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审美理想 [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与审美选择]
时间：2019-02-10 05:40:5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价值取向 审美选择 人性 民族重建 摘 要：沈从文小说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他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文明与野蛮的多重文化冲突中，寻求实现民族重建的理想途径，表现出超前的历史意识和独特的文化价值取向，同时也暴露了思想的局限性。
沈从文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坛上的一个独异现象。他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描写都市和湘西农村各种复杂人生形式和情感的都市小说和乡土小说，建构起一座特异的艺术大厦。在他的整个创作中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心理倾斜：对“乡下人”的热忱和对“城里人”的讥讽。它们一起构成他文学世界美与丑的两极，尤其是在与都市文明相对照的湘西世界里，沈从文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文明与野蛮的多重文化冲突中，作出了自己的抉择，显示出独特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
一、呼唤健康自然人性的复归
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各个方面发生深刻变化的世纪。由于列强的武装侵略和随之而来的文化输入，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质变。现代文明带来了都市的畸形繁荣，同时造成人们懒惰、精神萎靡、狡诈阴险，表现出病态的人生。在农村，古老的一切也正面临着挑战和破坏，甚至偏远的湘西“农村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也“几乎快要消失无余”。沈从文直接经历了这样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目睹正在发生和变化的一切，他认为：文明途径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既驱动了历史的车轮，也吞噬着人性的光辉。因此，站在“乡下人”的立场上，沈从文从传统的乡村道德视角观照现实，抨击文明侵蚀带来的人性的堕落，希望人性重新复归于自然。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都关注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茅盾的《霜叶红于二月花》《农村三部曲》，鲁彦的《桥上》《野火》，叶绍钧的《多收了三五斗》，洪深的《农村三部曲》等作品都以鲜明生动的形象，深刻地描写了现代文明对中国乡村小农经济的无情倾轧，揭示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逐渐加深的历史悲剧。但他们都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抗议现代文明对人民的掠夺，描绘乡村破产的悲惨图景。而沈从文从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判断出发，始终注视着现代文明对人性的腐蚀和异化。他不仅把湘西社会与都市社会相对照，并把湘西社会的“过去”与“当前”相对照，探索人的命运，渴望寻求一条符合人类自由发展的理想之路。
在湘西边城小说中，沈从文对人命运的探索，主要表现在对人的命运随时代之变而发生变异的考察中。湘西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曾长期作为“化外之地”，保持着较为原始的社会形态。在《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中，作者描写道：这里“没有赖债的人”，人们“不知道欺骗”，“没有乞丐，盗贼”，“不用向官府纳税”，人们的观念和人际关系单纯朴素，没有文明社会里那矫饰的温情和虚伪的欺骗，只有真诚的信托，大胆的相爱。神巫、龙朱、媚金、四狗和柏子们，保持着一种原始生命状态，无私、坦率、真诚，其生活方式、喜怒哀乐都与周围的大自然相契合。但是随着现代文明的入侵，湘西的淳朴风俗发生了变异，符合人性的“习惯”被解体，人性在文明的侵蚀下被扭曲。店老板的女儿金凤抛弃了爱情初衷，为满足物欲而投入有权势的老地主张五爷的怀抱里(《贵生》);而“丈夫”的妻子也习惯于把出卖自己作为“生意”对待，慢慢地沾染上城里的坏习气，最后被毁掉(《丈夫》);翠翠的爱情始终面临着“要渡船”还是“要磨坊”的物质考验(《边城》);在《长河》里，作者更是直接描绘了“新生活运动”对乡下人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双重威慑。总之，在原来纯朴的湘西世界里，金钱正亵渎着爱情，人性也逐渐被腐蚀。目睹现代文明对湘西美好人性、古老习惯的肆意扭曲践踏，沈从文感到一种痛楚的悲凉。因此，他一方面以悲悯的心情描写了变形后的湘西生活，另一方面从理想的高度以罕见的热情和特有的创作方法，在人事关系中寻求着梦的现实，在扭曲的心灵里捕捉美的存在，表现一种素朴、自由、勇敢、雄强的理想人生形式，以此作为对现代文明的反拨与补偿。
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西方许多浪漫主义作家就已注意到文明对自然、对人类的束缚和压制。自卢梭率先发出“返归自然”的呼声之后，许多作家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夏多布里昂在北美印第安人部落和旷野森林中发现了人的自然情感，梅里美在吉卜赛人那里寻找到雄健强悍的自然人性，尼采、弗洛伊德等也竭力为人的自然本能解释，表现出复归自然的“反文化”倾向。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无疑暗合这股潮流。正是出于对“都市人”人格扭曲的义愤和对“湘西人”美好人性被侵蚀的悲哀，沈从文坚持不懈地批判了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束缚和破坏，并以梦与实相融合的特殊方法，在原始荒蛮的湘西边城发现了他的理想人性。
在小说中，这种理想人性主要表现为与“文明”相抗衡的生命强力和自然化人格。《虎雏》中，虎雏有着一个野蛮粗糙的灵魂，敢打敢拼，敢恨敢爱，充满了野性的生命活力。《连长》《野店》中的男女们置世俗的理性、法规于不顾，在肆意狂放的情欲满足中表现出对生命本身意义的追求和渴望。更有那大胆私奔的巧秀，双双服毒的小寨主和恋人，他们那未被文明污染的爱情，显示出爱情的坚韧执着。而三三、贤贤、翠翠、夭夭等一系列湘西女子们，无不是在自然中生长，保留着天真、纯朴、聪慧、善良、热情的生命活力和澄澈透明的自然人格。总之，在作者笔下，他的“湘西人”自然中透着豪放，野性里饱含人情，不虚伪不怯弱，使湘西世界勃兴着生命的强力，闪烁着自由人格的光辉。
不可否认，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存在着明显的眷念过去的情绪，有过于道德化的倾向。但是他从审美判断出发，把对文明的批判与呼唤自然生命联结起来，这使他不自觉地与世界现代文学的同类主题获得了沟通，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批判意识和超前的现代性。在边城小说中，沈从文对湘西生活的恋歌，寄托着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情瞩望，在湘西那淳朴美好的人性中，蕴含着他实现人性复归的伟大梦想。而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也非逆历史潮流而动，蕴含着现代人对高速发展的工业文明的深切忧虑和对更高层次的更为健全的人类未来文明的向往。
当然，必须看到，沈从文对现代文明的抨击不同于西方作家。西方作家是完全以现代人的身份，立足于超越现阶段文明的更高层面抨击现代文明，而沈从文却与他们存在着一个时代和文化的落差。他更多是以传统人的身份抨击现代文明，表现出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加之“乡下人”小农狭隘意识的局限，因此他常常用传统的、过去的目光来看待现代文明，不自觉地以宗法制度下田园生活的“好处”对比现代文明的“坏处”，从而常产生一种感伤情绪。他难以对现代文明作出客观公正的价值评判，因而也就影响了他对现代文明批判的深度和力度。
二、重塑民族健康、理想的人格
凌宇曾指出：“沈从文的创作，鲜明地表现出深邃的历史视景。”沈从文精心构筑的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从表层上表现为文明与自然，乡村与都市，现代与传统的激烈冲突和对立，流露出对文明的激烈批判态度，但在其背后，实则隐藏着更深层次上的文化价值取向，即对高度程式化了的传统儒教文化的反叛。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以儒学为骨架的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了一套以尊君、卫道、孝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从孔子的仁义道德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最后发展到宋明的程朱理学，这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超理性文化，完全否认和扼杀人的个性自由和创造精神，强调对皇权的绝对服从。而长期的儒家教化更把外在的规则化为内在的习惯，成为普遍遵循的文化心理，使人变成没有欲望和激情的软体动物，从而几乎丧失了生存竞争的能力，使中华民族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思想启蒙成为“五四”主流话语。尤其是鲁迅先生毕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他表现那些被沉重的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压瘪了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剖析民族自身的种种痼疾，抨击封建制度“太多的古习惯、坏经验”，肩起将国民从“瞒和骗的大泽中”解放出来的历史重任。紧随其后，郁达夫、老舍、张天翼、萧红等作家都以自己特有的声音，发出了激昂的呐喊。
与上述作家一样，沈从文对封建专制统治和传统文化也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认为“这个民族如今就正似乎由于过去文化所拘束，故弄得那么懦弱无力的”。在他看来，以孔子及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在绵延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早早的就变成爬虫类中负甲极重的恐龙，僵死在自己完备的组织上”。而“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不仅如此，沈从文还明确意识到这种历史病对现代中国社会的潜在影响，认为这个“历史的鬼”使“我们做什么总没有力气，我们多数人成天便仿佛在打盹里过日子，我们的懒惰，可以说是曾祖著的书，祖父穿的衣服，爸爸吃的东西共同的结果”。基于这种认识，沈从文对这个以“礼”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社会理想构成的传统文化模式和文化心态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以“城里人”为解剖对象，展示了他们表与里、言与行处处相对立的矛盾。在他笔下，那些生活在大都市的“文明人”，虽然熟读子曰诗书，但在传统文化的重压下，人性或扭曲变形，或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是阉割了的人生。他们胆小怕事，虚伪做作，对人对国家毫无感情，对事业对民族毫无信心。这里，有饱食终日，无聊至极，专以欣赏女人发型为乐的岚生，有同床异梦，夫妻之间都另有所爱，却违心地维持着一个表面体面的家庭的绅士和太太，有“稳健”之下深藏着庸俗与卑鄙的大阮，还有在虚伪伦理道德掩饰下浅薄、卑俗的教授、学者。在这些作品里，作者以讥讽揶揄的笔调，写出了城市中阉鸡式的人生，在他们被异化了的无光无热的灵魂里，聪明与虚伪共存，大度中含有自私，文明中见出肮脏，自大中透着怯懦，人类古老的价值与道德已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是苍白空虚、如行尸走肉一般的躯壳。
目睹一个古老民族在传统文化重压下的萎缩，以及在现代侵略势力压迫下的软弱无能，沈从文表现出深刻的忧患意识。认为如果不能在全民族中重建一种“坚韧朴实的人生观”，“这国家还想现代化，能现代化？”因此，从振兴国家和民族出发，沈从文迫切希求“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以实现“民族精神的重造”，表现出对“五四”思想启蒙一定程度上的延续和继承。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郁达夫的“零余人”，老舍的“北平人”，还是张天翼的“都市人”，虽然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从不同侧面进行着对民族性格的批判和改造，但其共同的一点，就是他们都以现代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为支点，以建立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新文化为指归，从西方先进的社会思想、科学技术中寻求理想的蓝图。而沈从文却由于他思想意识中那抹不掉的“湘西世界”的传统人性和道德标准，一种更为保守而谨严的伦理道德标准控制着他，因此沈从文反其道而行之，从民族的古井中汲取新鲜的活水，把探寻的目光集中在已消失或断裂的文化形态上，这就是他的故乡湘西。
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名成员，沈从文对湘西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不仅看到这里“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而且发现了尚存留的那些“极端土地性的人物”和极为独特的风土人情里绚烂多姿的荆楚文化遗风。作为一个断裂了的文化形态，追求独立自由，强调精神愉悦的楚文化与讲自制、重伦理的传统文化是根本不同的。正是楚文化的活泼灵动、浪漫多情不仅形成了湘西这种特殊环境下富有情味的自然文化心理，并且也决定了沈从文的人生态度和审美选择。在他看来，情意化的楚文化较之正统的传统儒家文化更具有人情味、人性美，更有利于主体人格的个性发展。因此，沈从文始终如一地热爱着湘西，努力从湘西的荆楚文化遗迹里发掘和表现一种自然、活泼，充满强力的生命形式，以对抗封建礼教所造成的国民的病弱和内抑制，从而建构起以南方的荆楚文化为参照系统的理想社会，为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或者说，一条属于他自己的，独具特色的重造民族品格的现实途径。对此，当年的女评论家苏雪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沈从文的创作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表现出要为古老的中华民族输入“健康雄强的人生观”的强烈愿望。
也许，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再也找不出像沈从文这样虔诚而天真的作家了。他始终以悲悯的目光注视着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格，始终不放弃对美好理想的瞻望，并以一个充满了蛮野、犷悍、雄强和原始情欲激荡的生机勃勃的湘西世界，与尚不够完善的现代文明和传统的老大文明相抗衡，渴望实现人性的复归和民族性格的重建，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超前的历史意识，赋予他的“湘西世界”以迷人而独特的光彩。但是，遗憾的是，沈从文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但不是一个深邃的思想家。他认识不到以人性复归，民族品格重造为目的的思想变革，必须与推翻私有财产制度及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变革互为条件，否则只能成为一种主观的空想，正如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异化学说时所指出的：“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因此，人的本质的一切异化都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异化，作为这种外化和这种外化之扬弃的真正的意义，乃是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是抽象思维同感性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因此，沈从文提出的“工具重造”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审美教育”不无相似之处，而这，社会实践证明只不过是一种天真善良，不切实际的幻想，表现出一个旧民主主义作家难以逾越的思想上的局限性。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陶丽萍(1965-)，武汉工业学院人文系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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