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诗对宋初诗坛的影响] 中唐诗坛的诗

　　关键词:南唐诗 风格 宋初诗坛 影响 　　摘 要:南唐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由南唐入宋的诗人,把南唐诗人的诗风带到了北宋,他们的苦吟诗风、平淡诗风、学人之诗开启了北宋初的诗坛局面,对宋初诗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主宰宋初诗坛相当长一个时期。
　　
　　南唐诗的发展阶段处于唐诗与宋诗两个峰巅中的山谷地带,具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的诗创作连接着唐宋,成为一条纽带。因为,唐末的诗体流派与诗风在南唐继续盛行,如“白体”诗派、“贾岛体”诗派、“温李体”诗派成为南唐诗的主要流派,使唐末诗风得以在南唐延续与发展。而由南唐入宋的诗人,又把南唐诗人的上述诗风带到了北宋,开启北宋初的诗坛局面,主宰宋初诗坛相当长一个时期。所以,从唐末与宋初诗坛的两个角度去考察,南唐诗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是连接唐宋诗坛的桥梁。
　　
　　一、苦吟诗风
　　
　　南唐有相当一部分诗人仿效晚唐体的苦吟诗风,因为晚唐体诗的苦吟味和病态美,确实适合于一些诗人的创作个性。这种苦吟诗风的特点大致有三:
　　其一,就是它的僻涩味,表现为诗句和辞藻的工整与雕饰,拘泥于格律而不流畅,这种风格正与“白体”的浅俗流畅相对立。《唐摭言》卷一二云:“元和中,元白尚轻浅,贾岛独变格入僻,以矫浮艳。”说明了这种诗风与元白诗风走向了反面。“变格入僻”是贾岛的独到处,贾岛、姚合为中唐诗人,他们的苦吟是人生和艺术的自觉追求;而到了唐末五代(包括南唐在内),情形却大不一样。司空图说:晚唐体诗和贾岛诗“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附于蹇涩,方可致才”{1}。此语道出了苦吟诗作的内容特点,即苍白空洞,徒有警句。
　　其二,南唐的苦吟诗人除孙晟等几个少数作家之外,大多为隐逸之士,或者是终生穷于诗道者。他们对当时政治几乎不闻不问,超然物外,或者说是无力过问,只是埋头作诗,不复有他想。这是直接把吟诗当做了毕生的事业去追求。
　　其三,苦吟诗人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也正如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贾岛》里所说的:“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鹤、石、冰雪……他们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这种诗境和物象方面的独特之处,不仅属于贾岛,也属于那些贾岛的崇拜和仿效者。寒苦凄冷的意象,正是苦吟诗人感兴趣的东西。
　　其四,在诗歌体式上,“晚唐体”诗人一般都长于五言律诗。南唐苦吟诗人的写景精策之句俯拾即是,它们均对仗工整,气象狭小,且看以下几联:“鹧鸪啼竹树,杜若媚汀洲”(李中《江南春》)、“小舟闻笛夜,微雨养花天”(郑文宝《送曹纬秀才》)、“莲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唐镐诗句)、“泉美茶香异,堂深磬声迟”(李中《寄庐山白大师》)、“露团沙鸥起,人卧钓船流”(任涛诗句)、“风便磬声远,日斜楼影长”(潘天锡《游古观》)等等。在南唐诗人中,耽于“晚唐体”苦吟诗风的,有几位较为著名的诗人,惜其诗作大多失传。这些诗人有陈贶、孙晟、刘洞、江为、陈甫等。南唐诗人的这种苦吟诗风对于承前启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直接影响着宋初的诗坛。
　　宋初诗坛的晚唐体苦吟诗人无不承袭南唐苦吟诗风,如潘阆、林逋、魏野、寇准与“九僧”等人的苦吟诗风乃是南唐诗风的余绪。而学晚唐体最逼真的是九僧。欧阳修《六一诗话》云:“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词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搁笔。”从这一记载中可见其诗境极其狭窄的特点。这些晚唐体诗人的风格,正如潘阆的《叙吟》诗所说:“发任茎茎白,诗须字字清,搜疑沧海竭,得恐鬼神惊。”他们也和南唐苦吟诗人一样,由于视野狭窄,沉溺于描摹景物,抒发清苦幽僻的个人性情。
　　林逋的诗风格清淡,意趣高远。当时与林逋并称而诗名较大的是晚唐体苦吟诗人魏野。《宋史・隐逸传》云:“野为诗精苦,有唐人风格,多警策句,所著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契丹使至,尝言本国得其上帙,愿求全部,诏与之。”可见他的诗名很大,远播异域。现存《东观集》十卷,《四库提要》卷一五二云:“野在宋初,其诗尚沿五代旧格,未能及林逋之超诣,而胸次不俗。”宋初“晚唐体”的苦吟诗人中,寇准是唯一的达官,同时也是这一派诗人的盟主。当时名士如魏野、林逋及“九僧”等,都是他的诗友。《四库提要》卷一五二评曰:“准以风节著于时,其诗乃含思凄婉,绰有晚唐之致。然骨韵特高,终非凡艳所可比。”《瀛奎律髓》卷一?�亦云:“莱公诗学晚唐,与九僧体相似。”这些评语是符合实际的。
　　“苦吟派”诗人的特点在于穷搜苦求,诗中常有一些沁人心脾的佳句,而且多在中间两联。但他们生活积累过于狭隘,描写景物常溺于小巧细碎,抒写性情多流于清苦幽僻。至欧阳修等人起来反对,这种雕刻破碎的诗风,便被革除掉了。
　　
　　二、恬淡风格
　　
　　南唐诗人的诗风表现为追求平淡自然。无论是宗白诗人还是宗贾岛诗人,都有一种平淡诗风,因为白居易的闲适诗所表现的自然淡泊风格和贾岛诗所表现的幽闲淡泊情趣有相同之处。所以平淡诗风为南唐多数诗人效法。这种平淡自然诗风是指诗人为表达闲适或怅然的心情所塑造的静谧与淡雅的意境,抒发一种幽深而宁静的情怀;即使表现忧愁,也是淡淡的忧,淡淡的愁。夸饰浮艳诗风多为“温李体”诗人所宗法,他们为了消遣娱乐的需要,用浓丽的辞藻塑造女性形象,铺张描绘豪华的场面,给人以虚浮、浓丽之感。
　　追求平淡的诗风在南唐诗人中有李建勋、李中、梁藻等人。如李中的《落花》:
　　
　　年年三月梦,无计惜残红。
　　酷恨西园雨,生憎南陌风。
　　片随流水远,色逐断霞空。
　　怅望丛林下,悠悠饮兴穷。
　　
　　诗人在此诗中抒发一种暮春的淡淡哀愁,似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之叹,面对落花、风雨,诗人也可能想到了世间的好景不长,时光易逝,从而有一种怅惘心情。李建勋的诗追求淡泊,也与他自己的身世有密切关系,他时仕时隐,不以为怀,去留心情两自如,表现出一种淡泊名利、超脱世俗的情怀。其情志表现在诗作上,便是抒发一种平淡的情愫,形成一种幽远的意境。在抒情中追求平淡的诗是较多的,我们再看一首梁藻的《南山池》:
　　
　　翡翠戏翻荷叶雨,鹭莺飞破竹林烟。
　　时沽村酒临轩酌,拟摘新茶靠石煎。
　　
　　诗中表露出平淡的野趣与诗人的生活有关。梁藻性格萧散,不喜俗务,本来应该承袭其父的官职,但他不愿屈就,而愿意做一个优哉游哉的处士。故其诗中也表现出一种恬淡的风格。在这里,不妨提及一下诗人何昌龄的一首诗,此诗不但在平淡中表现一种意境,而且,它还成了一首别人的谶诗:“经旬因雨不重来,门有蛛丝径有苔。再向白莲台上望,不知花木为谁开。”(《题杨克俭池馆》)这是何昌龄赠给杨克俭的诗。《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十三《诗谶门》载:“昌龄宰庐陵郡,有衙将杨克俭能媚州牧而移其权,昌龄以兄事之,尝游其池馆,贻其诗曰云云。未几,克俭连延范,贷死而刑,其家破焉。议者以为其诗之谶也。”仔细读一下,此诗几乎真是一首不吉利的诗,诗中“不重来”、“蛛丝”、“苔径”、“为谁开”,在平淡之语中,似乎意有所措指,暗寓残破景象。顶替其位的杨克俭不久遭祸,此诗成了谶语。
　　南唐诗人的这种平淡、闲雅诗风直接影响着北宋初的诗坛。因为宗白诗人徐铉由南唐入宋,并成为诗坛盟主,直接把白居易闲适诗的恬淡风格带到了北宋。另外,宋初的统治者为了颂扬圣明和粉饰太平,便有意提倡应酬赠答的诗赋。所以,宋初文坛盛行的是唱和诗,而白居易的元和体便成了时流学习的榜样。这种应酬赠答之作完全是为了消遣,内容上是流连光景,形式上是依次押韵,风格则平易清雅,不求雄浑典丽。这批诗人主要有徐铉、李�、李至、王奇、王禹�等人。徐铉的诗被方回《瀛奎律髓》卷十六评曰“有白乐天之风”,诗风平淡浅切;而李�亦被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评为“�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可见他们的诗风受南唐白体诗平淡浅易诗风的影响。
　　
　　三、学人之诗
　　
　　相对于上面所论及的几种诗风,学人之诗在南唐比较不突出。虽然南唐三主提倡尊崇儒教,学风很盛,但博通经史,学问足佐其诗作的诗人并不多,最突出者有徐铉、徐锴、史虚白诸人。他们直接影响着宋初的“西昆体”诗人。特别是徐铉由南唐入宋,更成为宋初学人之诗的先导。
　　南唐诗人中,有一群学力深厚的儒者,在学人诗的创作上别有建树,成为其诗创作成就的一个方面(对徐铉本人来说,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方面,徐铉诗的主要成就是在宗白体诗),然而在学人之诗的传承上,都不能不仰仗他们的努力。
　　徐铉。徐铉与其弟徐锴皆是学问赡博的大家(关于其生平及详细情况,前面已经涉及,此不赘述),《十国春秋》本传称:“铉简淡寡欲,质直无矫饰。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隶书亦工。入宋后,受诏与句中正、葛湍、士惟恭等校《说文》。有文集三十卷,《质疑论》若干卷。……铉博学,能读异书。常与弟锴隶猫事,至七十余条。”
　　徐铉诗今存291首,其中次韵酬唱之作占十之七八,他的诗多为唱和而作。正如严羽所说,唱和之作最能害诗人。因为再工巧的无病呻吟也会令人读来味同嚼蜡,索然无味。但其有些诗作若按学问之诗去看待,还较有些可取之处。《四库提要》卷一五一《骑省集》提要云:
　　
　　铉精于小学,所校许慎《说文》,至今为六书矩镬,而文章淹雅,亦冠一时。《读书志》称其文思敏速,凡有撰述,常不喜预作,有欲从其求文者,必戒临事即来请,往往执笔立就,未尝沉思。常曰:“文速则意思敏壮,缓则体式疏慢。”故其诗流易有余而深警不足。……而就一时体格言之,则亦迥然孤秀。
　　
　　其中说他作诗撰文才思敏捷,不必苦思冥想,便能出口成章,一挥而就,也反映了他诗文风格的淋漓酣畅,不矫揉造作,这与其质直的个性是相辅相成的。且看他的两首诗作:
　　
　　贾生三载在长沙,故友相思道路赊。已分终年甘寂寞,岂知今日返京华。麟符上相恩偏厚,隋苑留欢日欲斜。明旦江头倍惆怅,远山芳草映残霞。(《还过东都留守周公宴上赠座客》)
　　危言危行古时人,归向西山卧白云。买宅尚寻徐处士,餐霞终访许真君。容颜别后应如故,诗咏年来更不闻。今日城中春又至,落梅愁绪共纷纷。(《寄萧给事》)
　　
　　从这两首赠答诗作中,可以看到徐铉学人之诗的流畅慧秀风格及华丽辞采。另外,其诗中用典工切赡博,无雕琢痕迹。
　　徐锴。徐锴的诗文于南唐灭国时焚烧殆尽,今存诗仅五首。其中《太傅相公以东观庭梅》《太傅相公与家兄梅花酬唱》两篇为依韵唱和之咏物诗。其余三篇,用事切对,也属于学人之作。徐锴之诗在当时颇负盛名,流传也较广,时有歌妓咏唱之佐酒。据《江南余载》:
　　
　　徐锴以屯田郎中知制诰,久次当迁中书舍人,而宰相游简言每抑之。锴遂诣简言,简言从容曰:“以君之才地,何止舍人?但兄弟并居清要,物忌太甚。请少缓之,使众称淹恤,进固未晚。”锴颇怏怏。简言徐出妓佐酒叠唱,歌辞皆锴所制,锴乃大喜起谢。归以告兄铉,铉曰:“汝乃为数阕歌换中书舍人耶?”
　　
　　其中可以看出宰相游简言对徐锴才学的赏识和对其诗作的喜爱。另外,徐锴也与其兄徐铉一样,作诗作文才思敏捷,援笔立就。据《诗话总龟・幼敏门》引《诗史》载:“徐锴字楚金,年十余岁,群从宴集。分题赋诗,令为《秋词》,援笔立成。其略曰:‘井梧纷堕砌,塞雁远横空。雨久莓苔紫,霜浓薜荔红。’”《玉壶清话》评价此《秋词》诗曰:“尽见秋声之意。”锴十岁时就能吟出这样的诗,可见其才气不凡。从下面的两首诗作中,我们也可观其诗风:
　　
　　静对含章树,闲思共有时。香随荀令在,根异武昌移。物性虽摇落,人心岂变衰!唱酬胜笛曲,来往韵朱丝。(《太傅相公以东观庭梅》)
　　诸公长者郑当时,事事无心性坦夷。但是登临皆有咏,未常相见不伸眉。生前适意无过酒,死后遗言只要诗。三日笑谈成理命,一篇投吊尚应知。(《同家兄哭乔侍郎》)
　　
　　其诗的总体风格呈现为:虽用典而不露镶嵌痕迹,顺手拈来而自然流畅,一气呵成而前后贯通,这与其学养和才思有很大关系。
　　史虚白。据马令《南唐书》本传记载:“史虚白,山东人,世儒学,与韩熙载友善。唐晋之间,中原多事,遂因熙载渡淮。闻宋齐丘总相府事,虚白放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齐丘欲穷其技,因宴僚属而致虚白,酒数行,出诗百咏,俾赓焉。姿女奴玩肆,多方挠之。虚白谈笑献酬,笔不停缀,众方大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史虚白的才气。史虚白本为北人,因北方战乱而侨寓南唐。初到南唐,虚白负其才能,说烈祖李■长驱以定中原,烈祖未采纳其建议,虚白颇以为耻,遂南游庐山,以诗酒自娱。后来,元宗即位,征召而不就。史虚白的才气不在徐铉、徐锴之下,颇为人所钦慕,另据《南唐近事》载:
　　
　　史虚白,北海人也。清泰中客游江表,卜居于浔阳落星湾,遂有终焉之志。容貌恢廓,高尚不仕。尝对客弈棋,旁令学徒四五辈各执纸笔,先定题目,或为书启表章,或诗赋碑颂,随口而书。握管者略不停辍,数食之间,众制皆就。虽不精绝,然词彩磊落,旨趣流畅,亦一代不羁之才也。晚节放达,好乘双犊板辕,挂酒壶于车上,山童总角负瓢以随,往来庐阜之间,任意所适。当时朝士,咸所推仰。
　　
　　从记载中,可以看出史虚白以其学识、才气、气节而受时人仰慕,可惜这样的一位高人,竟以不遇明君而志不得伸,做了一辈子隐士。史虚白的诗仅存散句,其诗作没有流传下来。他的笔记体著作《钓矶立谈》论述了有关南唐的人事风物。是不可多得的南唐史料。
　　“西昆体”诗是宋初学人之诗的集大成者。为了梳理清楚学人之诗的源流及传承关系,我们有必要对宋代的学人之诗再作进一步论述,以阐明南唐学人之诗对宋初诗坛的影响。
　　未及南唐灭亡,徐锴、史虚白已身殁,徐铉入宋,把学人之诗的风格带到了北宋,成了学人之诗的执牛耳者,很自然地对宋初诗坛产生巨大影响。这时北宋的学人之诗又有了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几位较负盛名的继承人。他们后来居上,把学者诗的创作推向了高峰。由于他们的努力与倡导,以学问为诗似乎成了一种风气,学者之间互相酬唱赠答,蔚为大观,且给其诗作起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叫“西昆体”。“西昆体”是由杨亿所编《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这部诗集是南唐(乃至五代)至宋初文人唱和诗风发展到顶点的标志。集中共收十七位诗人的五、七言唱和诗250首,代表作家为杨、刘、钱三人,他们的作品就占了202首。杨亿《西昆酬唱集序》如是说:
　　
　　予景德中,忝佐修书之任,得接群公之游。时今紫微钱君希圣,秘阁刘君子仪,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予得以游其墙藩而咨其模楷。二君成人之美,不我遐弃,博约诱掖,置之同声,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磋。
　　
　　由此可见,他们的创作只是为了唱和消遣,其创作方法则主要是从历代文籍中“挹其芳润”而已,且注重于“雕章丽句”。关于“西昆体”的出现,前代学者均未能从南唐(或五代)至宋初的诗风流变中去作考察,而是越过了这一发展阶段,直接从晚唐前期的作家作品中去追源寻根,将李商隐归为“西昆体”的始祖, 这样便切断了诗歌发展的链条,忽略了它们的连贯性。但西昆体准确地说是学五代(主要是南唐)的学人诗,却只是从形式上模仿他们,实质上并未能继承那种在精丽字句和恰切典故中蕴含真情实感和深悲积怨的优秀品格。杨、刘、钱三人都曾是秘阁中的编纂人员,博学多闻。他们一方面从事宫廷的文秘事务,一方面参与各种宴游集会。在那样一种特定的环境里,他们发挥才学,描摹物态,流连光景,次韵唱和。这样,特定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们诗歌的主题与内容。《西昆酬唱集》里面《别墅》《夜宴》《直夜》《属疾》《霜月》《清风》《鹤》《梅》之类的作品,便是那种特定生活的艺术反映。我们翻开南唐诗人的诗作,无论是学人之诗,还是其他类诗人的作品,十之七八是唱和之作,所以说,宋初人的这种唱和诗,无不受南唐诗人的影响,况且,偏安一隅的南唐君臣的寻欢作乐也与宋初宫廷文人的生活环境有相似之处,这又给他们的传承关系提供了条件与契机。
　　欧阳修曾说过:“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祖政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后是有余年,韩李之徒出,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唐衰兵乱,又百余年,而圣宋兴,天下一定,晏然无事,又几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3}这段话虽是就古文而言,但对我们理解唐末五代(尤其南唐)宋初诗的流变也颇具启发性。在诗歌发展史上,唐诗为不可企及的高峰,此为不争的事实。故而,鲁迅先生说:“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4}唐末五代(尤其南唐)及宋初的诗人,就面临着这种“好诗已被作完”的困境。但他们犹不能不尽心于诗道,虽然艰难是不言而喻的。于是从晚唐至南唐,从南唐到宋初的一百多年间,诗人们就只能在低谷中探索新的出路。如果没有南唐乃至整个五代诗的整体衰微和屡屡失败的尝试,宋诗要在破旧立新中建立自己的新风貌,无疑还需要一个更长的历史过程,甚至“苏黄体”能否成为宋诗成熟的标志,也大可怀疑。所以,从此种意义上说,五代时期成绩斐然的南唐诗坛,在迎接唐诗到宋诗的过渡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纽带与桥梁,它在诗歌发展历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这就是我们研究、探讨南唐诗的根本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钟祥,文学博士,周口师范学院新闻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1} 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M].卷2《与李生论诗书》,北京:中华书局,2001.
　　{2} 刘克庄.后村诗话[M].前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
　　{3}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集[M].卷四一《苏氏文集序》,北京:中华书局,2001.
　　{4} 鲁迅.鲁迅书信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699.
　　
　　(责任编辑:古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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