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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书话友纵驰骋_勉励书友的话

    时间:2019-02-14 05:41:2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王辛笛的诗在国内外有盛誉,其实他的散文写得与诗一样隽永有味,只不过他的散文集《夜读书记》自一九四八年出版后国内没有再版,近年的散文又只散见报刊杂志,没有成集罢了。“文革”期间,海外谣传辛笛已离开人世,香港有些书商趁此机会翻印了他的诗集《手掌集》和《夜读书记》。香港黄俊东先生在《中国现代作家剪影》一书《辛笛的散文》一节中,指出“他的散文态度严谨,取材精审,内容丰富,论点客观,说理清晰,娓娓道来,最为引人入胜。”
      辛笛散文的题材总是与书、与文化有关,这个特点来自诗人的“好癖”。他喜欢逛书店,尤其旧书店,还喜欢买书,并自称“积习既久,垂老难忘”。在《“狂胪文献耗中年”》这篇散文中,他围绕着“耗”字道出半个世纪以来,他与书、书店结下的这份“不解之缘”。在天津读中学,北平上大学时,他常老远跑到书局看新书,有如“深山探宝,其味无穷”。三十年代中期在欧洲读书,他也常带三明治作干粮,在书店度过一天,即使路过巴黎、伦敦,他也总是一安置好行李,就奔书店,或匆匆地流连在塞纳河畔“一排排书摊上”,偶然发现一本心爱的书,就忘情地翻阅起来,“竟不知人间何世也”。白色恐怖时,友好不便往来,要“耐得住人间寂寞情怀”,书店更是他常去之处。一进书店,“便好象有无数老朋友期待着我良晤交谈,大有莫逆于心,相亲而笑之感。”十年动乱,积存的书籍大量被毁弃,心中固有“嗒然若丧”之感,但想到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提到的物聚散靡常似有前缘之理,也就挺了过来。“四人帮”一粉碎,他“又重新悄悄收集”,以致他的老伴常苦笑着埋怨说:“总有一天,这家里只容得下他和书。”
      辛笛在《“狂胪文献耗中年”》中这番自嘲亦自负的回顾,实际在“耗”中显示了一种坚定的信念。人们爱书、买书的动机千差万别,辛笛爱书、买书的“主要兴趣在于买来有用,也就是为我所用的书我才买。既不是为装点门面,附庸风雅而买书,……更不是为了博取‘藏书家’的虚名而专为追求宋元名椠,甚至等而下之,不惜贱进贵出,从中取利,做一名精明的俗客”。在《夜读书记・序》中,辛笛讲得更明确,那“是对于宇宙间新理想新事物和不变的永恒总常存在一种饥渴的向往。”
      辛笛的《夜读书记》,说理客观,往往从个人的感受出发,作广博的联系,并以亲切的笔调把自己的发现忠实地表达出来,与读者分享。读他的文章,宛如与友人围炉谈天,海阔天空,又好象在林间漫步闲谈,慢声细语,令人忘倦。
      最能显示他的修养的,是对于文学书籍及其作家的评析。在《世界名人书简》中,他往往只用一、两句话就指出了某作家的书札和作品行文之异趣,再不,细心地指出书信所反映的作家、名人生活、性格的又一侧面,或者通过书简的比较,得出中外寒士大抵相同的遭遇……。在《父与子》的题目下,他评说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分析了《侍父生涯》在美风靡一时的社会心理,又进一步谈到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卡夫卡、乔易士的“无父生涯”现象。他运用文艺心理学分析作品及文学现象,入情入理,如话家常,并未造成新术语、新名词的轰炸,却也把文学上的“父与子”内容讲尽了。
      作为诗人,辛笛最精通的自然还是评说诗作。《何其芳的》写于四十年代,之所以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篇好文章,就在于文章谈诗论人,不拔高,也不贬低。文章把诗歌与同一时期或相近的散文结合起来,作细致的剖析,与此同时又把诗文放进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及个人生活中,寻找何其芳“思想蜕变的轨迹”,从而恰切地评析了何其芳诗歌不同时期的特色、风格及其发展道路。表达了“令人心折”见解。辛笛的不少文章经过岁月的淘洗,如今读来使人仍有所得,对问题的看法在今天仍站得住脚,就在于在广博的联系之中表达了深邃的认识,在深入的分析中,反映了他见解的中肯。
      高尔基曾谈起散文:“它告示了许多未知未见,以及属于人的内心世界的不大容易知见的东西,这又正是他的诗中或未言明或未提起的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又一部分。”辛笛收在《夜读书记》中的《春日草叶》正是如此。文章以日记体,谈起居劳作,抒生活感受,怀故人,忆旧盘桓地,虽零笔碎墨,却处处清趣,都堪咀嚼细味。如果把它与辛笛同期写的诗作《垂死的城》等两相对照,可以发现散文中的文字素材,有的在诗中有所闪现,有的则更浓缩了。对照,可以更好地理解诗人对诗的构思以及运用诗和散文不同形式的自觉。
      怀人忆事的文章,是他散文的又一类佳品。如《从郁达夫、沈从文两文集谈起》、《把心交给读者的巴金》、《春光永昼话之琳》、《忆西谛》、《一个“未带地图的旅人”――肖乾》等。他用清新含情的笔,写出了对沈从文作品、对郁达夫文笔的喜爱,对巴金作品的总的感受,对卞之琳诗歌风格的看法,但给人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他的知人论世,善体人情。辛笛深有感慨地说:“当然,在伟大的现实变革中,要恰如其分地知人论世是不容易做到的。”只有深知这点,论人,才能不简单化、脸谱化;论世,才能既看到它纷繁复杂的一面,又抓住实质。在辛笛的文章里,正可以明显地感到他是把这点作为他做人的信条,写文章的标准。在众多的访问记及《辛笛诗稿・》中,他都一再强调“做人第一,写诗第二”。正是由此出发,他以自己的身心去感受,设身处地贴近实际,实事求是地去评述。
      他的这类文章虽不长,却往往联系个人的情感生活,抓住故人一些突出的个性特征、生动琐事,使心灵自然地萦绕在往事的回忆中,情感表现细腻,富有诗味。在《忆西谛》中辛笛记叙了当年在外检查工作,忽得知西谛出国遇难的消息后,那种将信将疑,“抬头远望秋空白云”的“黯然”心怀,那种“惘然嗒丧”的感情,自然地回顾了与西谛那“介乎师友之间的交谊”。谈至夜深的求书遇书之乐;踏月送友,西谛又掉头回送的依依情景;为计议“天亮”,就着微明的萤火用化学烧杯试煮咖啡的往事,以及西谛那“扮作商人模样,朝出晚归”,精心保护文物,来去匆匆的高瘦身影,都揉进了作者的那分思念与痛楚和对老一辈学人的人格、风范的敬仰。在《春光永昼话之琳》中,他念念不忘卞之琳的《候鸟》一诗写出了令人难以去怀的旧北平澄蓝的天、轻快的鸽哨音、慢吞吞的驼铃声,但这些都挽不住诗人更爱今天满贮春光的北京城。在这样的心境中,他“话之琳”出国讲学完全不同于一九四七年写《赠别》一诗送之琳,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老朋友卞之琳的情,更跃动着劫后新生的那分喜悦,老年人心中的一片“春光”。这就使辛笛的散文无论在黑暗中,还是于艰难之时总给人带来一分暖意,因此辛笛的散文与他的诗一样,满载着情,但更多的拥有着爱,对生活的爱,对人的爱,对知识的爱,对人类真理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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