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辉耀中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2050全面实现共产主义
时间：2019-02-19 05:28:2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一页。其中，地处中国内陆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于1920年3月12日自发创立，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为丰富和完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提供了时间新证、空间新证和创建新证。
20世纪20年代，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光辉一页。同样是20世纪20年代，阴霾深重、僻处西南的四川重庆迎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春风。1920年3月12日，“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创立了。
中共“一大”档案中的《重庆报告》
回首90年前开天辟地的中共“一大”:上海望志路、嘉兴南湖红船；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济南；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董必武……一串串光辉的名字奔涌而来。然而鲜有人知，在珍贵的中共“一大”档案中，还有一份《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简称《重庆报告》），记载着重庆的革命先驱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大潮中、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过程中曾经留下的足迹。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共产国际派代表指导并出席了会议，他们将中共“一大”文件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自己并没有留下关于建党和“一大”的文字档案，以至于只能把建党纪念日大体定在７月１日。1956年，苏共中央将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部分档案交还中共，这批档案作为党内的重要机密，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就在这批档案的第九卷中，专家发现了三件关于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一大”文件放在一起的竟还有三件地方组织报告的俄译稿:《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这一卷档案的写作时间均在1921年前后，但没有注明作者，也没有收发机关。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中，还有一份根据英文译稿转译成中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从苏共中央转移而来的档案虽不是中文原件，但这几份俄译稿正是迄今保存于世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档案！
为了考证这批档案的真实性，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帮助下，将这批俄译稿交由中央档案馆李玲同志转译成中文，连同英文译稿转译成中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于1958年陆续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编辑的内部机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六、十号上，送请中央领导同志审查。
毛泽东主席审看《中国共产党宣言》（《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后，作出批示:“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毛泽东的批示间接地证明了这批档案的真实性。
1959年8月5日，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派陈铭康和李玲把关于“一大”的三个译稿文件送到董必武同志那里，请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亲自鉴定。1个月之后，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写下了亲笔复函:“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1961年4月11日上午，董必武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座谈中共“一大”主要问题时，又讲了上述意见。这表明，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的亲历者，董必武认可了这三件中共“一大”档案的真实性。
随后，中央档案馆通过对一大批中共早期历史档案的深入研究，作出结论:“上述材料均足以确证董必武同志判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比较可靠’是正确的。”董必武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等三份档案的鉴定，直接证明了它们的真实性，同时也间接证明了包括北京、广州、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报告在内的这一批档案的真实性。正因如此，1961年，中央档案馆又把《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和《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译成中文。
1982年，中央档案馆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为名，内部出版了这批档案，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宣言》，以及《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同志关于鉴别“一大”文件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1959年9月5日）、《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同时附录了李玲所作《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本的来源和初步考证》。在经历了严肃认真的研究和精心缜密的考证之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有关中共“一大”档案真实性的论证，终于尘埃落定。《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成为中共“一大”档案的一部分。
时间新证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
一直以来，众所周知，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始建于上海，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月，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武汉支部；10月，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小组；这年冬，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在广州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广州共产党。因此，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认为，上海共产主义组织“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
尽管长期以来，大都以对某一共产主义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关系来考察并判断其是否具有共产主义性质，从而确认其是否为中国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然而，有学者提出，部分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早期组织“大多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文献和早期党员的回忆中都找不到有关的记载，多半也并没有得到过当时上海共产党的承认与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组织绝对不存在”。
历史并未被湮没，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就是这样一个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但确有档案资料证实其存在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它的活动有一条主线，即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重庆报告》称，“我们的组织是由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所建立的。他们起初成立了一个研究会，在这里聚集了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现在和未来与邪恶进行斗争的手段。我们的敌人建立了民主政体。而我们应当用共产主义思想对抗民主思想”。他们主张“生产系统或工厂”“应当属于工人和农民”，主张“取消那些专门保护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现有军队，建立一支红军队伍，以便取而代之”等等。因此，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正是一个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
随着青年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重庆报告》披露，“由于这种情况，再加上丝厂和毛加工作坊的罢工，使得一些工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有必要把我们的研究会改组为更有权威的组织。于是，在1920年3月12日我们的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了。”
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为迄今所见明确宣布自己为共产主义组织、并且成立时间最早的一个早期共产主义组织。这就从时间上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新证。
空间新证 典型的内陆型特征
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创建史上有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影响和教育了一代青年。李大钊则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培养了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发动、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五四”爱国运动，由北大而及北京，由北京而及南方。之所以冠之以“南”和“北”，并非单指陈独秀为南方的安徽人，李大钊为北方的河北人，而主要是指建党时期陈独秀在上海、广东，而李大钊在北京，共同从事着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此后的历史显示，陈独秀和李大钊一南一北，交流往来，研究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名称、纲领、组织筹备等问题。“南陈北李”不仅显示了两位创始人的巨大影响力，而且突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及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由北而南，集中于东部沿海的区域性特征。
对各地建立的共产主义组织来说，大都贯穿着以李大钊、陈独秀作为精神俯视的自上而下的推动和各地方精英自下而上的实践。而《重庆报告》的面世，以确凿无疑的事实提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既有“南陈北李”、由北而南、集中于东部沿海的区域性特征，也还另有路径，即四川重庆的自发性内陆发展的区域性特征。
从思想体系看，不论沿海还是内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都皈依于中国人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引，这是那个时代最先进思想的代表。这是共性，也是陈独秀、李大钊思想的影响所至。
从组织机构看，这时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健全的组织，且自成体系，包括书记处和宣传、财务、出版三部。《重庆报告》指出，“除了保存重庆的组织以外，还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建立了分部。总起来说，四川共有五个组织，即成都、叙府、雅州、顺庆、重庆等地各有一个组织。重庆是总的组织，是人们知道的‘正式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在成功地进行着它们的工作。”除此之外，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还“打算在西藏建立一个组织”。由此可见，他们的发展目标是明确的、宏大的。
从组成人员看，《重庆报告》称，该组织由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所建立，后来又有一批工人加入，有近40位正式成员和一批候补成员组成，都来自四川地区。
从其活动范围来看，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产生于重庆，活动于四川。但是，这群青年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他们表示，“我们的组织肩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因此其成员不能不力图把它建成为先进的组织。”他们更有着“走出去”的强烈意愿，这份报告就是他们为了走出四川而向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的表达。他们表示，写这封信的目的，一是“联合各省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二是“到俄国去……全面了解共产主义”，“将来回到四川，把在俄国获得的知识，运用于我们的组织”，真心与寄望跃然纸上。
《重庆报告》显示，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一个典型的不同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内陆型早期组织。而无论沿海还是内陆，这些不同区域所产生的早期组织，“他们寻求和依靠的实践路径更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异性恰恰为中国革命的发展预留了伏笔”。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便从空间上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提供了新证。
创建新证 自发独立地成立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绝大多数都有着共同的历史背景，即受到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帮助。
1920年3月，经共产国际批准，联共（布）远东局海参崴支部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魏金斯基来到中国，首先与李大钊等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接着魏金斯基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商建党大计。正是在魏金斯基的指导下，这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12月，魏金斯基离开上海去广州，同时上海发起组也积极开展各种活动，积极指导全国各地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继上海之后，中国其他几个地区也成立了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在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过程中，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包括理论指导、工作指引和经济资助，甚至还参与了一些地方共产主义组织的具体准备工作。
这正是当时的时代和中国国情使然。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于是，1919年3月2日国际共产主义组织代表会议宣告成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便应运而生。其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它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代表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负责向各国支部发布指示和监督他们的工作。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业极为落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理论基础和阶级基础都十分薄弱。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几乎全部都是由先进的知识分子所组成，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同中国工人阶级缺少联系，而且一向深受日本及英美社会思潮影响，很少同俄国共产主义者发生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应时而生的各地共产主义组织力求取得联共（布）党、共产国际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就成为他们的现实选择。
然而，这一现象被有的人误读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共产国际这个外因的作用使然，甚而至于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所谓“舶来品”、“卢布党”，进而指责中共的成立“缺乏社会基础”，散布所谓的“移植论”、“早产论”。而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响亮地驳斥了这些谬论。
没有共产国际的指导和经济资助，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完全是自发产生的结果。这是它不同于东部沿海地区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最显著特点。深处中国内陆，地理位置僻闭，生存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使得重庆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革命性更加鲜明，也使他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更加充满危险与艰辛，同时其组织也更为隐秘。
但是，他们的组织一旦成立，就义无反顾地提出了投奔共产主义大本营――共产国际的要求。在《重庆报告》中他们提出，“到俄国去，研究俄国共产党人建设他们社会的方法，获取中国没有的珍贵书籍，因为我们非常需要从俄国共产党人所著述的书籍中或者从同俄国富有学识的同志的谈话中，全面了解共产主义。尽管从四川到俄国，行程很长，令人疲惫不堪，但是，毕竟是值得冒险的，因为在同俄国同志接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并能着手执行我们的任务。将来我们回到四川，把在俄国获得的知识，运用于我们的组织时，就要好得多，毫无疑问，工作定会获得成功。”
因此，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更没有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资助，也没有发现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发生直接联系，而是自发、独立地成立的。它表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独立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独立地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从成立到开展系列活动，与其他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相比，既有共性，又极具个性，体现了重庆早期共产主义者为寻求救国救民道路而在探索进程中的创新精神，丰富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历史，也是对那些污蔑攻击之词的有力驳斥，从而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提供了创建新证。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发现，证明了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客观存在。这一历史现象说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经历了一个群星辉耀的时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的创立经历了一个群星并起、交相辉映、万流归宗的过程。其中，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在四川独立地探索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与形成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出现，证明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即使在偏僻的西南，关山阻隔，只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共产主义组织就一定会生长绽放在中国大地上。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之必然，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本文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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