十章》)。从传统思想上看,神是夏、商时期统治人们思想的主导,是社会文化的中心。到了西周时期,神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人们大胆地质疑,“昊天上帝,则不我遗。”“上帝不临,耗 下土”(《大雅•云汉》)。“昊天不 ,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小雅•节南山》)。在怀疑中提出谁是事物的主宰,谁在决定世界。这既是对自然界的探索,也是人类自身的反省,究其终结,认为人更重要,只有人才能做到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在西周初年,以民情知天命就提出来了,这是“德”的观念发展和延伸,在《诗经•周颂》三十一篇里有十九篇提到“德”,另有六篇含有德义。可见德此时已上升到人们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人文精神成为德的核心,成为衡量人们行为的规范,把握事物的标准,也是联系人与人、人与事的纽带。虽然大力推崇德行,德的倡行并不违背对神的崇敬,两者互为依存,互为补充,而实际上则更注重人事。德把敬神与保民联系起来,“天畏榧忱,民情大可见”(《尚书•康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这里把神道与人道结为一体,成为传统文化中人神关系的体现,这种认识实际上是把神道人文化,以民意为主导,民意胜似天意,代表天意,目的仍然是为人谋利益,从人的利益出发,达到保民的目的。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人虽然是靠自己生存,但蒙昧的神道观不可能一下子退出人们的精神世界,但它已退居次要位置,不再统治人们思想。究其原因,首先是时代的进步。随着铁器牛耕的出现,社会经济大力发展,财富日益积累,人类已进入文明时期,此时人们对自然和神道有了初步认识,不再盲目地追求和崇敬,理性的觉醒让人们冷静地思考。其次是文化发展。由于社会文化发达,各种文明出现,人们对事物认识有了提高,各种文化现象的冲击为人们个性的张扬提供了条件。礼崩乐坏,周室衰微,战争频繁,正是新旧势力消长不定时期,旧有文化不甘自己的衰落而垂死挣扎,新的文化未达到体系性成熟,致使人们积极大胆地探索,寻求适合自己发展之路。再次是阶级矛盾的激化。西周时阶级和职业是同一意义,它作为一种固定职业长期存在,不可混杂。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不可超越的阶级界限已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旧贵族走向衰落,新兴地主阶级兴起,一些诸侯国内阶级矛盾十分激烈,鲁国为季孙氏所取代,齐国为陈氏所取代。由于新兴地主阶级刚登上政治舞台,一些旧有的神道观暂时要维护,更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保护本阶级的利益,作为阶级利益的新型代表,以人为本、人文关怀、人的作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要建立起新型的、适合统治者需要的社会思想体系,这是必由之路。
人文精神与神道关系是互为依托、互为依存的,但人文精神是社会文化中心,以自己特有的价值与作用展示着它的社会效应与功能,而退居次要位置的神道作为辅助的手段依然存在,它不再显示任何倾向,渐次退出历史舞台。
四、人文精神与道德观
价值是人们对事物的认同度。人文精神反对功利,倡行公正,实现平等,这成为时人一种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致力于这样一种君子人格:轻视物质享受,重义轻利。以德制欲,正是重视人际关系胜于重视个人存在的人文精神表现。人文精神还体现在人们对道德的完善和追求,人们要求道德的完善意识超出了对生活物质的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唯一平等观念是人人在道德面前平等,“人皆可为尧舜”(《孟子》)。“涂之可以为禹”(《荀子》)。鼓励人们忍受社会政治经济不平等以换取道德上的平等,从而构建和谐理想的社会形态。在追求道德平等时,人与人之间的信赖、联系与沟通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展现了人文精神风貌。然而在道德强制追求下,人们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做事,只能被动地接受道德标准的评判,限制了人性的发挥,抑制了人性欲望。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根据和保证是人们相信价值之源已深植人们心中,人人都有相等价值的自觉能力,因此向内自省以修身为平天下的起点,以诚实为接人待物的守则,尽心、尽性、尽力成为道德行为规范。所以,儒家认为个人道德完善是社会完善的基础和起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公式集中表达了他们的见解,在这一公式中,个人的价值与作用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神道被放在了虚无的位置,社会其他关系和因素也被排挤在了次要位置上,这里人文精神获得充分展开,人们追求最大限度的实现自我,这是人主观能动性的创造,把事物一切美集中于一身,从而上升到一个完全的人。
总之,先秦时期是从野蛮到蒙昧走向文明的历史时期,人类在理性中成熟起来,走向成年,传统的人文精神为人类思想的成熟增添了厚重的文化积淀,让我们去探索。
作者简介:王岩,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秘书学教学与研究。
参考文献:
[1] 刘泽华.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与王权主义[A].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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