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庙里的高中生活与地下党活动|地下党的电视剧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60多年前，在那座为躲避敌机轰炸而被迫搬进古庙的中学校，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党支部，展开隐蔽的革命工作……那些青春飞扬的日子，那些永生铭记的岁月，至今还时时在我的脑海中回荡……
　　
　　古庙中的党支部
　　
　　我在重庆读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向往联中（当时全名叫重属联立高级中学，是川东几个县联合共有的一个高级中学），一来它资格老，教学好，名气大;二来我有个比我长两岁的堂叔胡鹤霄（胡定一，联中课余农宣队员，地下党员，后来曾任我国驻英大使）和一个大我好几岁的堂兄胡甫昭（胡克林，胡子昂长子，后来曾任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和另一堂兄胡甫皇（胡子昂侄儿），都在联中读过。我从他们口里知道一些联中情况，特别是学校充满了进步气氛，令人羡慕。
　　我从巴县中学初中毕业后，就约了同班同一个党小组的李永祜和兼善中学的杨邦�（他同我在小学有三年是同一课桌），在1940年秋，我们一同考上了重庆中学（联中当时改的校名）。
　　这时学校因躲避敌机轰炸，已迁到长寿县河街镇附近乡下帝主宫和财神庙两个相邻的庙子里。
　　河街镇在长江边上，可说是县城的水码头。我们上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别的同学刚认识，还不熟，李永祜、杨邦�和我三个人便一同去参观县城。县城在山顶上，要爬好高的坡才能到达。半坡有个城隍庙，我读初中一年级那个暑假，跟我哥哥随市文化宣传队在这个庙里的戏台上演过节目，我便带他们进去参观城隍菩萨，顺便也歇口气。再爬坡进城。因为不是赶场的日子，县城街上冷冷清清，就只一条街，一走就到底。谈热闹，比下面的河街差多了。
　　
　　上了一个星期的课，各门课都上过了。一路上，我们三人对这些老师便一一品评起来，对这批老师的第一堂课，总的来说，都比较满意，特别是英语、大代数和生物老师，感到水平相当高。历史老师给人印象也很深，他手中不拿课本，第一堂课就说，他讲历史将同我们过去从夏商周秦汉讲起，从古讲到今的讲法不同，他将倒过来，从当代史，现代史讲起，即要从今讲到古。后来证明他确实讲得有特点，口才也好，从不带课本，上台就滔滔不绝，对史实好像能倒背如流似的。
　　我们觉得，学校虽说住的是两个破庙，课余活动的空地只有帝主宫旁的一个篮球场，一个帝主宫升旗的地坝。教室寝室差一点，挤一点。没有电灯，晚自习要自己提一个油壶当灯，光线是差一些，但不跑警报了呀！老师好，学校肯定会好。唯一不满意的是主任军训教官升旗时的5分钟训话，太没水平，全是废话。我们说，管他的哟，反正只那么5分钟。
　　很快，我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杨邦�的党的组织关系也转到我这里了（在初中时，我们虽然一直都通信，只以为思想相同，这才知道他在兼善中学也入党了）。在学校，我们三人就算一个党支部了。由我同上面联系，我就算党支书。
　　我第一次见到党组织的领导人，就很兴奋地告诉他，老师好，学校一定会好，学校的气氛更令我们叫好，订《新华日报》的人很多。传达室每天堆着一大摞《新华日报》，谁订了谁就自己取一份走。八班（毕业班）有我的叔父胡鹤霄，他思想如何如何进步等等。
　　这时正是国民党反共高潮时期，党组织正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联系我的同志听了我对学校情况的介绍，就叮嘱我们不要去和别的进步同学打通关系，也不要去打听人家是不是党员（我猜想我叔父和他周围有些同学可能是党员，但不好去和他们拉关系，自然也不能告诉他们我是党员）。他还叮嘱:在自己的活动中，要尽可能保护自己，要时时想到你们现在是把脑壳拴在裤腰带上的呀，千万不要暴露党员的身份。暂时不要去组织进步的群众活动，以免被学校或三青团注意。
　　这和我们在初中时，又出壁报又开展歌咏活动，又组织读书会又到镇上宣传的做法，自然大不一样了。我们三人讨论时说，这得转转弯子才行啊。好在我们三人的性格都比较内向，都没有什么活动能力，三个都是一样乐器也不会的人。要埋头用功读书，要多交朋友，我们容易做到。
　　
　　学校虽说搬到了不怎么繁华的小县城乡下，但化学物理生物的实验设备全搬下乡来了，还都要做实验。上生物课在显微镜下观察植物细胞后还要做习题，画细胞图;解剖青蛙后，也要画解剖图。记得生物老师年纪较大，不仅课讲得好，实验也很认真，讲植物还常讲许多课外的植物知识。当时我母亲懂点中医中药，她不识字，不会写字，又常叫我代笔为人开药方。我问老师莱菔是什么植物，为什么我妈妈开中药方经常都有它。他告诉我，莱菔就是萝卜籽，能利尿通气，吃这味药就好比西医叫你多喝白开水一样。老百姓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你看这萝卜的药效多好。还有什么马齿苋、 鲜石斛、夏枯花等等。他教我们要多认识一些植物草药，用它们医病是很好的。有时他甚至带一把草草放在讲台上，教我们认识那是什么草，属什么科，有什么生长特点，有什么功用等等。这对我帮助很大，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英语老师讲过一个学习方法，说最好是在老师讲哪一课之前，自己先翻字典试读一下，然后老师讲时一对照，自己哪些理解对了，哪些理解得不对，有哪些差别。这样学，理解深，记忆强，最容易学好。这办法我一直用到读大学时，对我帮助很大。他还教我们学英语就要说英语。他说人家教会学校的学生为什么英语一般都学得好，就因为老师用直接教学法，先教说，再教课文。你们光死记单词，死背课文，自己不说就等于学了不用，那是很难记住的。你们自己可以创造说的环境嘛，不要害羞，不敢开腔，比如找三五个同学成立一个会话小组，课余时候相互多说还不行吗？后来我们果真成立了一个英语会话小组，规定每天晚饭后出学校散步就是小组活动时间，一出校门就不许说汉语。有几个爱好英语的同学，还真的进步很快。上大学后，1946年初，美国在华与国、共成立军事调处执行处，中共南方局需要送一批英文翻译去解放区。当时我在中央大学，我们送去几十个同学就有好几个是我们重中时会话小组的同学。
　　重中三年，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老师讲课严，同学做练习严，到实验室做实验严，学校的校规也严。几十年过去了，我都记不得老师姓甚名谁了，至今却还给我留下老师们许多讲课的生动形象，难忘的美好的形象。
　　
　　上级党组织派人来联系
　　
　　在重中地下党的生活，虽是默默无闻，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在我一生中却也十分特别。它使我们从初中时公开热烈的救亡作风转为隐蔽交友埋头学习。
　　再说说联系我们的上级领导，当时一共有过三个同志联系领导我们。
　　第一个来联系的同志，先写信约我在长寿县公园见面，他说他手拿胡琴，不时拉拉京剧调，要我在校服左口袋上插两支钢笔。我一看信就懵了:我们去过县城，哪有什么公园嘛！但上城后总算打听到了，其实就在街后一片田地，溪边岩上有个破亭子。他的胡琴倒拉得很响亮，相见未发生困难。按当时单线联系的一般规矩，只有上级知道下级，下级不知道上级，所以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很深，一见面就使我认为他真像一个地下工作者，很老练，很有水平。他给我分析抗日战场的形势，就像在我面前摆着地图一样，让我听得一清二楚。总结当前国内国际形势，说有5个特点，娓娓道来。我生怕记漏一条。他联系我们大约有一年。
　　我们入学后第二学期，军训教官在第一次升旗时就宣布不准再订《新华日报》了，说把个传达室都搞得乱七八糟，不像样子。我们只好不订了，但毕业班的老同学却不理睬，还是满教室都是《新华日报》。原来他们去年刚在反对校长镇压学生进步活动中取得胜利，不怕教官。因为我叔父在那班，我就常去那里看报。我当时心中猜想有些同学很可能是党员，我就注意即使去也有意和他们疏远，总是一般打个招呼看看报就走。这样看的报，李永祜和杨邦�就只能听我大致说说要点了。联系我们的同志知道这情况后，每隔一两个月我们见面时，除文件书刊外，他都给我们一纸口袋专为我们剪的报上重要的学习材料，一直到他交出关系离去。这报纸就像为我们新增开了一门课一样，对我们了解国内外大事帮助太大了。这影响我一辈子都不怕花费时间，甘心情愿为同志们和朋友们传递学习资料，现在则是传递E-mail信息等。是他的模范行动影响我养成了这个习惯。
　　第二个联系我们的，是学校的化学教师王维章。当他同我接上关系时，我特别高兴。我说这下好了，我们可以经常见面，你要给我传达什么，我要向你请示什么，随时都可面谈了。但他要我在校内别去找他，因为他不住在学校，没有单独房间，他每次来上课都在有许多老师的大办公室备课。他对我讲，我们的关系要让人家根本就不注意，别让人家注意到我们了才小心。看来，他也是个很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同志。他在我们学校教书的同时，还在长寿国立十二中学教书。我们仍是按约定的时间，在校外一个约好的地方作党的关系的见面。他教了一年后，也就不来了。建国后，武汉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开成立大会，他是委员之一，我作为《华中工人报》记者去大会采访。因已多年不见，又未通音信，在会上相见时，两人都觉得似曾相识，但又没把握，经交谈才确认我们在长寿的师生关系和党的关系。当时，我在高中那段时间党的组织关系正好无人可证明，而他在四川也是个老党员，和我们的社长江牧岳在成都和胡绩伟、冯诗云他们有过党的关系。这时他和我都是武汉地下市委的党员，因此，我在这个偶然的机会，意外地找到了高中那段时间党组织关系的证明人。后来他也到了北京，到科学院回本行搞研究工作了。
　　
　　在重庆中学党组织最后领导我们的是秦兴泉。我毕业后考入交通大学和后来改读中央大学都没转关系，一直还是他领导我。这就是地下工作时所谓“转地不转党”的时候。我当时不知道他的姓名，不知道他的一切。但他却知道我的一切，甚至我们胡家的好多事他都能说个子丑寅卯，我觉得他熟悉这么多地方情况，真了不起。后来也是建国后，我们都在北京工作了，也是偶然的机会才知道了相互的情况，原来他也是中大机械系的同学，只是比我高两年级。为什么他跑到长寿来领导我们了呢？原来是他生病休学在桃花溪水电厂兼差当个技术员，这就离我们在桃花溪边的学校近了。在中大，他和我叔父胡定一同年级。难怪他对我什么都知道。碰到他就彻底解决了我在重庆中学那段时间组织关系的证明问题。
　　当时因为党组织是以隐蔽为主，也停止了发展，所以，可能我们毕业后有段时间重中就暂时没有党员了。
　　
　　团结同学 壮大队伍
　　
　　知道了党组织的基本方针后，我们支部三人多次研究怎么办。我们主要想的是，不能回到读死书的路上去，我们是党员，就总得起党员的作用。我们大致的想法是:功课要学好，以便将来考大学;要想办法多读好书，开阔眼界，积累知识，提高本领;要通过读书，广交朋友，现在不能发展党员，也要团结一批像党员一样的非党同学。
　　我们一个个分析了周围可接近的同学:廖世俊，他同我和杨邦�都是朝天门三元庙市二小的同学，巴中又和我同学，过去没有来往，要想办法接近（他后来在交大、中大都和我同学。解放后改名廖伯康，曾任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还有赵永吉，他们江津那一伙，拉过来就有刁焕勋等一批人……这样一个一个分析，交朋友的路子还是顶宽的。
　　我们读初中时，是先组织读书会，培养大家的读书兴趣，再介绍读进步书籍。现在不好搞组织，就一个一个单独交往。我当时有个想法，不管你喜欢什么，只要你喜欢读书，我们都有进步书籍介绍给你看。文学家，国民党可说一个也拿不出手，当时的著名作家都是左翼的。历史学家，我们有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等一大串。哲学家有艾思奇、胡绳等，政治经济学有薛暮桥、沈志远等，其他社会学、法学等等，哪一门不都是左派占上风？
　　几个星期后，我们每个人周围都联系了一些爱读书的同学。有的很快就和我们有了较好的交情，我们又扩大活动范围，早上一同练双杠单杠锻炼身体，晚饭后一起散步……慢慢的，我们周围的圈子就越来越大了。有感情了，有共同的话题了，我们就开始搞没有组织名称，没有组织形式的读书小组、小型座谈会、英语会话会等等。领导我们的同志说，就这么搞，不要嫌小，不要嫌慢，不要怕有人进来又走了。不久，就有一些同学愿意看我们内部传阅的小册子，比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义的文化》（即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而且同我们一起阅读和讨论了，甚至愿意看我们手头的剪报了。
　　后来毕业后，我们周围这一批相好的同学，有的考进中大、有的考进交大、有的考进重大、有的考进复旦……他们基本上都参加到进步学生运动中去了，稍后还参加了南方局青年组领导的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有的还被输送到张家口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工作，有的被输送到了中原解放区……像廖世俊（廖伯康）和我入中大后都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的工作。1947年廖伯康从中大毕业后，只在南京和上海地下党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即被原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安排他带了一批中大毕业的地下党员，回重庆支援（重庆原市委被破坏后）新建的重庆地下市委的工作。这批人中也有重庆中学毕业的同学。他们后来都成了重庆新的地下市委迎接解放的部分骨干力量。
　　这三年中间，我们党支部碰到的最大困难有两次。
　　一次是主任军训教官，在升旗那5分钟训话中说，他们决定要把全校的同学都发展成三民主义青年团员。这使我们支部三人和我们周围的进步同学都有点紧张起来，要是叫我们去个别谈话，说不参加吗？会暴露我们的进步思想;要是他们真正做到了大多数同学都参加的话，我们该怎么办？一时又还未到联系上级同志的时候，无法请示;即使到了同领导碰面的时候，也不能只依靠上面的指示，我们总得拿出个意见去请示呀！
　　好在这时我们已不只是三个人商量了。我们已有一批思想进步可以信赖的同学共同商量。分别经过几个小会，大家提出了好多办法。我们支部综合大家的意见，拿出了一个主要意见:我们分析，军训教官一般会先找他们认定的好学生，要他们带头。我们可分别根据自己的自然朋友关系，找各个班上成绩最好的同学，分析军训教官来校后的表现，把教官这个政治计划搞臭，进一步从感情上使这些同学能够以学习为重，不接受军训教官参加三青团的要求。我们分析，对毕业班，教官怕碰钉子，不敢先找。一年级新生，他们认为好吓唬，可能放在最后解决。他们很可能从我们二年级开始。我们还真看准了。在二年级，军训教官连找了三个人，一个也未成功。真是太巧了，刚好二年级好几个成绩优秀的同学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出马一谈，都很成功。有的说，读书就读书，为什么要听他的调遣？搞军训本来就是歪门邪道，谁听他的支使……
　　领导我们的同志听我们汇报后说，现在你们已有这么大一个队伍，每个人再约一二人，二三人，不加入三青团已不会受到孤立，可以用坚决不加入来抵制了。
　　结果，军训教官一个班都没有搞成全部加入三青团，这事雷声虽大，却无疾而终了。
　　这中间，由毕业班发起，我们都积极响应，还对军训教官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军训教官规定，出校就必须穿制服打绑腿。每天傍晚5点钟吃晚饭，7点钟就要上晚自习。这中间总共才一个多钟头，出去也不过走到长江边或往庙后田野中转转。我们则还要利用这点时间搞些活动。这穿制服打绑腿的规定也太麻烦，太不尽人情了。但是我们提意见，军训教官一下就打回来了:“不行！”我们就全校相互串连，决定从一个星期一开始，大家都不理军训教官在门口的检查，不打绑腿就都冲出校门去了。第二天也不理主任军训教官的训话批评。对这件事，教务长和训育主任都未来过问。从此我们就都不打绑腿出校门散步了。这虽是个小事，但却大大煞了一下军训教官的威风。同学们都说，这回我们自己解放了自己，我们争取到自由了。
　　再一次困难是我们支部内部发生的事。前面说到联系我们的领导同志，每次碰面时他都带给我们一口袋专为我们找的报刊材料。这一口袋十分丰富的精神粮食，自然成为我们学习的宝贝。我们学校当时那两个小庙里，要想找个偷偷看东西的地方都很难。后来我们发现午睡时在蚊帐内看秘密的东西最好。蚊帐内看外面走动的人很清楚，若有反动同学路过，可以迅速藏起正看的东西，就是来不及藏也不要紧，因为从外面看蚊帐内看不清楚。
　　杨邦�看了几天，又要想快看快传，又要提防被反动同学看到，心里紧张，一下弄得午睡完全不能睡，晚上也失眠了，越睡不着越着急，越急越睡不着，几天下来，神经开始失常，总觉得有特务在盯着他，要抓他。这可把我们弄得十分紧张，他这种情况，又不能去请假，又不能去医院看病。我们请个校工给他煮稀饭，他说校工要毒害他，把稀饭罐摔到了天井。
　　我们两个党员根本照看不过来，他又离不开人，因为别的同学他不信任。幸好我们已有廖世俊、赵永吉等一批进步同学，杨邦�对他们也信得过，他们也都愿来帮忙（杨邦�也知道他们都是和我们共同战斗的同学，只因为当时停止发展才暂时未入党）。我们偷偷在财神庙把一个堆垃圾的楼梯底角打扫出来让他睡，我们几个轮流陪着他。我们想法到县医院去弄了些安眠药，他一次吃四五粒都安定不下来。我们只好分头到学校图书室和县图书馆去借各种医书、保健书来寻医。廖伯康在一本书上发现散步是最均匀的运动，是最好的保健活动。我们推断这对非细菌性的、神经性的毛病会有好处。于是决定每天出一个人陪他去赶场，今天赶一个场，明天赶另一个场。走他个四五十里，一路上看山看水，看民居看庄稼，看农民赶场的热闹，分散了他的思绪，走累了，回来洗个温水澡。想不到三天就初见成效！走啊，走啊，才走了一个星期他就痊愈了，能去上课了。
　　我们非常幸运，杨邦�在那样的情况下完全靠大家精心的护理恢复到正常。他毕业后考入了重庆大学。我们在中央大学，与他相邻。我们党组织的关系不在一起了，但我们还经常来往。我随学校复员到南京后，才和他完全分手。后来廖伯康重回重庆后，还曾和他共同战斗。但他不幸被捕，进了渣滓洞。好在地下党临解放前抢救被捕同志时，由青年民主社的胡克林用4根金条买动一个狱卒，救出了4个同志，其中就有杨邦�，这也真是万幸。
　　我们过去只知道联中资格老，可一直不知母校到现在已满250岁了！2008年春，我和廖伯康等老校友应邀返回母校参加校庆活动，一进校门，看到那么大的操场，那么多的教学楼，看到母校随着时代的进步，已经从清朝的东川书院发展成为如今的现代学校――拥有5000多男女学生的重庆市第七中学，想到我们当年在那古庙里的艰苦学生生活和热情纯真的地下党支部工作，真为母校、为祖国的进步激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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