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使者绿川英子:和平使者

　　■她是一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十年的国际主义战士 　　■她为和平来到中国，来到重庆，短暂的生命宛若划破夜空的流星，最终坠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绿川英子（长谷川照子）
　　
　　1912年生于日本山梨县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1929年开始接触为人类谋解放的进步事业，并爱上了世界语，参加了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同盟的进步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绿川英子表示强烈抗议，被日本反动当局拘留，开除校籍。1936年秋，绿川英子和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刘仁结合。婚后，刘仁和绿川英子先后回到中国，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爱国斗争。他们首先来到上海，在那里，绿川英子目睹了“八・一三”惨案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上海失陷后，绿川英子在郭沫若同志的帮助下，绕道香港、广州来到武汉，参加了中国电台对日播音。武汉失守后，绿川英子来到重庆，在抗敌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1947年1月14日，同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的绿川英子由于人工流产手术感染，不幸在佳木斯逝世，年仅35岁。
　　
　　投身反侵略战争的洪流
　　
　　抗战初期，在重庆数以万计的人群里，有一个年轻、瘦弱的日本女子。人们在大田湾到上清寺的小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在当时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对日播音时间里，可以准时听到她那标准悦耳的日语播音。这个来自日本的年轻女子，就是后来被周恩来赞誉为“中日两国人民忠实的好女儿，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友”、最后把生命都献给了中国的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
　　1935年，绿川英子认识了在东京留学的中国东北青年刘仁，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相互倾慕。1936年秋，绿川英子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与刘仁举行了婚礼。这在当时日本国内法西斯主义猖獗的情况下，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
　　1937年1月，刘仁先期离开日本回国。此时的绿川英子虽然身在日本，然而她的心却早已随着心爱的丈夫飞向了中国。因当时日本法律规定，女子年满25岁以前，随夫出国必须取得家长同意。绿川英子为了不给父母和家庭带来麻烦，所以她当时没有随刘仁一起到中国。同年4月15日，绿川英子年满25岁后，就在刘仁弟弟刘维和朋友们的帮助下，离开了家乡，搭乘英国“皇后号”轮船，只身来到了中国。
　　
　　四天后，在上海黄浦江码头上，刘仁握住她的手风趣地说:“我们终于会师了。”不久，绿川英子与上海的世界语协会取得联系，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和上海世界语协会会刊《中国怒吼》杂志的编辑工作，并为会刊撰写文章。1937年6月，她参加了上海各界群众要求释放被国民党政府拘捕的“救国会七君子”的示威游行，她是当天游行队伍中惟一的一名外国女性。
　　在上海，绿川英子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八・一三”事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她怀着无比愤恨的心情，以笔代枪，写下了《爱与恨》、《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明天的关键》等文章，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日本人在空中投下了好多燃烧弹，又给地上的平民洒上了汽油，他们封锁了道路，用机枪扫射那些逃命的市民……这些士兵屠杀着中国人，而他们自己也是日本法西斯的牺牲品。”
　　绿川英子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庭，离开了祖国，追随丈夫来到中国，不仅仅是因为她深爱自己的丈夫，更重要和根本的原因，是她那一颗自从学习世界语、接触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来，就坚定地立誓要反对任何侵略战争，争取和追求人类与世界和平的心。哪怕反对的是自己心爱的祖国和手足同胞，她也在所不辞。这，才是她选择了要来中国，并坚定地留在中国的真正目的和原因。她仿佛就是一个为和平而生的人。在艰难的抉择面前，她选择了危险和“孤独”，同时也选择了理想和信念。
　　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政府正忙于应付战事，无暇顾及绿川英子的正义之举和她的到来。绿川英子必须要用自己始终不渝的真诚和长时间的努力，来赢得中国政府的信任和接纳，同时要用更长时间的忍耐和理性，来面对自己祖国的仇视和攻击，面对自己同胞的不理解和咒骂。
　　
　　被当作“日本间谍”错抓
　　
　　
　　1937年11月27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绿川英子和丈夫刘仁在友人的帮助下，坐船离开上海，准备辗转经广州，再去当时中国的抗战中心――武汉。
　　这年年底，她和丈夫在广州与郭沫若相识。她向郭沫若表达了渴望投身中国抗战的愿望。在两国交战的非常时期，一个日本人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许可，绝对难以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由行动。在日本过了十年流亡生活的郭沫若，自然非常理解绿川英子此时的心情和她面临的困难，同时也十分钦佩她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勇气和难能可贵的中国情节。 这段时间，绿川英子和刘仁恢复了广州的世界语组织，他们创办刊物，编印小册子，用世界语作为传播和平的工具。同时，也在耐心地等待着国民政府对她的认可。
　　就在这时，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发生了:由于绿川英子到中国后，对中国政府一直没有隐瞒她的日本人身份，所以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一直就有特务在暗中监视她的行踪。一天，正在广州街头行走的绿川英子突然遇到日机空袭，羊城的初春，天气十分炎热，焦急中的绿川英子一边随着人群奔跑疏散，一边用红色的小手绢不停地擦着头上的汗水。她的这个动作被监视她的国民党特务发现，特务们一拥而上，立即抓住了这个正在给敌机打暗号的“日本间谍”。在国民党特务的拘留所里，绿川英子百口难辩，最终被以“日本间谍嫌疑”为由，从广州强行遣送到香港。从1938年2月到6月，绿川英子在香港棚屋里困居了四个月之久。直到6月底，在郭沫若等人的积极帮助下，国民党政府才终于发给了绿川英子入境通行证，准许她到武汉。
　　然而，绿川英子并没有把中国政府的这次误解当作一回事，她仍然热衷于中国的抗战工作。她要用自己的真诚和努力来向中国政府证明自己热爱和平的心。
　　一到武汉，绿川英子就立即投身中国的抗日战争。在郭沫若的推荐下，她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负责对日播音工作。具体的工作就是在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室里担任日语播音员，执行瓦解日军士兵的广播任务，绿川英子正式公开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她为此感到十分光荣和骄傲。
　　
　　7月29日，绿川英子参加了法、比、瑞同学会欢迎《日本的泥足》的作者、英国女作家阿特南的茶话会。这是武汉文艺界的一次盛会，出席者有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老舍、胡秋原、邵力子、胡风、盛威、白薇、叶君健等30余人。当轮到绿川英子发言时，她首先说:“我说不好中国话和英语，也不愿意和不好意思用侵略者的日语来向大家讲话，我只好用世界语来表达我的愿望，因为世界语标志着人类的爱与和平！”最后，她用世界语高呼:“中、日、英三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当叶君健分别用中文和英文翻译出她的这段话时，会场上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这时，日本东京警视厅才查明了绿川英子的真实身份。11月1日，日本东京报纸《都新闻》在头版显著位置上登出了的照片，骂她是“用流畅的日语，恶毒地对祖国作歪曲广播的娇声卖国贼和赤色败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还给她的父亲写恐吓信，要他们全家“引咎自裁”，在她家门口挂上“卖国贼”的牌子。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恶毒攻击，绿川英子英勇地表示:“谁愿意叫我卖国贼，就让他去叫吧！我对此无所畏惧。”
　　
　　用甜美的声音阻击炮火
　　
　　武汉失守后，1938年12月，绿川英子经桂林等地撤往重庆，继续在中央电台作对日播音工作。不久，国民党中宣部专门成立了由国际宣传处直接管辖的国际广播电台，负责对全世界各地区的播音工作，国际广播电台与中央广播电台在一起，地点就在现在的渝中区中山三路159号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处，原大楼已于20世纪90年代撤毁。这段时间，绿川英子就住在附近的两路口大田湾，每天步行到不远的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绿川英子的播音，就像阵阵春风，吹进了成千上万个日军士兵的心田。她那柔和的嗓音，就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有力地刺进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胸膛，在广大日军中下层士兵中引起了“电闪雷鸣般”的强烈反响:在前线，有的士兵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弃枪而去，有的士兵呼喊着亲人的名字剖腹自杀;在日本，有的士兵拒绝登上驶往中国的军舰。华中日本派遣军通信兵堀锐之助收听了绿川英子的播音后，写下短歌:“重庆广播，偷偷倾听。那流畅的日语，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绿川英子的生命，就在这流畅而亲切的播音中，闪耀着战斗的光芒！
　　这段时间，绿川英子在重庆发生的两件事值得我们一提。
　　1939年初，重庆各界群众为支援前方抗战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义卖献金活动。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向献金台: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贩夫走卒、扁担棒棒……，也有一些达官贵人、军政显要、富家少奶，甚至妓女娼妇、鳏寡孤独，人们把一分、一角、一元、十元，乃至百元大钞毫不犹豫地投进献金箱里，更有人把手表、金镯、戒指等名贵细软送到献金台上。看着中国人民这种激昂的爱国热情，绿川英子深受感动。她也要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晚上回到家中，她翻箱倒柜地折腾出全部家当。可是，经过广州、香港两次贫困的洗礼，能当的东西早就进了当铺，只剩下几本不值钱的书，工资也还没有发。下班回家的刘仁见她愁眉不展的样子，就安慰她说:“我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要不你就不去献了。”“你这是什么话？亏你还是中国人！”绿川英子生气地瞪了刘仁一眼。最后一狠心，撸下了手上的戒指和手表，这是她身上唯一还值点钱的东西了，也是她母亲和姐姐送给她的最珍贵的纪念物。“快帮我选一下，我献哪一个？”刘仁琢磨了好一会儿才说:“还是捐戒指吧，上班你不能没有时间呀。”睡觉前，绿川英子把戒指小心地放在枕边，说再最后陪妈妈一夜。第二天一大早，绿川英子就匆匆赶到设在都邮街的献金台，等待献金的人们早已排成了长队，等了好一会才轮到她。正当她高举双手把戒指恭恭敬敬地递上去，对方还没有接住之时，后面忽然有人喊了一声:“她是日本人！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们不要她的臭钱，快滚她妈的蛋吧！”“什么？日本人？她是日本人？”人们开始骚动了。几个码头工人挥拳喊起了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人们叫骂着向她挥起了拳头，可怜弱小的绿川英子感到万分的恐怖和窒息，她觉得黑压压的一片愤怒的拳头正在向她挥来，大有灭顶之势。突然，情急之中的绿川英子想起台上的人可能是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她便慌忙地向台上的工作人员伸出求救之手:“快拉我一下！”楞在台上的几位政治部三厅的工作人员这才猛醒过来，一把把她拉上了台去。一位认识绿川英子的三厅干部向台下骚动的人群大声喊道:“同胞们，她虽然是日本人，但是她是同情中国人民的，她在三厅工作，她是来献金的，我们不应该排斥她，我们应该欢迎她才对呀！”说完，他向绿川英子鞠躬致敬，并接过她手中的戒指举过头顶。“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您表示感谢！您是第一个来献金的外国朋友。”台下的人们再次骚动起来，一张张愤怒的脸庞渐渐变成了赞美和钦佩，人们对绿川英子肃然起敬，随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绿川英子站在台上，不好意思地向下面的山城民众鞠躬致意。
　　另一件事也发生在1939年，时间大约是在下半年8、9月间。
　　一天傍晚，下班后的绿川英子正走在这条小路上，忽然，她觉得背后有几双杂乱的脚步声跟了上来。她回头一望，果然有几个工人模样的人在跟着自己。跑？她肯定跑不过那几个工人。叫？荒郊僻壤谁能听见。这时，她突然想起了刘仁那魁梧的身影，于是，她一边大声喊着刘仁的名字，一边向着家的方向跑去。可是，刚跑几步，她就被人从后面推到，眼镜也摔在了几米之外。跌倒在地的绿川英子从地上摸索着拾起眼镜，转过身来，仰视着几双正在向她逼近的凶狠而冰冷的目光。
　　“同胞们！你们……，这是……？”绿川英子用生硬的中国话向他们问到。
　　“哼！哪个是你的同胞？”
　　“先生，你们……，要干什么？”
　　“日本婆娘，东洋鬼子，肯定是个特务！我们要送你上西天！”
　　“先生们，请你们别误会……，我是……。”绿川英子的话还没说完，一只拳头就落在了她瘦弱的肩上。
　　“打死这日本婆娘！”
　　眨眼之间，她的前胸后背着实地挨了几拳。有一拳正打在女人的要害处，她疼得弯下腰去，曲卷着身子。
　　有人夺下她的提包嚷道:“看你偷来的情报。”
　　“放下，你们给我放下。”提包里有下午刚写好的明天的广播稿和一篇就要完成的文章，要是被他们毁了，明天在播音室里自己拿什么对着麦克风讲呢？绿川英子急了。她奋力冲上前去与之抢夺。可她哪里是那几个“工人”的对手，一个“工人”将她的胳膊猛力拧向后背，疼得她“哎哟、哎哟！”直叫唤。
　　这时，另一个“工人”从包里拿出文稿，结结巴巴地念到:
　　敬爱的中国士兵们:
　　首先……我向你们致以诚实的敬礼！我老想到前线去，同你们在一起……，拼命地斗争，好打败侵略者。但我又怕你们杀了我，至少要骂我、恨我，因为我是从敌国来的一名女子………。
　　这个“工人”有点愣了，但他还是继续念道:
　　
　　假如我有两个身体，我就要到前方的日本军队去，同他们好好地谈谈，不让他们屠杀中国兄弟……。假如我有一千只手，我就要到所有的前方去，给你们中国士兵绑一绑受伤的绷带……。你们勇敢、顽强地打下去吧！我将在后方用一切方法支援你们！
　　你们的日本朋友:绿川英子
　　
　　几个工人顿时傻眼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走到绿川英子的面前嗫嚅道:“小姐……，真是对不住你，我们还以为……，快看看打伤哪儿没有？”
　　绿川英子望着他们愧疚的面容宽容地笑了:“没什么，没什么。只要稿子在就好，几位大哥你们回去吧。”
　　“您先走，我们看着您！”
　　“那好吧。”绿川英子忍着身上的疼痛，一步一步地捱回家去。她没有告诉刘仁刚才发生的事情。但是，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早晚她上下班时，就会有那几个工人中的一个，在她身后远远地跟着她，护送她，一直到第二年9月她离开国际广播电台，参加文工会，搬到歌乐山上为止。
　　1940年7月，日本著名反战活动家鹿地亘在重庆发起组织了“在华日人反战革命同盟”，总部就设立在重庆，绿川英子被选举为总部的领导成员。为此，她经常和鹿地亘等人到设在南泉的日本战俘营去，对被中国军队俘虏的日本战俘进行反战宣传工作。同时，她还与青山和夫、鹿地亘等人应邀受聘到国民政府举办的“留日学生训练班”用日语讲课，她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向学生们讲授“对日宣传技术”，深受学生们欢迎。
　　
　　主编《反攻》杂志
　　
　　1940年9月，国民政府撤销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重新设立以研究工作为主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还是请郭沫若当主任。这时，绿川英子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已经两年多时间，她逐渐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便辞去了原来的对日播音工作，加入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表示愿与以郭沫若为首的进步文化人士共进退。她在文工会里专门从事对日宣传与敌情研究的文字搜集整理和编写工作，负责文化工作委员会下属的世界语工作室，同时也协助重庆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的编辑工作。1940年11月7日，文工会成立的那一天，绿川英子兴高采烈地来到纯阳洞中国电影制片厂礼堂，参加了郭沫若主持的文工会成立的招待会，她在来宾签名的宣纸上，谦虚地用毛笔写下了小小的“绿川”两个字。在这次招待会上，绿川英子结识了更多的中国抗战文化名人。为以后的工作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这以后，她和刘仁就搬到了歌乐山上赖家桥文化工作委员会租住的三塘院子附近，先租住在邻近的农民家里。第二年，绿川英子夫妇与几位文化人在三塘院子后面的小山丘上，面对着金刚坡，合伙集资修建了十余间草屋，大家称它为“金刚村”，绿川英子夫妇就住在这里。
　　1941年7月27日，重庆文化界在歌乐山赖家桥全家院子举行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四周年纪念活动。周恩来、邓颖超亲临会场。绿川英子高兴地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周恩来也早就知道了有关绿川英子的事情，在向郭沫若敬完酒后，他端着酒杯来到绿川英子面前，提议大家“为在座的绿川英子同志和鹿地亘等日本朋友干杯！”周恩来热情地对绿川英子说:“日本军国主义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友，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绿川英子听了十分激动，她对周恩来说:“您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是对我微不足道的工作的最高酬答。我愿做中日两国人民忠实的女儿！”她的回答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在为别人的折扇签字时，邓颖超也特意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绿川英子的名字旁边。签完字后，她对绿川英子说:“让我们一起并肩战斗！”
　　生活相对安定以后，1941年10月，绿川英子在歌乐山金刚坡下“金刚村”的草房里生下了她和刘仁的第一个孩子刘星。
　　1944年下半年，绿川英子和丈夫刘仁接受了中共外围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亡总会”负责人高崇民等人的邀请，负责该会机关刊物《反攻》半月刊的编辑工作。她和丈夫又举家搬到了“东北民众抗日救亡总会”机关驻地（现江北猫儿石建新西路28号）。这里地处嘉陵江边，坡下几百米的一处地主院子，就是《反攻》杂志的排字和印刷车间。
　　绿川英子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作家和世界语者。她勤于学习，更勤于写作。在《反攻》半月刊的编辑室里，她总是孜孜不倦地写作。除了她年幼的儿子偶然打扰她一会，使她不得不暂时停止一下手中的写作外，她几乎没有一刻休息。她开始以她自己在中国的经历，用世界语写一部书，书名就叫《在战斗的中国》。该书的第一部于1944年底在《反攻》杂志的编辑部里完成。1945年初开始在《反攻》杂志上连载。她在书中这样写道:“我们要在黑暗中看到光明，要看到新的斗争仍在延安所指挥的全国各地进行着。中国人民绝不会在暴力面前屈服，在远东的这一角落，中国人民必将把反对法西斯的斗争进行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本来该书计划写三部，遗憾的是后来因为工作紧张和时间关系，后两部没能完成。但仅凭这一部用世界语写成的著作，就奠定了绿川英子在全球世界语界至今无人能及的地位和境界，而且享誉文坛。世界语前辈栗栖继就曾这样评述道:“如果此书得以完成，那就不仅在世界语文学界，甚至在全世界也会成为主要著作。”日本世界语学者宫本正男说绿川英子“堪称是二战前和二战中第一流的散文家”。
　　绿川英子给人们的印象是温柔、深沉而娴静的，就象一汪明镜似的湖水，平静无波。然而，她又是一个性格开朗、思虑深沉、对人生和社会都有着透彻理解的女作家。而且，她在政治上也是有着鲜明信念的一个意志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当时的《反攻》半月刊社附近，国民党特务设有暗哨，人们经常都处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下，而绿川英子却总是处之泰然。1945年5月，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出版了绿川英子《在战斗的中国》等三部著作，她不顾自己家庭生活的清贫，把所得稿费全部捐献给了抗战中的中国人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这天晚上，兴奋的绿川英子和《反攻》杂志社的同仁们一道，从江北的猫儿石一路狂奔至城区，参加了全市人民的火炬大游行，她为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而取得的民族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欢庆之余，绿川英子想到了她的祖国――日本将向何处去？第二天，她只身一人慢慢地来到了江边，面对东方，坐在江边的礁石上，思念着她远在家乡的父母姐弟。她心中默念:“离开祖国已经八年了，怀念之殷莫过于今日。但是我们要和平的日本，要民主的日本。”面对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绿川英子在思考着自己祖国的前途，她的心情十分复杂和充满了焦虑。过了几天，高崇民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东北干部迅速返回东北开展工作。9月18日，《反攻》半月刊停刊后，绿川英子夫妇带着儿子开始北上。
　　当绿川英子夫妇到达武汉时，却发现4岁多的儿子刘星失踪了。绿川英子夫妇知道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阻止他们北上而采取的卑劣手段。经过多方营救，他们终于迫使国民党特务把刘星放了出来。
　　
　　她永远地留在了中国
　　
　　1946年1月11日，绿川英子夫妇带着儿子秘密到达了上海，随后又登上了北去的轮船。
　　一路奔波。绿川英子一家终于安全地到达了哈尔滨。1947年1月，经东北行政委员会第13次会议决定，任命绿川英子为东北社会调查研究所研究员。
　　后来因解放战争迫近，又加上绿川英子刚生了女儿刘晓兰不久，为了安全，组织上安排他们一家撤退到佳木斯，她还被聘到东北大学讲课。就在此时，绿川英子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决定做人工流产手术。手术过程中，由于器具消毒不干净受到感染，病情急剧恶化。1947年1月10日，年仅35岁的绿川英子永远离开了她为之战斗了整整10年的中国。
　　她的丈夫刘仁，为失去心爱的妻子悲伤不已，不愿离开绿川英子的遗体。由于悲痛致病，在绿川英子逝世100天后，4月22日，刘仁也离开了人世。这对恩爱的异国夫妻，留下了他们的一双儿女，双双去到了天国。
　　佳木斯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为了纪念这位英勇的国际主义战士，把绿川英子夫妇安葬在佳木斯烈士公墓里。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伟大的日本女性。1952年春，高崇民率领中央代表团到佳木斯一带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时，特地到墓地去凭吊了绿川英子和刘仁夫妇。
　　1973年中日两国复交后，中国应邀参加日本第60届日本世界语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叶籁士在大会上曾这样评价绿川英子:“为日本和中国真正的和平共存而作出贡献的人，以历史上曾有记载的为限，为数是不少的。但到近代，在不幸的日中关系中，献身两国亲善事业的就变少了。何况，反抗祖国日本，为日中人民真正友好而进行活动，甚至把自己的骨头都埋在了中国的日本女性，除了绿川英子以外，再没有别人了。对于这样一位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了整整十年之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献出了自己青春和生命的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1983年8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佳木斯烈士陵园为绿川英子夫妇重新修建了陵墓和纪念碑。
　　如今，绿川英子长眠在中国东北佳木斯市南郊风景秀丽的四丰山上。一座汇集中日两国民族风格的合冢墓屹立在青山绿柏之中，墓碑上镶刻着原黑龙江省省长陈雷的手书:“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暨刘仁同志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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