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ＶＳ亚森・罗宾] 福尔摩斯VS亚森罗宾
时间：2019-02-16 05:49:5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侦探小说是大量跨越国界和在地书写都缤纷涌现的小说类别。美国作家爱伦・坡于一八四一年所写的《莫格街谋杀案》被视为侦探小说的源起，在此之后，英国作家柯南・道尔所创作的名探福尔摩斯系列与法国作家卢布朗所创作的侠盗亚森・罗宾系列，分别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与二十世纪初期引领风骚，成为侦探小说的两种不同典范。在这两种范式之外，各式各样的侦探与侠盗也不断地出现并映入银幕当中。一九一○年代当时在电影工业处于领先地位的法国，开始出现席哥玛（Zigomar）系列的侦探电影，德国也在一九一四年开始出现被称为侦探电影之王的导演史都亚特・韦伯（Stuart Webb）所执导的侦探电影系列。东亚的日本，随着报业的兴起与对西方侦探小说的改写，也逐渐形成侦探小说文化，法国的席哥玛系列电影，更在日本创下连续十一年放映的热潮。而中国大陆，出现了程小青与包笑天对福尔摩斯与亚森・罗宾的改写。但可能较为人所忽略的是，从程季华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的电影片目看，我们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便开始出现部分侦探电影，其中也包括程小青与包笑天担任编剧的电影片目。
侦探小说的出现，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形成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丹尼尔・枫丹纳谢（Daniel Fondanèche）在《侦探小说》（Le roman policier）中认为，以犯罪为题材的小说在爱伦・坡之前即已出现。爱伦・坡的《莫格街谋杀案》之所以被视为侦探小说的源起，一方面在于就文学形式而言，爱伦・坡的小说确立了侦探小说例如谜团、侦探、层层解谜等基本要素；另一方面，就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联而言，法文中的侦探小说roman policier当中的policier，其字源polis则是来自城市cité之意，这也指出了侦探小说与现代城市之间的联系。其间的关联，不仅在于现代城市资本与人口的集中孕育了大众传媒的发展，面对城市化之后逐渐发生的各式犯罪，国家机器也采取了崭新的控制手法，除此之外，侦探小说文本更描述了现代城市当中城乡移民乃至异国情调都会等社会情境。
福尔摩斯与亚森・罗宾的出现，与十九世纪中期印刷资本主义的发达、犯罪新闻的报道和描写犯罪连载小说的大行其道三者密不可分。印刷资本主义在英国与法国萌芽的基础极为相似，两国在教育普及识字率提高、交通网络便捷以利报刊运送等因素之下，使得报刊渗入一般大众的生活领域当中。不过，尽管两国的报刊对于犯罪新闻特别是杀人事件都给予头条新闻的报道，其新闻重要性甚至与战争胜利有着同样的地位，然而，其背后则有着不同的脉络。就法国来说，十九世纪中期虽然是印刷资本主义的成熟期，不过，当时的法国却是拿破仑三世主政的第二共和时期，对于政治言论有着严厉的管制，违反政府规定甚至将面临停刊的处分。对必须考虑市场利益的报刊来说，犯罪新闻与社会八卦新闻的报道成为替代政治新闻的最佳卖点。除此之外，以市场为导向的连载小说也应运而生。以法国为例，拥有众多读者的《小报》（Le Petit Journal）就是一个例子，在拿破仑三世对政治言论进行严格控制之时，这份报纸的操作策略是社论放上各种关于科学发现或是充满道德意味的警世语，同时，新闻报道方面则尽其所能地刊登各种犯罪或是社会八卦新闻。另外，与犯罪、社会八卦新闻同样重要的一块版面，就是连载小说（roman-feuilleton）。事实上，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报刊在法国逐渐发展之际，已出现以报刊市场为导向的文人，这也如同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巴黎》当中最后一句话所说的：“波德莱尔明白文人的真实处境：他们像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市场，似乎只为四处瞧瞧，实际上却是想找一个买主。”在犯罪新闻成为《小报》重要一环的情况下，也出现在犯罪新闻当中创造犯罪小说的例子。
就英国来说，当时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气氛并未像法国那样紧绷，但犯罪（尤其是杀人）新闻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除了好奇之外，更与当时伦敦特殊的――斩首仪式有直接关系。英国的新门（new gate）监狱，在英国作家狄更斯笔下是英国社会一个最为阴暗恐怖的人间炼狱，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英国对于死刑犯有着在新门监狱广场公开斩首的仪式，每逢周一新门监狱广场斩首仪式之前的夜晚，便会有大约一万五千名群众彻夜守候，等候观看。而上流社会阶级，为了观看斩首仪式，会选择“视野”较好的寓所将其高价租下。在观看斩首仪式风潮的牵引下，年轻时曾在律师事务所担任助手、始终关心社会底层的作家狄更斯，在他晚年之际，也开启了侦探小说的创作。
无论如何，巴黎与伦敦犯罪新闻当道乃至观看斩首仪式的出现，都说明了犯罪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犯罪事件的增多，国家机器对个人的监控手段也不断演进，十九世纪中期照相术已趋成熟。除了它能提供事物原貌的功能，因而被广泛运用在科学领域以外，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们也利用摄影的功能进行研究，旅行者们也特别喜爱在他乡通过摄影留下“异国情调”的痕迹。这项被社会广泛运用的新兴技术，很快成为国家机器进行行政控制的手段，美国与法国政府在一八六○与一八七一年通过权力机制，运用照相建立个人档案资料借以进行管理。不仅如此，关于犯罪者的讨论更是达到高度理论化的地步，而这些讨论与当时西方极为兴盛的人种学的讨论有相当密切的关联。十九世纪以来，关于人种“优劣”差异的根本原因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差异是遗传所导致，另一种看法则是差异由后天社会环境所造成。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引领“犯罪者研究”的柴扎尔・伦布罗梭（Cesare Lombroso），采取了前一项思路进行理论建构。在他眼中，犯罪者是因遗传因素无法接受文明感化的“未开化人种”；除此之外，他也依脑容量、体型、头盖骨的形状等特征，罗列不同犯罪者的身体特征。不过，这个方式仅指出犯罪者大略的身体特征，并无法具体指出某个人是否即为犯罪者。在以后的发展当中，法国与英国各擅胜场。八十年代，在巴黎警察局任职的阿尔方斯・贝蒂隆（Alphonse Bertillon）开发出一套广为各国所采用的犯罪者的记录系统。贝蒂隆所开发的记录系统有三大特色：第一是身体侦测法，这个方式主要在更细致地记录个人身体的基本资料――手指长度、头部的长度、身高等；第二则是脸部器官如眼、耳、鼻形状的特征； 第三则是身体其他部位特征的记录。在这套严密的记录系统当中，法国的司法警政部门无疑更像是一个更为巨大而缜密的个人资料“记忆装置”。而英国，也在殖民地印度开展指纹鉴定法。指纹鉴定法的发展过程与印度农民对殖民者的反抗有直接关联，为了分别究竟谁是反抗者，身为东印度公司助理的威廉・贺舍尔（William Herschel）通过指纹对个人身体进行更为精密的搜集。随着指纹辨识法的发展，不但英属殖民地加以采用，英国国内也采用这套严密记录个人身体的系统。正是在前述相当复杂的历史与社会脉络当中，孕育了福尔摩斯与亚森・罗宾。这两个不同的角色，恰好站在两个不同的位置上：福尔摩斯依循现代科学的原理，如同柯南・道尔在小说当中所强调的，“侦探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他的破案“工具箱”当中，处处可见“科学”的痕迹，例如实验室、百科全书、照片等，这些工具促成他的科学办案。而亚森・罗宾不断变身以行侠仗义，在国家机器不断尝试更精密累积个人身体资料的法国，变身尤其具有反讽的意味。
如果说柯南・道尔与卢布朗在现代城市形成与国家机器对个人控制手法的演进下进行创作，那么，巴黎与柏林的文人与哲学家们，则扮演了推介侦探小说与赋予侦探小说历史或社会涵义的角色。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从历史纵深的视角指出国家机器对犯罪的界定与惩罚方式，其中，也包括社会看待犯罪英雄方式的转变。侦探小说出现之前，公开绞刑是对犯人进行惩罚最严厉的仪式，这个仪式的连带作用是警告人不可胡作非为。然而，在这种严厉的仪式当中，罪犯反而以一种英雄形象出现，记录犯罪者绞刑前忏悔演说的警世宣传也被民众相反解读。不过，侦探小说出现之后，大家的注意力转到了侦探与罪犯之间的斗智上，而不再是昔日受绞刑罪犯的英雄形象。
侦探小说的持续发展，与文人的推波助澜有直接的关系，波德莱尔就是一个例子。巴黎的波德莱尔不但对爱伦・坡的作品有极高的评价，甚至还翻译了爱伦・坡的侦探小说作品。这位观察到法国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城市漫游者角色的诗人，对侦探小说的喜爱并非没有原因。侦探小说的主角侦探，与他所观察到的漫游者――画家、作家有相同之处，同样脱离社会机械的运转，在城市角落当中找寻或创作或破案的线索。在波德莱尔之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称为“现代性的实验室”的德国柏林，在城市流行文化迅速崛起的情形下，也孕育了侦探小说的两位文化评论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与本雅明。在一般的认识中，克拉考尔以电影研究闻名，他的《电影理论》（Theory of Film）、《从卡尔加里到希特勒》（From Caligari to Hitler）在电影史研究当中有重要地位。不过，被人忽略的是，他是从城市大众文化的视角进行文化评论写作的，他的《侦探小说的哲学》一书甚至早于电影的专著。这部书其实是在讨论共同体的问题（而非如书名所示，专论侦探小说），相当具有德国观念论色彩，克拉考尔首先区分了两个世界：真实的宗教共同体世界与虚幻的理性世界――侦探小说世界。关于侦探小说的描述，最精彩的一章可能是《旅店》。旅店的特性在于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国籍的匿名者的集合，像是一个微型的城市。事实上，旅店大厅来来往往各形各色旅客川流不息的场景，不仅是二十年代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经常出现的镜头，更形象地指出了侦探小说的发生背景――混杂的现代城市。
如同《现代性的碎片》作者戴维・弗里斯比相当准确地指出了克拉考尔与本雅明关于现代性社会的观察――他们同样尝试从社会的片断，例如博览会、饮食、交际、城市空间的转变切入社会变化的背后动力。如果说克拉考尔以旅店来比喻侦探小说的重要舞台――城市，那么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中就以城市空间当中相互不认识的无名大众以及“漫游者”的角色带出侦探小说的背景与内容。尽管侦探与潜藏在无名大众当中的罪犯可能毫不相识，不过，这并不表示他们之间缺少连带。本雅明在讨论爱伦・坡的侦探小说时，便带出了联系侦探与无名大众的媒介――报纸。侦探在茫茫人海当中如何找寻罪犯？报纸对受害者的报道与新闻分析，恰好提供了线索，让侦探在茫茫人海当中抽丝剥茧找出罪犯。事实上，在侦探小说中，像报纸这样的媒介并不少见，寻人启事、电话簿里的电话号码等等细节透露案件相关人士的蛛丝马迹的情节所在多有。如同吉见俊哉的《媒介时代的文化社会学》一书当中所指出的，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演进，印刷技术、地铁、电话等的出现都构造了一个崭新的时间和空间与社会联系。侦探与犯罪者之间的斗智，也正是在这样的城市空间中进行。
福柯从国家机器对犯罪的定义与惩罚、克拉考尔以“旅店”对现代城市的比喻，乃至本雅明对城市漫游者的观察，都带出对侦探小说不同面向的审视。如前所述，侦探小说的出现，与西方极为复杂多样的现代性或城市的出现、文学市场的问世、国家机器对个人身体的控制甚至殖民统治等都有直接的关联。不过，对东亚国家来说，西方科学却意味着国富民强、科学办案与公正的司法程序。这点特别反映在对福尔摩斯小说的翻译与临摹中。侦探小说在东亚的出现，在形式上看似与西方有极为类似的脉络，例如城市小报对犯罪新闻的报道。就日本而言，在日本报纸刚发展之初，曾出现“新闻锦绘”的报道形式，这类报道以杀人等社会治安事件为主，形式则是报纸版面上有一幅描绘事件内容的图画，然后加上解说文字。除此之外，随着日本报业的发展，也出现大新闻与小新闻之分。大新闻的内容主要是关乎社会的政党等政治意见，而小新闻则以报道犯罪、奇谈等新闻为主。而晚清的上海，也有类似的小报，例如《点石斋画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或是晚清对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却并非仅基于市场考量，而是有其特定的政治改革立场。以日本为例，其侦探小说的发展公认以黑岩泪香为现代侦探小说的转折点。黑岩泪香对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主要刊载于《今日新闻》、《绘入自由新闻》、《万朝报》等小报，而一八八八年黑岩泪香翻译了英国作家修・康威（Hugh Conway）一八八四年的作品《暗日》（Dark Days，日译为《法庭的美人》）之后，旋即引起轰动，不仅《万朝报》的销售量因此大为增加，更引领了日本侦探小说发展的第一波高潮。侦探小说之所以引起读者的喜爱，在于彼时的日本社会，尽管高唱效法西方文明，实际状况却是政府权力至上，除了打压民权运动之外，甚至官吏贪腐的情形也层出不穷。在此情形之下，西方侦探小说当中的社会正义就成为读者心理的投射。相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晚清对福尔摩斯小说的翻译。力倡改革的梁启超所创办的《时务报》当中，一八九六年便已连载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而这也是晚清首部被译介的英语侦探小说。一九○四年周桂生于《〈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当中便指出：
吾国视泰西，风俗既殊，嗜好亦别。……尤以侦探小说，为吾国所绝乏，实未尝梦见。……至于内地谳案，动以刑求，暗无天日者更不必论。如是，复安用侦探之劳其心血哉！至若泰西各国，最尊人权，涉讼者例得请人为辩护，故苟非证据凿榷，不能妄加入罪。此侦探学之所以由广也。
在印刷资本主义的带动下，除了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之外，作家们也开始大量进行本地化的书写。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日本或是中国都存在传统类似侠义公案小说的模式，例如日本以江户时代为背景的“捕物帐”或是中国的《三侠五义》、《彭公案》等。侦探小说与侠义公案小说最大的不同除了以现代城市为背景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对科学办案逻辑的强调。就日本而言，黑岩泪香一八九○年的首部创作《无惨》，开启了本土创作的先潮。在这篇小说当中，作者安排了凭感觉与经验办案的老式警探与讲求科学办案的新式侦探作为对比，而故事内容则是一对居住于日本的中国兄弟与曾堕入风尘的中国女子之间引发的情杀事件。如同日本文艺评论家川崎贤子所提醒的，在侦探小说发展的起步阶段，经常可见帝国殖民的痕迹，例如福尔摩斯的小说当中，犯罪的毒物、食品乃至财宝许多都是来自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写于中日甲午战争前的《无惨》，同样也可以看到帝国的疆界扩张的想象。日俄战争到上世纪初是日本第二波侦探小说的高潮，在这波高潮当中，随着印刷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不仅标示“侦探”的杂志与读物大量出现，许多并非侦探小说的专门作家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等都出现侦探小说类型的作品。不过，日本侦探小说发展的最重要转折，可能在于侦探小说专门杂志《新青年》于一九二○年的问世。一方面，在一九二三年关东大震灾之后，日本的文化空间旋即重组，针对大众的读物与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媒介专门化、大众化的年代，《新青年》在侦探小说读者当中拥有崇高地位，该杂志甚至经营至一九五○年。另一方面，一九二三年江户川乱步于该杂志发表的《两枚铜钱》，标示了江户川乱步时代的来临与日本正格侦探小说的流派。在此之后，日本的侦探小说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就中国的侦探小说发展来说，依李欧梵的研究，晚清末年的一九○六到一九○九年是侦探小说翻译的最高潮。在此之后的高潮，莫过于程小青临仿福尔摩斯的“霍桑探案系列”与孙了红临仿亚森・罗宾的“侠盗鲁平系列”。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系列与福尔摩斯的相似之处除了有着与福尔摩斯助理华生相同角色的包朗之外，其办案过程同样也强调科学逻辑抽丝剥茧的精神，在某些段落，甚至会搬出程小青本人透过函授课程所习得的犯罪心理学的术语与理论，一如福尔摩斯的办案工具箱。而孙了红笔下的鲁平，则扮演如同亚森・罗宾行侠仗义的英雄角色。在英雄形象的背后，两者同样也有散落在社会各角落熟知讯息并提供讯息的社会底层小人物。值得注意的是，程小青与孙了红小说的背景基本以上海为主。如同李欧梵所提示的，在同一时期以上海为背景的不同小说类别或流派当中，上海空间的再现是非常不同的，例如新感觉派小说的背景，西化的舞厅或是咖啡厅成为标示上海的重要地景；相较之下，程小青与孙了红的小说当中，西化的舞厅并非没有出现，只是多少被视为城市的罪恶。不同于新感觉派所标示的时髦上海地景，程小青与孙了红小说当中所呈现的上海地景，基本上是一般大众所认知的中国地景，从戏院、旅馆、餐厅甚至所吸的香烟等不一而足，这些地景也再现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本地的城市风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西方或是日本的侦探小说当中多少都触及了对其他国家的刻板印象或是政治议题，程小青与孙了红亦不例外。程小青的《血匕首》将背景拉到五四运动的中心北京，透过学运分子与反学运分子之间的情杀案，带出官僚军阀收买学生打压学运的故事。而孙了红的《蓝色响尾蛇》，更是带出鲁平与日本女间谍智斗的情节。
侦探小说的出现，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多重脉络下出现的，既有城市的出现、城乡移民乃至异国情调，更有国家机器透过科学技术对个人身体进行监控的脉络；这些错综复杂的脉络，也影响了小说人物的创造与故事情节。有趣的是，东亚则是在官僚贪腐、司法无法伸张正义的情境下，更重要的是对西方科学的想象中，大量翻译以及进行本地的侦探小说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