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打枫红　父母在渝的１４个月】 枫渝之海

　　在重庆红岩村、曾家岩、中山三路的14个月,杨超、罗迭夫妇经历了中外瞩目的43天重庆谈判、李少石事件、政协会议、较场口血案、“四八”烈士追悼会、公开中共四川省委……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他们经受了严峻的斗争洗礼;在伟人身边工作,受到大师级名人的熏陶……这些往事永存他们心中。
　　
　　
　　同赴重庆
　　
　　1945年8月,重庆谈判在即。为了加强中共代表团的情报工作,社会部决定派父亲杨超赴渝。考虑到以夫妻方式便于掩护,组织上决定让妈妈罗迭同赴山城。
　　一日,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找到在延安中央医院当护士长的妈妈谈话。
　　妈妈素来对李副部长敬畏有加,此次,妈妈觉得李克农厚厚的眼镜片后闪烁着慈爱、亲切和信任。那天,峡公(李克农左眼几乎失明而自称瞎公,常署名峡公)打着绑腿,风纪扣紧扣,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像个标准的军人,但鼻梁上的一副金边眼镜和一抹齐口短髭,又使他增添了几分学者派头。他用浓重的安徽口音对妈妈说:“罗迭同志,知道你在抢救中受了委屈,现在已经甑别了,你也就不要放在心上。这次主席到重庆谈判,杨超随行,把你也调去,这充分说明组织上信任你。”听此一席话,妈妈鼻子发酸,眼眶一红,泪落无声。见妈妈动了情,李克农轻声说道:“你们此行到重庆办事处搞情报工作,光荣而又危险,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为了掩护工作,把零零也带去。”妈妈点点头,拼命克制住放声痛哭一场的冲动,握紧李克农的手,哽咽着说:“请组织上放心,家里会听到我们的好消息”。
　　
　　8月28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飞赴重庆。第二天,父亲和搞情报机要工作的一对夫妇(男方姓邓)乘机赶赴重庆。临行前,爸爸说情报工作危险艰巨,要作好牺牲的准备,必须销毁所有和自己有关的文字物品。妈妈听从吩咐,含泪点燃了火,忍痛将她视为珍宝的毛泽东给爸爸的亲笔信、爸爸所写的《未寄的情书》、外婆的来信照片……通通付之一炬。
　　几天之后,妈妈带着快满两岁的零零,和祝华(红岩村派来接应的同志)及警卫战士一道,乘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大卡车,经过一周,跋涉到达重庆红岩村。
　　
　　初入隐蔽战线
　　
　　在延安的几年,出了校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进机关门(中央办公厅、中宣部、社会部),父亲一直渴望到前线和敌人作面对面斗争。虽然不能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但能径直走进战时首都,在备受景仰的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父亲知足了。
　　父亲写道:“从延安到重庆,如从光明到黑暗。我们下飞机后,所见到的山城乌云笼罩,群魔乱舞,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到重庆后,我才亲眼看到几年来身居虎穴坚持斗争的恩来同志住的周公馆,与戴笠公馆隔墙相望,周围布满了特务暗哨。恩来和同志们进进出出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这使我对恩来同志肃然起敬。周副主席身上肩负着多么重大的历史使命。”
　　到重庆后,父母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工作,先是住在红岩村。
　　在红岩村,南方局社会部的领导是张明(又名刘少文),他爱人叫小红。还有吴克坚、袁超俊、刘光、赵平等。父亲化名“杨道”,妈妈化名“邓育华”。父亲是情报科长,外出搞情报;妈妈搞内勤,关在屋里摘录整理抄写誊录。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收集各界人士对重庆谈判的反映,搜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各种部署,找寻各种报刊资料,供延安决策。
　　
　　刚到重庆时,妈妈还是一身旧灰蓝制服。红岩村妇女组副组长张晓梅拿出一套浅蓝色旗袍和黑色半高跟鞋,对妈妈说:“你的延安装束该改一改,不然一上街,人家就会认出你是个‘延安’。”这套旗袍和高跟鞋是红岩好些女同志外出的装扮行头。
　　父亲刚去时也是一身延安装,组织上要求置装,妈妈在旧货市场给父亲买了套银灰色的法兰绒西装、天蓝色的衬衫和玫瑰红的领带,还买了衬衫和皮鞋。有一次,有两个华侨到红岩来,妈妈交给他们一包衣物,他们取到衣物就离开了。张明赶来问妈妈:“来客了?他们是谁?报纸包的是什么?”妈妈不经意地答道:“他们是和我同车从延安来的,要上街置装,来借杨超的衣物试试。纸包里包的是衣服和皮鞋。”张明警惕地瞅着妈妈,“啊”了一声,笑笑走了。妈妈立刻悟出自己太大大咧咧,得尽快转变作风,要努力适应国统区的形势。
　　红岩的同志还给父母指点红岩山旁、山下的特务侦察点,说特务配置了望远镜,要父母随时警惕。
　　经过这些小事,还不习惯地下工作的妈妈变得非常注意,处处谨慎。就连有事要找住在对面的于江震和许涤新,妈妈也只是站在房间门口请他们出来,在门口说事情,不轻易进他们房间。
　　从红色延安来到白区陪都,在隐蔽战线从事情报工作,父母严格遵守铁的纪律,不该问的事不问,组织上没让接触的人不接触。在重庆14个月,妈妈跑外勤时无数次路过桂园和化龙桥《新华日报》,但她从来就没有进去过。当时有个小青年朱B(对内的化名)和妈妈一起整理文件,领导没作进一步的介绍,妈妈从不询问他的真实姓名。爸爸从青年时就崇拜郭沫若,甚至能成章成段地背诵《女神》一些篇章,但没有工作任务,哪怕郭老就在身边,父亲也不去与他攀谈;就连轰动一时声震陪都的话剧《屈原》、《棠棣之花》在重庆公演,父亲也不得不压抑他的渴望,严守纪律,不去观看。
　　
　　聆听周副主席教诲
　　
　　1946年初,父母调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住地往来人多且杂,数以百计的大小特务苍蝇似地来往盯梢,后来特务干脆在周公馆门口开“袍哥茶馆”、“小小商店”,路口的店铺,比邻的楼房,都是特务的机关岗哨。
　　周公馆是栋灰色的三层小楼,父母带着零零住在三楼的一间小房子,屋里一开窗就看见戴笠公馆。有时父母外出,就把零零锁在小屋子里,小零零常常独自站在小屋另一侧的窗前望窗外的嘉陵江。
　　那时,曾家岩的同志们同住在一栋楼,周副主席一定要让搞情报工作的同志住三楼,他住在二楼为同志们“把门、放哨”。每次材料发出之前,周副主席都要亲自上楼检查工作,看材料齐不齐,密封怎么样,直到把情报送上飞机,周副主席才放下心来。那时,周公馆工作人员外出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甚至生命威胁,周副主席经常教他们如何与敌人斗智,巧妙甩掉“尾巴”。多少年来,我方情报人员深入虎穴,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情报网络。这张交织的情报网有国民党核心人物及亲属、将校将领、高级要员,从军统、中统到宪兵队、警察局及匪首……
　　周副主席常对同志们说:“情报工作要抓住主要的政治动态,要保密,要准确,要迅速。”他对整理出的每份情报都从头到尾地仔细审阅,大家及时完成任务,周副主席就表扬、鼓励;发现工作中的问题,他总是耐心又严肃地指出,并教导工作人员对到手的材料要善于分析研究,去伪存真,抓住本质,使党中央、毛主席一目了然。在周副主席的亲切指导和具体帮助下,父母的工作很快就上手了。
　　有一次开支部会议,周副主席亲切又严肃地鼓励同志们:不管白色恐怖如何严重,反动派多么狠毒,共产党员头可断,血可流,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不可丢。支部会结束时,党支书请周副主席作指示,周副主席站起来,严肃而亲切地说:“今天是过组织生活。在党内,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来过组织生活,不存在作指示的问题。现在,我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发言。”短短几句话,说得大伙心里热乎乎的,父母亲切地感到,周副主席和大家是一个支部的同志。
　　“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恩来的教诲影响父母终身。
　　
　　单线接头关系
　　
　　临离开延安时,社会部副部长陈刚找父亲谈话,交办了一项秘密任务,同时也派周俊烈夫妇到重庆,和父亲一起作策反陈立(国民党一个地方军阀)的工作。
　　由于隐蔽战线工作特殊,父亲多是单线接头,收集情报。在这些接头关系中,父亲最看重共产党卧底军统“特务”葛亦远,还有国民党司法部部长居政的女婿祁世谦。
　　葛亦远,中共党员,1940年奉命打入国民党军统系统,是戴笠手下72贤与十三太保之一。他给父亲来往情报代号为“黎”。1946年春之后由妈妈与葛亦远夫妇接头。葛家是湖南人,妈妈常以看老乡为由到他家取情报。葛夫人吴德明在电信局当话务员,利用电话局的职业作掩护。如果她打电话时说“请到我家来玩”,那就是要妈妈去取情报。有一次,妈妈未事先联系顺路经过进了葛家门,发现军统的人正在里边打麻将。葛家老太太一看到妈妈,急忙摆手示意,妈妈见状,用湖南话在门口说:“葛太太,回湖南时,记着帮我捎点东西回去啊。”说完赶紧扭头离开。父母和葛碰头时,常给葛传达中央文件精神,让他了解延安所需情报。葛亦远提供了许多特务系统内部的情报,组织机构、任务、动态、装备、武器等,为延安掌握国民党军统、中美合作所内部组织情况提供了重大机密情报。
　　祁世谦原是新四军的一个军官,皖南事变后开小差逃回重庆。但他看不惯国民党腐败专横,就利用其岳丈(居政,国民党元老派,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背景及其社会关系给共产党提供情报。他送的资料大都是国民党内部核心文件,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密级情报。有一次,他把国民党五中全会的整套文件都搞出来交给父亲。
　　爸爸手中的第三张牌是位李姓银行老板,他属于CC派(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组织派)的高层核心人物,他不仅提供国民党中统方面各种消息,还为延安提供资金。有一天晚上,父母如约到李老板家,李老板从小楼上取出两麻袋法币交给父母。那个晚上,父母各背着一袋钱,一路小心翼翼,直到背回红岩把麻袋交给党组织。
　　父亲的第四个联络对象叫易礼容,是劳协(劳动者协会)的头头。劳协全称“劳动者协会”,它在红色和白色之间两头摆,于是延安称劳协为“黄色工会”。通过劳协,父亲也得到了一些情报。住在重庆棉花街的李荣模老板是中共地下党员,也是父亲的接头关系之一,他家是党在社会层的一个据点。他常到县里为《新华日报》买报纸纸张。
　　除敌特情报工作外,父亲还有个工作是团结接触民主人士。当时,苏区和白区很多同志都瞧不起中间派,南方局却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周副主席概括我党情报工作的经验是“寓情报于统战”,周公的言传身教使父亲学会了作情报和统战工作。他常到鹅公岩、七星岩参加民主党派聚会。在民主人士中,父亲主要联络致公党的黄鼎臣先生。黄鼎臣是个华侨,在苏州军人监狱曾为父亲治过病,也算是难友了。父亲还主要联系了民主党派的相关负责人,如章乃器、吴茂荪、孙起茂、赖亚力等,了解掌握了许多除国、共两党之外其他党派的情况。后来,中国民盟、中国民建、九三学社以及后来并入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均在重庆成立,这些民主党派从一成立起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父亲作了不少工作。
　　
　　紧急的情报工作
　　
　　无论在红岩村还是在曾家岩,妈妈的主要工作是搞内勤整理情报。情报送来后,她和颜太龙的爱人吴大兰分类整理编写,然后烧掉情报原件。那时没有钢版也没有腊纸。她们因陋就简,把窗上的玻璃启下来当简易钢版,把大头针的尖头稍稍磨钝,把另一头绑在竹筒里,做成简易刻蜡笔,用复写纸把文件复写十多份。情报整理工作时间非常紧张,常常“赶货”。有时有乘飞机可免检人士来取情报,一来就十万火急、刻不容缓,往往“货”还没有赶好,周副主席就亲自进屋催促,经常忙得不可开交,但妈妈忙得非常快活。有一次,一个专司送情报的人来说:“家里对你们的材料很满意。”妈妈和吴大兰听到欣慰极了,这就是最高奖赏。
　　妈妈还有个任务是剪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员接收,一批批在报上公布县以上各类人员的任命。妈妈收集报纸上有用的消息,注意国民党县以上人物的动态报道,每周报送延安。妈妈回到延安后,李克农还当面表扬:“你们寄回来的剪报资料人物调动等很有用,起了很大作用。”
　　李少石遇难后,红岩村气氛十分紧张。大家认为国民党背信弃义挑动事端,都做好了被捕坐牢的思想准备。一天晚上,组织部长钱瑛到父母房间来问:“形势如此严峻,你们的文件怎么处理?”妈妈说:“我把文件藏起来。娃娃的床是竹子做的,把文件藏在竹节里。”钱瑛果断地说:“不行,得坚壁清野。把重要文件交给我,其余全部烧掉。”
　　那晚,父亲执行任务未回,妈妈独自到坡下厨房去烧毁文件。时值深夜,天色突变,滚滚惊雷震天炸响,瓢泼暴雨倾盆而下。雷鸣闪电中,妈妈看见远处闪着一两个手电筒光。不好,特务来了!她立即把所有的文件全扔进火堆。“嚯”,烈火熊熊腾起,映得妈妈的脸血色鲜红,她的心咚咚乱跳,快,快烧,决不能让文件落入敌手。
　　在厨房小屋里,妈妈一边用竹棍挑着灰烬中尚未烧透的纸张,一边紧张地仔细观看。轰隆隆,滚雷炸得惊心;霹雳雳,哗,一道雪亮的闪电,将一个画面定格在妈妈的记忆中:周副主席伸手扶着毛主席,冒着雷雨,朝红岩的小山坡走来,同行的还有邓大姐、若飞夫妇和几个警卫。原来是他们。吁!妈妈瘫坐在地,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周副主席冒雨连夜将主席从桂园转移到安全之地。妈妈早听说过周副主席对毛主席忠心耿耿,照顾无微不至。当日所见,果然如此。妈妈深为周副主席的人格所折服、所吸引、所感动。
　　
　　四川省委的公开和撤离重庆
　　
　　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准备还都南京,中共中央代表团也准备撤离重庆随迁南京继续谈判。4月19日,党中央决定成立四川省委,在国统区继续进行统战工作和与国民党的斗争。当时的中共四川省委实际上是中共中央重庆分局,负责联系云、贵等省党组织。吴玉章任四川省委书记,王维舟任副书记,于江震任组织部长,田家英(后更名陈野萍)任组织部副部长,傅钟任宣传部长,何其芳任宣传部副部长,杨超任社会部长,程子健任统战部长,魏传统任省委秘书长。
　　4月30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对各界介绍了四川省委。他表示,“我们党成立四川省委,目的是争取党的公开,作扩大的合法斗争,从四川开始,逐渐把各省的省委都公开起来……四川省委的公开成立是一个胜利。”当时的四川省委努力发展党组织,争取上层人士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统一祖国,发动群众,开展爱国民主运动。
　　四川省委驻地在重庆中山三路。这里原是美军的一个招待所,对面是《西南日报》,实为特务住地,代表团人员进进出出都有特务盯梢。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了《还都令》。入夏,国民党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国统区的白色恐怖更为严重。四川省委吴玉章、张友渔、于江震常给大家上党课,鼓励大家在恶劣危险的环境中英勇战斗,准备流血,不怕牺牲。在白色恐怖中,爸爸妈妈和省委的同志们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甚至编好了口供,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
　　强有力的四川省委构架令国民党当局恐慌,引起了国民党卫戍司令部的强烈反对,害怕他们在国统区搞武装斗争,搞兵运,打游击战,蒋介石甚至要有军事背景的王维舟、魏传统等限期出川。7月中旬,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刺,重庆气氛异常紧张,为了安全,经请示周恩来同意,王、魏于8月7日飞赴南京。
　　那时,达县老乡洪毅然的夫人杨复秋到重庆中山三路来看父亲。因时局复杂紧张,身边带着孩子不方便,父母托她把零零带回老家。杨复秋慷然应允,牵着零零回达县,一路反复叮嘱零零不要对人说延安、红岩、八路军之类的话。可是零零有一次和一群孩子玩游戏时,对小伙伴大声嚷嚷:“哎,老百姓,来呀,给我们八路军洗衣服!”杨复秋听得吓出一身冷汗,赶紧把小零零拖回屋。她怕零零暴露身份,只得托人转告父母,赶快把孩子接走。
　　繁杂的工作生活、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损害了父亲的健康。有段时间他常常腹痛,但工作是单线联系无法中断,也不可能换人接替,父亲只得带病工作,一拖再拖。有一天他翻山爬坡到重庆七星岗神仙洞附近葛亦远家取情报,一路浑身滚烫,腹部剧痛,冷汗不停,好容易捱回中山三路,同志们这才知道父亲生病了。李医生(陈野萍夫人)诊断是急性阑尾炎发作。
　　父亲身份已公开,不便住国民党政府医院,焦急的妈妈带父亲坐省委吉普车满山城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私人医院。父亲一进医院,立即被架上手术台全麻开刀。主刀的医生在手术台上一连站了三四个小时也没找到阑尾,急得满头大汗。妈妈在手术室外更是又急又心疼,热泪长淌。这时,一个小报记者在手术室外晃悠,他见妈妈不像普通百姓,就前往询问,妈妈觉得那个记者可能是个同情中共的人士,就告诉他病人是中共四川代表团的。那个记者对妈妈说:“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别急,我去对医生说。”他转身进手术室,一边帮医生揩汗,一边对医生说这个病人很重要,你们务必千方百计做好手术。
　　手术一直做了五六个小时,几近累瘫的医生一下手术台就劈头盖脑怒斥妈妈:“你怎么搞的,病人阑尾化脓化烂了,肠穿孔,肠子粘连得一塌糊涂,他少说也拖了六七天。你太不像话!”
　　妈妈何尝不知父亲的病情,但形势严峻,条件恶劣,他的工作旁人接不上手,没有办法。
　　妈妈精心护理爸爸,靠两人每月几元津贴和组织上的补贴,给爸爸熬牛奶、煮鸡蛋、炖鸡汤、煨猪脑花。父亲在小医院住了半个月,趁此把脸上的黑痣也割掉了,这个标记太打眼,国统区情况复杂,连化装都困难。
　　1946年夏,局势十分紧张,妈妈隐蔽进居政的女儿居瀛棣(小名朱朱)婆家。妈妈住过去没几天警察来查户口,如果查出妈妈身份是“杨太太”,朱朱婆媳将获通匪之罪,婆媳俩惊恐不安。为了不连累她们,妈妈只得再搬回到中山三路。
　　10月,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当风声紧时,为了不让敌人一网打尽,组织上决定让父亲和程子键到成都去。后来,父亲留下了,省委程子键、周文、傅钟等同志根据省委决定陆续撤离。解放军撤出张家口后,风声鹤唳,中央来电,除了吴玉章和张友渔同志外,尽量撤离重庆。
　　省委决定分批撤回延安,并决定妇女娃娃先走。形势严峻,谁走、何时走都严格保密。妈妈头天晚上接到通知第二天离开,便匆匆收拾衣物,销毁文字材料。第二天,妈妈牵着零零,和于江震夫人季河清及另一个女同志急急赶到嘉陵江边的重庆机场。机场内国民党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妈妈她们牵着孩子匆匆赶往候机室。一进门,哨兵大喊:“把箱子放下!”他们夺过箱子,把东西“哗”地倒了一地,用刺刀乱挑乱捅,没发现什么,就厉声喝道:“走!”
　　临上飞机,妈妈看到机坪上插着一块木牌,上面赫然写着:“共产党人与狗不得入内!”妈妈狠狠地瞪了木牌一眼,牵着女儿登上旋梯。
　　11月初,于江震、田家英(陈野萍)和父亲等坚持作疏散前的工作。云南地下党前来汇报工作,江震和父亲对侯方岳交代了云南武装斗争的任务。父亲的工作还没交接通知完,奉周恩来之急命,他和江震紧急撤退。两人将工作移交给张友渔,火速乘飞机回到延安。当时形势严峻危急险恶,社会部严格保密,爸爸下午抵达延安,当天上午妈妈才接到通知。
　　在重庆的日子里,父母第一次在一起共同工作。那14个月,霜打枫红,令父母终生难忘。

相关热词搜索：个月，父母，霜打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