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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文人与桂林的山

    时间:2020-03-27 05:21:4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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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曾有大量著名的文人旅居桂林,他们在桂林创造了辉煌的抗战文化,使桂林成为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并获得了文化城的美誉。桂林是一座山城,千峰环野立,触目皆青山。抗战时期旅居桂林的文人都对桂林的山留下了深刻印象,桂林独具特色的山也对这些文人的生活、工作和写作产生深远的影响。旅居桂林的文人都能感受到桂林的山数量之多。

    /壹/

    1942年,诗人鸥外鸥在诗歌《被开垦的处女地——(桂林的裸体画)》中写下了他初到桂林时对山的印象:

    山山山

    东面望一望

    东面一带

    山山山

    西面望一望

    西面一带

    山山山

    南面望一望

    北面望一望

    都是山

    又是山

    山呵山呵山呵

    屋前屋后都是山

    窗外门外都是山

    街头巷尾又是山

    四周围都站着突兀的山

    骆驼的背的山

    重重叠叠

    包围住了四十万人的桂林

    这首诗最初在《诗》上刊载时用了不断变换的大小不同的字号,更增加了各种山随时都会迎面扑来的动态感觉。鸥外鸥在诗歌中描写的东南西北、屋前屋后、窗外门外、街头巷尾都是山的环境就是当时文人们能直观感受到的山城风貌。他们住所附近是山,工作地附近是山,行走在桂林就几乎是在山峰中穿行。田汉曾住在月牙山下、七星岩附近,经常是天一亮,田汉就跑到七星岩,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写文章、编剧本。巴金的住处也临近七星岩,他在《桂林的受难》中写了七星岩给自己的“家”带来的安全感:

    在桂林我住在漓江的东岸,我常常打开后门走出去,跨进菜园,只看见一片绿色,七星岩屏障似的立在前面。七星岩是最好的防空洞,最安全的避难所。每次要听见了紧急警报,我们才从后门走出菜园向七星岩走去。

    艾芜住在观音山下一间简易的竹楼里,他亲自在山下垦荒、种菜、养猪。艾芜的住处还能清晰地看见独秀峰,他写作的时候要不断抬头看对面独秀峰上挂着灯笼的标杆,如果标杆上只有一只灯笼,就表示没有敌机的迹象,他可以安心写作;如果有两只灯笼,就表示警报即将拉响,他要赶快收拾文稿,带着家人到旁边的山洞里躲起来。穆木天的居所离艾芜不远,他住在观音山附近光明中学的宿舍内,因为他是高度近视,平时走路戴着一千多度的近视镜,还需要夫人彭慧扶着,选择住在观音山旁,是为了避免躲警报时赶路的困难。很多青年学生躲警报后喜欢到穆木天的住处畅谈中外文学。不少文化机构也将地址选在山的附近,文化供应社就在岩洞旁,文化供应社的印刷厂建在百雁山。叶圣陶曾在日记中写了他参观文化供应社印刷厂的场景:

    此厂有大小印机六七架,已算大厂。厂之门外,开明自建之栈房在焉。其地曰百雁山,有岩洞若干个。入一洞名“丽狮”洞者,宽广可容三千人。

    桂林版《大公报》筹建时,《大公报》桂林办事处主任王文斌租了七星岩附近的30多亩荒地作为馆址。报馆职工在七星岩后侧的星子岩内建房,星子岩所在的山就是今天的吊萝山。印刷机和各类器材安装在岩洞内,排字房建在洞口,编辑部和职工宿舍建在山洞旁。总经理胡政之则在可以俯视整个报馆的山麓一角建了一座二层洋房,作为自己的家。因为有山洞的庇护,桂林版《大公报》才得以顺利出版发行。抗战时期旅居桂林的文人可以说是依山而居,依山而写,山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元素嵌入了他们生活的深处。

    /贰/

    抗战时期的桂林并非世外桃源,旅居桂林的文人也要忍受敌机的频繁轰炸,不过让他们感到安心的是桂林的山就是天然的防空洞,警报响起随时可以就近躲藏。丰子恺在《桂林初面》中写了他刚到桂林时感到山洞给桂林市民躲避空袭带来的便利:

    桂林的空防已经办得很周到,为任何别的都市所不及。他们城外四周是奇形的石山,山下有广大的洞——天然防空壕。桂林当局办得很周密。他们估计各山洞的容量,调查各街巷住民人口数,依照路程远近,指定空袭时某街巷的住民避入某山洞。画了地图,到处张贴,使住民各自认明自己所属的山洞,空袭时可有藏身之地。假使人人遵行的话,敌机飞来时,桂林的全体市民都安居在山洞中。无论他们丢几百个重磅炸弹,也只能破坏我们几间旧房子,不得毁伤中国人的一根毫毛。我所住的地方,指定的避难所为老人洞。我来桂林已经六天,天气炎热,人事繁忙,敌机不来,还没有游玩山洞的机会。下次敌机来时,我可到老人洞去游玩一下。

    山洞多带来的便利让丰子恺觉得桂林的空袭并不可怕,甚至顽皮地觉得空袭还能获得游山洞的机会。住在观音山下的艾芜在《桂林遭炸记》中也感叹到处都是山洞的桂林可谓“防空洞甲天下”:

    出屋外不远,就是城里人来躲敌机的山洞。洞大,光线好,空气也还充足,至少可以容纳千把人,但我们还是嫌它太拥挤一点,便另走一个较小的只容几十个人的地方。桂林山峦的好处,便是岩洞到处都是。前人称桂林山水甲天下,现在应该赞为防空洞甲天下了。

    因為经常在山洞中躲警报,这就使旅居桂林的文人与山有更亲密的接触。很多人在日记或各类文学作品中描述了进山洞躲警报的经历。巴金在《桂林的受难》中写道:

    我们躲警报,有时去月牙山,有时去七星岩。站在那两个地方的洞口,我们看得更清楚,而且觉得更安全。

    相比较而言,巴金更愿意选择去月牙山,因为七星岩人太多。但后来月牙山做了省政府办公的地方,禁止闲人出入了。叶圣陶旅居桂林的时间不到三个月,日记中就多次提到躲警报。他在1942年6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晨五时许醒,而警报已鸣。独至文供社,访彬然,洗面。旋传紧急,偕至社址后面之岩洞旁。晤仲华、云彬、欧阳予倩诸君。向予倩请教桂剧大概。谓桂剧本系湘剧,其唱句为二二三、三三四两种,与平剧同,惟调子不同。音乐有牌子,而歌唱无牌子云。继知敌机已到,群皆入洞,余亦入焉。其洞亦宽广,而石缝漏水,地面潮湿。

    从叶圣陶的日记可以看出,他躲警报时巧遇欧阳予倩、宋云彬等人,还顺便请教了桂剧的相关知识。显然,当时文人们躲警报并不是百无聊赖、洞中枯坐。相反,因为躲警报,他们经常会不期而遇,相谈甚欢。正如丰子恺在《望江南》中所写:“逃难也,逃到桂江西,独秀峰前谈艺术,七星岩下躲飞机。”因为躲警报的过程伴随着会面交谈,所以不少岩洞附带喝茶的功能。叶圣陶在1942年6月13日的日记中描述了七星岩颇为舒畅的喝茶环境:

    七星前岩,洞口阔大,政府机关在此建一巨屋,为庋藏档卷之所。洞有栅门,加锁。其中木凳满布,空袭时开放,可容三万人,为桂林最大之洞。亦可纳费入内游览,余则无此兴致,在岩前空地上吃茶。茶座几满,皆预备避警报者。四望山容野景,颇为畅适。

    文人在七星岩喝茶的场景被田汉写进了话剧《秋声赋》。剧中男主角徐子羽在躲警报时对朋友说:“我是把七星岩当会客厅的。”另一位文人王梦鹤同意徐子羽的看法,而且强调要感谢警报:“那真是个再好没有的会客厅,什么人都可以碰得到。不过都得感谢警报。这些日子要不是警报把咱们赶到这儿聚一聚,好像都懒得出门似的。”

    /叁/

    当然,在当时文人的眼中,桂林的山绝不是仅仅具有实用价值的躲避空袭之地,它更是审美的对象。他们注意到,与北方山峰的高大巍峨、连绵起伏不同,桂林的山是秀美奇异的。抗战时期在桂林生活工作过的文人都对桂林秀美奇异的山难以忘怀。缪崇群认为桂林山水就是一幅画,他在桂林生活的一年就像是行走在画卷之上。他离开桂林后在《希望者——寄漓水边的友人们》一文中留恋地写道:

    在桂林的一年,与其说我浏览着甲天下的山水,还不如说我就是这幅画贴里一个能都移动的人物;时而在城,时而在郊野,时而登山,时而涉水,我能道出老人山的面目朝着那个方向,象鼻山的鼻子垂得有多么长,穿山山腰中间挂的那个月牙有多么高,碧绿的漓水有多少回折。

    熊佛西也对桂林的山念念不忘,早在1935年,熊佛西第一次到桂林的时候,独秀峰、月牙山、象鼻山、碧莲峰的美景都已经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1941年,熊佛西第二次到桂林,重游阳朔写下了《桂林风景甲天下》,他在文中特别强调奇峰与碧水环抱是桂林独特的美景:

    千百秃拔的奇峰环抱着碧绿的滩水,远远地看去,烟云弥漫,群峰忽隐忽现,近处是清澈透底的滩水,三五渔筏,漂流荡漾,渔翁披着蓑衣撒网,鹭鸶鹄立筏首,任何杰作的图画也无法与这天然的图画比拟!碧莲峰临江耸立,众山环抱,好似一朵莲花。

    熊佛西的描写很贴切,桂林的山与水往往互相映衬,水给山带来了灵气,山增加了水的风姿,山水相依,水绕山环,的确形成了桂林独特的美。郭沫若也赞赏碧水在山峰中纡回,山峰在烟霭中静立的桂林美景。他在抗战回忆录《洪波曲》中回顾了这种美:“漓水很清洁,水流很缓,平稳地在两岸山峰中纡回。有点微雨,更增加了情调。空气是凄冷冷的,远峰每半藏在烟霭之中,时有水鸟成群而游。整个的情景好像是在梦里。”“在那奇山异水中,漂泊了一天一夜,即使不是苏东坡,也尽可写一篇《阳朔赋》了。”郭沫若认为桂林的山水能催发人的诗兴与文采,他虽然没写《阳朔赋》,却写了旧体诗,其中有这样四句:“盈盈漓水碧罗纨,百转千回尽异观。峰上青螺雕不就,崖头白马画应难。”诗中描写的就是漓江沿岸螺蛳山、九马画山两处秀丽迷人的景色。

    与上述文人强调桂林山的秀美相比,丰子恺更强调桂林山的奇特。丰子恺到桂林后,觉得桂林的山都拔地而起,好像石笋,他在《桂林的山》中写下了自己的体会:

    由于逃警报,我对桂林的山愈加亲近了。桂林的山的性格,我愈加认识清楚了。我渐渐觉得这些不是山,而是大石笋。因为不但拔地而起,与地面成九十度角,而且都是青灰色的童山,毫无一点树木或花草。久而久之,我觉得桂林竟是一片平原,并无有山,只是四围种着许多大石笋,比西湖的庄子里的更大更多而已。

    我有时遥望群峰,想象它们是一只大动物的牙齿,有时望见一带尖峰,又想起小时候在寺庙里的十殿阎王的壁画中所见的尖刀山。

    朴拙的文字、奇幻的想象显示了丰子恺儿童般新奇、天真的眼光,他认为桂林的山最突出的特点是奇:

    模范的山,是近于三角形的,不是石笋形的;可知桂林的山,不是模范的山,只是山之一种——奇特的山。

    因此他提出,“桂林山水甲天下”若改为“桂林山水天下奇”就更贴切了。丰子恺关注的是山的外形之奇,茅盾关注的则是山洞内的佳境之奇。与其他文人不同的是,茅盾旅居桂林时期从不躲警报,他要利用警报期间难得的清净抓紧写作,所以他并不像其他文人那样经常与山洞近距离接触。茅盾也曾经与友人相约游阳朔,但因故未成行。不过,茅盾因患眼疾,晚上在油灯之下只能读大字号线装书《广西通志》打发时间,《广西通志》中关于广西山水特别是桂林山水的记录引发了他的兴趣与联想。因此,茅盾讀《广西通志》的过程就是对桂林山水做精神漫游的过程。他在《雨天杂写之四》中引用了一段关于阳朔的山的描写:

    阳朔诸峰,如笋出地,各不相倚。三峰九嶷,折成天柱者数十里,如楼通天,如阙刺霄,如修竿,如高旗,如人怒,如马啮,如阵将合,如战将溃,漓江荔水,捆织其下,蛇龟猿鹤,焯耀万态。

    细读《广西通志》,使茅盾领悟了广西山水之美:“不在外而在内,凡名山必有佳洞,山上无可留恋,洞中则幽奇可恋。石笋似的奇峰,怪石嶙峋,杂生羊齿植物,攀登正复不易,即登临了,恐除仰天长啸而外,其他亦无足留恋。不过‘石笋’之中有了洞,洞深广曲折,钟乳奇形怪状,厥生神话,丹灶药炉,乃葛洪之故居,金童玉女,实老聃之外宅,类此种种,不一而足,于是山洞不但可游,且予人以缥缈之感了;何况洞中复有泉、有涧、乃至有通海之潭?”(《雨天杂写之四》)茅盾这段分析广西山之特点的文字,用于概括桂林的山也是很恰切的。

    /肆/

    抗战时期旅居桂林的文人虽然获得了暂时的喘息并创造了文化的繁盛,但远离家园、漂泊异地的艰辛给他们带来精神的伤痛;国家的存亡、民族的苦难又让他们忧患满怀。他们不仅描绘了桂林的山的秀美奇异,也借助桂林的山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怀。在田汉的《秋声赋》中,主人公在国家苦难和个人情感纠葛中体验到的难以排解的痛苦让“久雨新晴,朝霞映着丹枫”的七星岩在唯美中带上了忧郁的色彩。凤子在散文《山城》中借桂林的山回顾自己旅居山城的心情,山峰的寂寞如同“我”的寂寞,山峰的哀愁连接着“我”的哀愁:

    清晨或黄昏,我不会忘了向那些奇丽的山峰作友谊的拜访,山峰没有言语,我也没有言语,沉默裹住了大地,也裹住了我和山峰的哀愁。山峰是寂寞的,虽说半山腰也有庙宇,也有人在庙宇左右落了家。庙宇里也不曾少了一天的香火,沙弥们还整日忙着迎送游山的客人。可是香火并没有点画出庙宇的圣洁,游客来了又去了,互相漠然无所关心。

    陪伴山峰的有百年前的古树,有永恒不变的天地日月风和雨。古树一天天苍老,身上披着的百衲衣似的树皮,似在夸耀它的经历。

    显然是凤子内心的情感让桂林的山带上了感伤的色彩。但当时的文人在借助桂林的山书写忧郁、感伤的同时也借助桂林的山寻找抗争和奋斗的力量。在欧阳予倩的独幕剧《可爱的桂林》中,独秀峰就是力量的象征。剧中的人物甲给人物丙看独秀峰的画作:“你看这个山,它从平地长出来,撑空独立,名叫独秀峰。你一到桂林就会注意到这个山。它象征着广西人独立自强坚韧不屈的精神。你看,他不是像一个伟丈夫,挺着胸脯直瞪着当前的敌人吗?”丙问:“可是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不像一个独裁者吗?”甲回答道:“不然,因为桂林的山都是这样的格局,奇峰突起,从表面看,好像是各不相谋,可是一群山峰互相照映自成一个团体,而在土地下面却是脉络相通,这代表着广西人的性格和思想。独秀峰上有四个大字:‘南天一柱。’有人说,这根柱子撑持了西南半壁,是广西人夸大之词。我说,‘南天一柱’是撑持西南半壁许多柱子当中的一根最有力的柱子,正是广西人负责任的话。”人物甲由独秀峰产生的自豪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久居桂林的欧阳予倩对桂林的认同感。桂林的山虽然不高大巍峨,但渴望走出黑暗的文人们还是在峭拔直立的山峰中找到了继续抗争、努力向前的力量。也可以说,是文人们不屈的精神意志使阴柔秀美的桂林山水显示出了阳刚與力量。

    对于抗战时期旅居桂林的文人来说,桂林的山是生命的庇护,是审美的对象,是情感的寄托,也是力量的来源。他们在桂林度过的岁月也是与山相伴岁月,有了山的相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笼上了一层独特的韵味;有了山的相伴,他们的文字中也增添了一道特异的风景。

    (作者简介:刘铁群,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文艺期刊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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