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队伍里的外国人:外国人写红军长征的书名
时间：2019-02-20 05:45:5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洋钦差”李德 在中国革命史和红军长征史上。李德是一位无法回避的人物。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的一个小镇。1928年，奥托・布劳恩来到苏联，翌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他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中国工农红军顾问。
李德虽说是“顾问”。但由于他身份特殊，在博古等人的支持下，他成了红军的“太上皇”，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李德瞧不起毛泽东，认为他不过是个农民，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在李德看来，只有博古等在苏联吃过洋面包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瑞金召开的中革军委第一次会议上，李德狂妄地说：“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再也不能打游击战了，应该打正规战。”
陈云称李德是个“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在李德的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严酷的事实。是共产国际的领袖们以及王明、博古等人始料不及的。
1935年1月中旬，在遵义会议上，李德被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轰下了台。失去军事指挥权的李德在会后要求离开军委总部。到红一军团去工作。中革军委满足了李德的要求，将他分配到红一军团司令部。但是，军团长林彪让他失望了。据李德回忆说：林彪以一种不耐烦的态度接待了我，我在他的司令部度过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他对我几乎毫不过问。不久，李德又回到了中央纵队，后调任红军大学担任教员。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此时，李德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抵制，这是值得肯定的。
一天凌晨，红大师生集合起来正准备出发，教育长李特带着人骑马赶来了。他大声传达张国焘的命令，要四方面军的同志都随张国焘南下，不要跟中央北上。李德见李特的气焰十分嚣张，上前拉住了李特的马头。厉声斥责他的分裂言行，两人动起手来。毛泽东闻讯赶来，制止了他们的争斗。此时，李特情绪非常激动。李德担心李特一时冲动铤而走险，便从后面将李特紧紧地抱住。李特使劲挣扎，但无法挣脱。毛泽东这时说话了：“放了他吧!让他们走!”李德这才松了手。彭德怀当时在场，他目睹了这一幕后赞扬李德说：“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
李德随红军完成长征到达了陕北后，于1939年夏奉命返回苏联。
1973年，李德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1932―1939)》，书中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行了诬陷与攻击。民主德国迪茨出版社在其前言中，称李德“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外国人”，这显然是错误的。
武亭：从红军营长到朝鲜中将
毛泽东曾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五星红旗上，染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武亭便是其中的一员。
武亭原名金武亭，1905年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1923年，为了寻求复国的途径，18岁的武亭渡过鸭绿江，开始了在中国的革命生涯。
1925年，武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红军在攻克湖南岳州后缴获了几门七五野炮和山炮，炮兵专业出身的武亭有了用武之地。根据《彭德怀自传》记载：“占领岳州后，英、美、日兵舰仍如黄石港一样，很猖獗，对城岸乱轰。我们隐蔽地架好了炮(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待敌舰逼近时，还击了几十炮，大概十发以上打中了兵舰，从此它们不敢抵岸射击了。”这是有关武亭在中国红军里作战经历最早的记载。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作为中央军委炮兵营营长，武亭率领炮营担任了火力支援任务。在湘江战役中，炮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久。武亭被任命为军委纵队第三野战梯队司令，指挥包括炮兵营、工兵营、运输第一大队和附属医院在内的技术兵种，后又改任红三军团炮兵营长。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后，由于张国焘为推行自己南下川康边的计划。收缴了军委与红军各军团，以及各军团之间的电报密码，启用新密码，使党中央失去了与红军各军团之间的联系。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说： “当时我们需尽快与红一军团取得联系，因此我们重新编了一个密码，找一位可靠的朝鲜人党员武亭送去，并给了他一个指南针。”武亭冒着生命危险，历尽艰辛，携带电报密码北上俄界地区圆满完成了任务。
1948年2月，朝鲜人民军成立，武亭担任炮兵总司令，中将军衔。同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武亭被任命为民族保卫省副相(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仍兼任人民军炮兵司令。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武亭在长征时期的旧疾胃溃疡剧烈发作，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立即把他送到长春治疗，但为时已晚。1952年10月，病危的武亭被接回朝鲜，不久后病逝。
毕士悌：捐躯在陕北
毕士悌，1898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一个爱国人士家庭，他上中学时，正值日本在1910年以“日韩合并”之名吞并朝鲜后的动荡岁月。他的全家都投入了民族运动，他自己在平壤也成为中学里有影响的学生领袖。1919年，朝鲜爆发了争取独立的“二三一”起义，遭到日本军警血腥镇压。毕士悌的父亲遇害，毕士悌本人也遭缉捕，被迫流亡中国。
1925年夏，毕士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党组织安排他去中央苏区工作。长征时，红军大学改为干部团，毕士悌担任团参谋长。四渡赤水时红军减员很大，干部团也拉上前线参加了战斗，毕士悌同广大指战员一起在火线拼杀。1935年4月末，中央决定从滇北抢渡金沙江，周恩来、刘伯承亲自到干部团下达指示，一定要在“五一”前占领金沙江上的重要渡口皎平渡。毕士悌等人亲自带前卫连一昼夜强行军180华里。犹如神兵天降，不费一枪、不损一人便占领了渡口并缴到船只。为保护渡口安全，翌日晨，他又率一个排迅速北上通安镇，以伤亡12人的代价击溃敌人一个团，俘敌数百，得到军委嘉奖。
到达陕北后，徐海东所率的红十五军团向中央要干部，毕士悌被派到红十五军团第75师任参谋长。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时，毕士悌率75师224团第1营为先锋营，首先登岸。在向纵深突破时，他的腹部中弹。毕士悌强忍伤痛，一再催促大家不要耽搁时间，一定要消灭敌人。即使在昏迷之中，他也在喃喃自语：“前方情况如何?毛主席过河了没有?”当得知大部队都胜利地渡过黄河之后，毕士悌的脸上露出了微笑。1936年2月22日，毕士悌终因伤势过重牺牲。年仅38岁。
长征开始时，红军队伍中还有30余名朝鲜革命者，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了武亭和毕士悌两个人。毕士悌牺牲后，武亭就成了朝鲜革命者参加长征的唯一幸存者。
洪水：走过长征路的将军
1908年10月1日，洪水(武元博)出生在原法属殖民地――越南首都河内嘉林县的一个房产主兼地主家庭。1923年，洪水利用假期随河内师范学校 教育考察团到法国学习考察。在巴黎，洪水有幸结识了传奇式的人物、越南在法国的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胡志明。这直接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
1925年，洪水响应胡志明的号召。毅然抛弃在越南的富裕生活．几经辗转，来到当时中国南方大革命的中心广州。1932年。洪水调入瑞金红军学校，担任学校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洪水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读书很多，才华横溢，又会法语、英语，同时还创作过大量的戏剧、诗歌，很多作品他还自己上台表演。这在当时红军队伍中是很少见的。洪水的理论水平也很高，说话声音洪亮，富有激情。很有讲演才能，被称为是“从不卡壳的机关枪”，还有人说他演讲时。“连蚂蚁都要爬出来听”。
中央苏区的斗争是复杂的。令洪水始料未及的是，由于当时正值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全盛期，他为人耿直，直言不讳，经常提不同意见，得罪了不少人。因而被指为“高级特务”，还被开除了党籍。在周恩来等人的帮助下，1934年10月，洪水被批准跟随中央红军行动。得以参加长征。
1935年6月18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胜利会师。随后，洪水跟随朱德、刘伯承来到左路军工作。左路军实际指挥权操纵在张国焘手中。由于洪水作为朱德、刘伯承的坚定支持者，坚决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并敢于面对面地同张国焘进行激烈争论，结果被张国焘打成“国际间谍”，列入了捕杀名单。幸有朱德和刘伯承的巧妙保护，洪水才免遭杀害。
长征中，洪水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了。他在四处流浪中打听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到达陕北。便化装成老百姓，由南向北，爬雪山、过草地，独自向延安奔去。时值隆冬，为了生存，为了回到队伍，他一路上放过骆驼牧过羊。讨吃要饭。遇到敌人还要东躲西藏，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36年初到达延安。来到延安时，洪水已近乎乞丐。他身着藏袍，衣衫褴楼，瘦得皮包骨头不成人样，从前的战友都不敢相认。还是周恩来亲自接待了他，并恢复了他的党籍。
1945年8月，胡志明领导了越南著名的“八月革命”，并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洪水被调回越南，不久担任了越南南方抗战委员会主席。改名阮山。胡志明亲切称他为“山弟”。在越南军界赫赫有名的阮山，就是这时开始叫响的。他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越南抗法战争。立下了卓越的功勋。1948年，洪水被授予越南人民军少将军衔，当时还不满40岁。
1950年10月，洪水再次来到中国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二处越南科负责人。1955年9月。洪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成为世界各国军队中都非常少见的、集两个国家悔军军衔于一身的“双料”将军。在当时1000多名将官中，洪水是唯一的外籍将军。1956年10月21日，洪水在越南病逝，年仅48岁。
勃沙特：当向导的英国传教士
在红军长征队伍中，还有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英国传教士勃沙特。勃沙特是瑞士人。后随父母移居英国，供职于基督教会。1922年10月，英国基督教会派25岁的勃沙特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勃沙特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他根据孔子的“克己复礼”，取了个中文名字“薄复礼”。
1934年10月初，勃沙特与妻子罗达从安顺返回镇远途中，遇到了离开湘赣苏区长征的红六军团，被红军战士作为帝国主义的间谍抓了起来。随后，勃沙特被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请去，帮助翻译刚刚缴获的一张1米大小的法文贵州地图。在当时，萧克指挥作战使用的是中学生地理课本上的20厘米地图，过于简单，获得这张新地图，令萧克十分兴奋。然而红军将士中没有人懂法文。萧克十分着急，只好找勃沙特碰碰运气。勃沙特恰好懂法文。于是萧克提着马灯．指导勃沙特翻译地图。应萧克的请求，勃沙特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译出来，然后一一标注在地图上。萧克很满意，他后来回忆说：“在合作之后，固有的隔膜消除了不少，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我们后来转战贵州东部直到进入湖南。其间全是靠这张地图。”勃沙特同样对萧克充满了好感。他后来写道：“年仅25岁的萧克将军，相当热情开朗。是一位充满渴望和追求精神的红军将领。”
当时，勃沙特被扣了下来，担任了红六军团向导。贵州“天无三日晴，路无三尺平”，道路崎岖。红军整日行军。有时夜里也不休息，勃沙特感到苦不堪言。不过在行军途中，红军战士格外照顾这位洋教士。他们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勃沙特穿，宿营时尽量让他睡在用稻草铺垫的床上，而自己却睡在冰冷潮湿的地上。1934年10月24日，红二、六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后转战湘西。在湘西，勃沙特见到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著名红军将领贺龙。勃沙特致函朋友、曾经医治过贺龙侄子的医生贝克尔，请他给贺龙写信，让贺龙释放他，但被贺龙拒绝。贺龙说：“你们不要寄希望于我同贝克尔先生往日的友情，在新的政权里。一切友情甚至家庭联系，都要服从共产主义原则。”
天长日久，勃沙特逐渐对红军产生了好感。勃沙特惊奇地发现，红军注重文化学习和政治教育，娱乐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红军的官兵不赌博，不抽大烟；红军军纪严明，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有一次染病，红军指战员不仅专门找了一匹马驮着他走，还特意找来中医为他治病，派担架员抬着他翻山越岭。勃沙特后来回到昆明时曾对友人说： “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红军是怎样的，就不会有人逃跑了。”许多红军战士也喜欢上了这位大鼻子牧师。对他的称呼也开始改变，由“大鼻子”、 “洋鬼子”变成了“薄牧师”甚至是“老薄”了。出于对红军的感激．勃沙特为红军做了很多好事。他写信给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朋友，请他们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他还经常为红军翻译外国报纸，有时还被请去为红军编织毛衣。在红军中待久了。勃沙特终于认识到：被国民党和西方报纸称为“匪徒”的这些人。原来是一群马克思主义者，是以苏联为样本的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
1936年4月12日，红二、六军团兵分两路向滇西挺进。逼近昆明，萧克决定释放勃沙特。他亲自向勃沙特宣布了释放令，并以“湘鄂川黔省肃反委员会”的名义为他开具了通行证。萧克对勃沙特说：“你是一个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地，我们决定放你走。”临行前，萧克、王震等为勃沙特饯行。地方名流周素园以及被俘的国民党中将纵队司令张振汉作陪。为表示感谢，萧克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萧克告诉他，不反对他在离开红军后仍留在中国，甚至还可以办一所学校。红军给勃沙特发了10块银圆路费，告诉他如何前往昆明。勃沙特随红军长征时间长达18个月，转战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
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在昆明开始整理自己的那段亲身经历，写成回忆录――《神灵之手》，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比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多。
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为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搜集素材。在采访萧克将军时，萧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还委托索尔兹伯里寻找勃沙特并代致问候。1985年11月，索尔兹伯里在英国曼彻斯特郊区卓尔敦见到了年近90岁的勃沙特，并转达了萧克将军的问候。
1986年5月27日，萧克将军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去拜访勃沙特，并转交给他一封信，信中说：“久违了!从索尔兹伯里先生处知道了你的近况。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50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事久难忘怀。所以，当索尔兹伯里先生问及此事时，我欣然命笔告之。1984年我在出国访问途中，曾打听你的下落．以期相晤。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彼此恐难再见。谨祝健康长寿。”
1987年末，《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对勃沙特进行了专访。记者看到．尽管90岁高龄的勃沙特满头银发，但精力还很旺盛．记忆力好得惊人。在记者请求下，他讲述了与红军一起长征的传奇经历，讲述了他和红军将领之间的深厚情谊。他感慨地说：“在晚年被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1990年，93岁高龄的勃沙特病逝，
(责 编 朱 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