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祥麟与“青科技”] 青芒果的功效与作用
时间：2019-02-19 05:35:1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大约10年前的一个隆冬，一个在北京也难得一遇的大雪纷飞的日子，为了《红岩颂――中共中央南方局史实展》，我们代表红岩革命纪念馆前往北京，征集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青科技”方面的文物和资料。当我们披着一身风雪跨进原“青科技”成员侯祥麟先生家门时，侯先生慈祥、温暖的笑容，一下子溶化了我们浑身的寒气，也温暖了我们的心。
侯祥麟，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世界著名的石油化工科学家，我国石油化工技术的开拓者之一，我国炼油技术的奠基人。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南方局领导下的“青科技”成员，留美科协理事，中共在美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一批地下党员和青年科学工作者，接受国民党政府派遣，去美国学习科学技术，为今后建设新中国筹备科技人才。这在很长时间里是没有公开的秘密。
那次采访用了两个多小时，采访之后，侯先生和夫人李秀珍还与我们合影留念。侯先生将“青科技”人员名册、《留美科协通讯》、留美科协给国内的一封信等复印件和一批记录留美科协人员在美活动的幻灯片翻拍的历史照片，一并赠给了我们。虽不是原件，但对这方面资料还极少的红岩革命纪念馆，尤显珍贵，对我们这次展览更是解了燃眉之急。
随后，我们又在侯先生的指点下，直奔西安等地，征集了留美科协成员茅于宽的留美科协会员证，另有兰毓钟保存的留美科协人员在美期间活动的幻灯片和当年活动的历史照片等大批珍贵革命文物，充实了展览陈列，也弥补了馆藏文物资料的缺漏。只可惜当时是用最原始的采访方法：用笔记录，没有将采访过程以声像形式保存下来，成了很大的遗憾。
再次与侯先生面对面，已是2003年3月初，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又一次采访征集活动启动了。我和两位摄像的同事，坐上东去的列车。一路采访征集，在上海、杭州、南京、安庆等地的任务完成后，又去了北京。
快3月下旬了。北京仍是春寒料峭，晨间寒风依然呜呜作响。白天则是重庆在这个月份里难得见到的艳阳天，温暖得使人困乏。放下行李，即拨电话。幸好侯先生家的电话没有改变。简短的问候之后，侯先生记起了我，这次，约好在石油部侯先生的办公室里进行采访。
当推开办公室的门时，我有一瞬间的诧异，这真的是侯先生这样的大专家的办公室？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条形房间，除了一壁装满书的书柜，另有一张写字桌和一把靠椅，陈设也似乎太简单了，但整洁有序，让人感到很亲切。
由于我是再次来访，侯先生显得愈加亲切与随和。已是耄耋老人的他，还要亲自为我们沏茶。我连声推辞，请侯先生坐在办公桌旁。眼前的他，比6年前更加清瘦。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浑身上下透露出高级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和睿智。有节奏的语调，磁铁般具有吸引力的声音，将我们的思绪一下子拉进了90余年漫长的回忆之中。
“我觉得自己很平凡，没有什么突出的事迹，所做的事情都是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侯祥麟平静地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求索
1912年4月4日，侯祥麟生于广东汕头，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操持家务。小学期间，老师是位激进爱国者，遇有什么纪念日，总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参加各种爱国活动。年少的侯祥麟求知欲强，成绩优异，爱国反帝思想深深扎根在幼小心灵里。中学时代，侯祥麟已对化学有了浓厚的兴趣。
说来有趣，选择化学作为一生的研究事业，缘起于一次化学课的“误会”。那一次，化学老师讲到原子核中蕴藏着极大的能量，倘能释放出来会有巨大威力，侯祥麟听了很兴奋，幻想着要搞原子能的研究，作为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原子能是物理学的范畴，但因是化学老师讲的，他就以为是化学的内容，从此迷恋上了化学，并以化学研究作为终生的事业。
1931年，侯祥麟考取燕京大学化学系。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出于对民族危亡的关切，侯祥麟参加了燕大等北平学生组成的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抗日。眼见大片国土不断沦丧，侯祥麟和一些爱国学生大声疾呼，宣传抗日，还到山海关慰问抗日将士。1935年夏，侯祥麟从燕京大学毕业，准备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碰见了一位中学同学，都是热血青年，他们自然而然地聊起了哲学和政治，两人观点相左，争执起来。这位同学是中共的地下党员，他的观点让侯祥麟颇为吃惊，争论中，侯祥麟渐渐处于下风……
同学走了，可他的一些话老在侯祥麟的脑海中翻腾。侯祥麟捧起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俄国人和法国人写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还借来英文版的《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细细研读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观点让侯祥麟震动不小。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接着日本帝国主义又将战火烧到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抗战。侯祥麟不能再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38年，侯祥麟在徐特立领导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
中坚
当时抗战前线严重缺少油料，作为一个青年科技工作者，侯祥麟一直辗转在后方从事与炼油化工有关的工作。他渴望到延安去，也曾想争取奔赴抗日战争前线冲锋陷阵，可他毅然服从中共组织派他到国民党部队工作的决定，成为化学兵部队干训班教官，教化学毒气等课程。随着战局的变化，他辗转迁徙至大西南。在重庆，他耳闻目睹了汽油、柴油等液体燃料奇缺的现实。为了抗战需要，开始从事“一滴血一滴油”的石油炼制事业。
这以后，他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青科技”成员。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引导和推动自然科技界配合抗战和民主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与自然科学座谈会、民主科学座谈会两个科学团体在重庆活动的同时，还有一个由青年科技人员成立的中国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简称“青科技”）。它是1939年冬，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由徐冰负责，以孙友余、张兴富等中共党员为骨干，以联谊会的形式团结部分青年科技人员，于1940年5月在重庆树人中学正式成立的。总会设在重庆，有会员200余人，在贵阳、昆明、桂林、成都等地设有分会。南方局注重对青年科技人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抗日爱国的基础上，广泛团结青年科技人员，组织他们钻研技术，培养科技人才。“青科技”也经常组织小型的时事座谈会或报告会，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组织技术交流，座谈生产技术问题；搜集工矿企业的经济技术资料，为中共提供了不少重要研究资料。比如，叶剑英要了解国民党兵工企业的情况，“青科技”就报送了二十九兵工厂、二十四兵工厂的重要资料。在南方局的支持下，“青科技”还自筹资金办企业，徐冰亲自出面争取华洋义赈会李再耘在资金上的支持和帮助。“青科技”先后办起开源建筑公司，新基工程公司，巴山石墨公司等一批企业，不仅解决了当时青年科技人员的就业问题，保存和培养了一批科技力量，还为贯彻中共的荫蔽精干政策，为一些地下党员提供了掩护职业的有利条件。
当时，科技人员在各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还十分微小，但周恩来和南方局，高瞻远瞩，放眼未来，十分重视对科技人员的工作，对他们寄予殷切的期望。
皖南事变后，“青科技”转入地下。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政治形势有所改变，南方局指示恢复“青科技”的公开组织工作，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活动，后来为了扩大会员和避免国民党特务的注意，“青科技”改名为“中国建社”。随着国民党统治中心东迁，“建社”成员也转移到华东、华北，在上海、南京、天津、无锡等大中城市建立分支机构。不久，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各地白色恐怖加剧，“建社”组建工作受到很大限制，但“建社”成员都与中共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
从“青科技”到“建社”，侯祥麟都是主要负责人和中坚。
留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的40年代中期，作为盟国的中、美两国政府协议派遣大批毕业生和技术骨干去美国留学和实习，前后约有1000人左右，加上此前赴美留学的，为数更多。这是一批很重要的人才。周恩来、董必武对于做好这些人的工作十分重视，并先后作出指示。在南方局的安排下，派了计苏华、徐鸣、赖亚力、兰毓钟，薛保鼎、侯祥麟等人通过官方考试，以学生护照或官方护照留美。其中，计苏华、兰毓钟，薛保鼎、侯祥麟等都是各有专业的科技人员，南方局向他们分别安排了在留美进步科技人员中活动的任务。
侯祥麟在出国前，曾两次奉命前往红岩，接受董必武的秘密指示。
1945年，侯祥麟来到美国匹兹堡，在卡内基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学，同时在该校的煤炭研究室做研究工作。在美国，侯祥麟与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和“建社”成员一样，遵照南方局的指示，一面发奋学习科学技术，一面广交朋友。
1945年夏，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到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会后，他到纽约主持了中共在美组织的整顿。将在美负责华侨工作多年的徐永瑛、唐明照，时任《大公报》驻美记者的杨刚，以冯玉祥秘书主任身份官费留美的赖亚力，以学生身份留美的徐鸣，组成领导小组。这个组织当时的代号为“星五座谈会”，主要以纽约为中心，定期座谈国际国内形势，安排到美的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的工作，利用进步团体与《华侨日报》社论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动员留美进步人士、进步专家直接返回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并以多种形式与国内中共组织保持联系等。侯祥麟后来也成为这个领导小组的成员。
1949年初，周恩来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听取了杨刚汇报几年来这个领导小组在美工作情况，对杨刚指示：“星五座谈会”的党组织应称“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所有工作是对党中央直接负责的。
1948年冬，侯祥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此时国内解放战争已进入高潮，作为一个心系祖国的学子，侯祥麟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祖国，他向组织提出要回国，但组织要他继续留下完成新的任务。
当时美国留学生中有个北欧基督教中国学生会组织，吸引了不少留学生。这个学生会的各个区会每年都开展许多活动，身为中共在美领导小组的成员，绝不能放过这个接触留学生的好机会。侯祥麟积极担任了该会东部副会长，并利用这个协会举办夏令营、冬令营，在保留若干宗教色彩的基础上，请人作报告，介绍国内形势，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侯祥麟适度的宣传方式，乐于助人的长兄风范都给留学生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愿意接近他，跟他敞开心扉，听他讲道理。
除了利用这一组织，侯祥麟还和其他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华罗庚、朱光亚、唐敖庆等参加了这一组织。1949年6月18日，是留美科协成立的日子。来自全美的50位中国留学生聚集在匹兹堡大学，就组织的成立进行了两天的发言与讨论，经过激烈的争论与探讨，大家确定了协会的章程。章程指出，联络中国科学工作者致力科学建国工作，促进科学技术之合理运用，争取科学工作者条件之改善及科学工作者生活之保障，是协会的宗旨。在组织上，由于会员分散在各区会，因此会员一致同意将活动安排在各区会。总会的任务是负责联络和编辑《留美科协通讯》。
由于侯祥麟办事沉稳，工作扎实，深得留学生的信任，被一致推举为常务干事，对内负责召集会议，对外则代表本会并与国内联络。1949年9月30日，留美科协的209名会员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华罗庚、侯祥麟等9人当选理事。此后，留美学生在美各地迅速开展活动。油印的《留美科协通讯》，刊登国内形势动态、区会新闻、会友踪迹、专业小组报道等应有尽有，成了留学生们交流的桥梁。
1950年，侯祥麟放弃美国优越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历尽艰辛和周折，回到了饱受战争创伤而又百废待兴的祖国。先后回国的还有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朱光亚、赵忠尧、张文裕、姜圣阶、唐敖庆、罗沛霖、兰毓钟、涂光炽、计苏华等。他们都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者，是新中国各个学科的带头人。
这是南方局在恶劣艰险的环境中，高瞻远瞩，着眼于未来，培养的一代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献身的民族精英。
后记
对侯祥麟的第二次采访圆满完成。回到招待所后，我总觉得有些遗憾，因为文物征集活动是由两个部分组成，采访只算完成了任务的一半。由于采访是在办公室，未能到侯先生的家里，没有机会看到有关的文物，关于文物的事只能提了提。于是，我再次拨通了侯先生家的电话。我对侯先生讲：我们今晚要离开北京乘火车回重庆，先生能否将家里珍藏多年的有关文物挑选几样捐赠我馆？侯先生略加思索后说：你们不是晚上要离开了吗？我说不是还有今天下午吗？……
下午3点钟，我们如约到了侯先生新迁的家里。刚坐定，侯先生就将一台40年代在美国使用的CONFAX牌照相机，一台EVRMES牌英文打字机，连同一套美国制的灰色西服，放在了我们的面前。我眼前一亮，意外与惊喜让我有些手足无措。我喃喃说：先生，您，您真的要将这些文物捐赠我馆？侯先生肯定地点了点头。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急切地询问这批文物的经历。
侯先生告诉我，这台照相机，是记录留美科协人员在美活动的历史见证物。至于那台英文打字机，从40年代在美国期间使用至计算机开始在国内普及，一直伴随着侯先生。照相机和打字机仍能正常使用。侯先生在美国穿的这套西服，保存得非常完好，看不出经历了60年的风风雨雨。
看着这些珍贵的文物，我不由得想象起了当年风华正茂的侯祥麟和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
责任编辑 苗 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