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女性陋俗文化变革
时间：2020-04-24 05:17:5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19世纪基督教传教士为了加快基督福音在中国的传播，他们将抨击和改良女性陋俗文化作为重要手段，主要着眼于兴办女学、严禁缠足、改良婚俗三项实践活动。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女性陋俗文化嬗变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中国社会内部陋俗文化改良及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由于其为宗教传播服务的本质属性，在华传教士的陋俗改良运动没能成为近代中国社会陋俗文化改良的主要潮流。
关键词：传教士;近代;女性;陋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K256.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10-0069-03
引言
伴随近代中国新旧社会交替、西学东渐，近代陋俗文化也经历了新旧嬗变的变革过程。所谓陋俗文化，是指特定时期内体现于风俗惯制上并为传统人伦文化所认同的文化糟粕。[1]14女性作为陋俗文化的主要承载者，自古深受传统观念的禁锢及男权社会的约束，只能待在闺房中被动接受“三纲五常”等落后观念，她们对外界一无所知。鸦片战争以后，很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教事业的开始，就重点关注中国女性入教状况，为了推动基督福音在中国女性内部的传播，他们着手改良中国民间旧有的陋俗文化，促进近代中国女性思想解放。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中曾写道：“在妇女教育（1915年开办了金陵女子大学）、反缠足运动、青年会和女青年会……等活动中，基督教传教士要么是倡导者，要么是积极地参与者。”[2]184尽管基督教来华，一度被帝国主义当作侵略工具，但传教士在华兴办教会大学、禁止女性缠足等一系列破除传统陋俗文化的改革，对中国女性解放及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变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助推作用。
学界以往的研究一般都肯定了教会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引导作用。现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相关著作、报刊资料，拟对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陋俗文化的关系作一探析。
一、传教士对陋俗文化的抨击与批判
中国女性长期受传统观念的浸染，要她们接受基督教信仰，必须革除传统陋俗文化对妇女的束缚，因此，传教士依托所办报刊对陋俗文化进行了抨击和批判。
首先，传教士对中国女性传教，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中国传统观念的阻碍。由于儒家思想对女性的影响根深蒂固，即便是身处近代的女性，仍旧没有摒弃“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陈旧观念的束缚，一味地盲从，使她们丧失主导自己人生的权利。江西耶稣会在给郭弼恩神父的信中，曾经提到：“中国妇女从不走出家门，也不接待男士们的访问……以至于她们最关心的是将脚缠小，自己剥夺自己行走的权利。”[3]244此外，中国社会中“男女有別”的观念也成为阻碍传教的因素之一。因此，“要使中国福音化，必须用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以建立一个有利于基督教传播的社会文化环境。”[4]17
其次，基督教传教士依托《万国公报》，大力抨击与批判陋俗文化。《万国公报》是由林乐知等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一份中文报刊，为了宣传陋俗文化与基督教道德不符，基督教传教士将《万国公报》当作倡导社会陋俗文化改良的舆论阵地。《万国公报》中“涉及鸦片、缠足、赌博、溺婴、裨女、嫖娼、纳妾等众多方面，刊载文章总数逾五百之多。”[5]其中对缠足的批评尤甚。传教士发现缠足陋俗让女性脚趾伤残，走路不便，习惯性待在闺中，这对想要向她们传播福音的传教士来说是一大障碍，于是传教士主张破除缠足的陋俗，主要在于开办教会女学。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对于烟、酒、嫖、赌等嗜好，皆是当时教会所极力揭露与反对的。[6]271
二、传教士对近代中国陋俗文化的改良实践
传教士在近代中国陋俗文化改良过程中，开办女子教会大学、开办妇孺专科医院、禁烟禁赌禁酒禁娼等是其先行者，并严格要求其教民破除封建陋俗，以教民的改良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大力推进近代中国陋俗文化的改良与实践。这里主要探讨传教士在兴办女学、严禁缠足、改良婚俗三方面作出的贡献。
（一）兴办女学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中国女性几乎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女性能够就读的学堂也寥寥无几。女学的出现是中国女性教育一个崭新的起点。教会学校开办之初，较为保守的家庭大多不情愿把女儿送到教会学校中。针对这种情况，传教士选择不收就读学生的学费，而且给予她们住宿的优越条件，甚至发给她们钱财。尽管条件优渥，选择就读的学生还是很少，多是家境不好的学生才会选择教会学校。随着教会学校规模的扩大，开设的课程不再局限于教会方面，趋向于世俗化，来教会学校就读的学生人数也随之增加。到1926年，教会学校多达15000所，在校学生超过80万，就读教会学校的女性人数高达116251人。[7]22盛极一时的上海中西女塾，宋美龄三姐妹均曾在此就读，其创办者是传教士林乐知，他“就曾称其办学动机就是为了改变男尊女卑和禁止女子受教育的传统”。[8]128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校，使得女性逐步打破传统闺门的枷锁，主动地走上追求自强、自立的道路。
（二）严禁缠足
缠足，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女性封建陋俗文化，其本质是男尊女卑和无视女权。王立新教授在《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中指出：“传教士发现缠足陋俗残人肢体不仅与基督教道德不符，而且不利于女子走出家门进入教堂和学堂接受福音，因而也有碍传教士事业。”[8]130为了让女性摒弃这一传统的缠足陋习，传教士为在女塾读书的学生提供食宿，以此来鼓励她们，譬如上海的裨文女塾。到了19世纪70—80年代，随着教会学校生源增多，很多的教会学校将不缠足当作入学的条件。1872年，北京教会女校的两位负责人波特和柏诺，就把不缠足当作入校的基本要求。[1]1701874年，厦门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加温倡议成立了厦门戒缠足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反缠足组织。[9]243天足会的成立也值得我们注意。天足会的主要策略是感化官僚士绅，首先得到了袁世凯等上层人士的支持，进而推动反缠足运动在全国的开展。随着社会风气日开，学生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对美有了新的认识与追求，于是开始自发地抵制缠足。
（三）改良婚俗
民国时期教会加大了女子陋俗改良的力度，成效比较显著。传教士通过在华创办的报刊，譬如《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等，对比中西方婚姻文化的差异，严厉抨击了中国传统的婚姻陋俗，诸如童养媳、纳妾、包办婚姻等，这对改良婚俗提供了舆论环境。他们对婚姻陋俗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对早婚和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由;二是反对纳妾和随意去妻，提倡一夫一妻制;三是批判烈妇和“从一而终”，赞美西方的婚姻风俗。德国传教士安保罗批评儒家文化，“许丈夫轻易休妻”“苛于妇人，宽于丈夫”，与“上帝亦赐妇人永享永生之恩”相违背。[10]16585为了给华人做表率，传教士自身坚持一夫一妻制，对婚姻忠诚，展示西方婚姻的自主与美好，这使得中国有志之士开始接受新的婚姻观念。传教士的婚姻陋俗改革为中国人所提倡的婚姻变革，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三、传教士对近代中国陋俗文化的影响
基督教传教士在华陋俗改良实践活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女性意识觉醒，助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但其背后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强烈的殖民心态。
基督教传教士的陋俗改革促进了中国女性的觉醒。在男尊女卑的背景下，中国女性的地位非常低下，但在基督教来华后，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提升。林美玫在《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一书中指出教会给女性带来的光明：“一方面，传教士担任的教师、医生等工作，为中国妇女带来另一种性别角色的启发;另一方面，教会雇用中国寡妇担任女传道，协助女传教士做家庭访问和妇女查经工作，也提供中国妇女一个经济自主的管道。”[4]81除此之外，从教会女校毕业的女性，受西方先进思想观念的影响，在中国社会各领域都表现出彩，她们被当作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早开始打破传统的桎梏、寻求觉醒的女性。
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社会内部陋俗改革的启发。传教士来华前，中国社会不管女性的身份地位如何，她们都要被养在闺中，不得肆意行走，在学堂读书的女学生更是寥寥无几。虽有部分学堂开始招收女学生，但中国女子受教育的权利迟至1907年才得到清政府的承认，但也只限于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11]800一开始由于广大民众对传教士的不信任，教会办学受到极大的抵制。但是教会学校冲破种种障碍，使得中国女性有机会接触教育，改变自身的命运。在传教士的改良实践影响下，一部分开明的有志之士逐渐看清中国传统教育与教会教育的这些差距。梁启超在戊戌前后极力倡导女学，部分就是因为教会女子教育的影响。
基督教传教士的陋俗改良实践与殖民化思想紧密结合。顾卫民曾在《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中提到：“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与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侵略扩张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2]130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曾公开说道：“将来从教会学校出来的男男女女，将由他们把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13]349美国传教士亮乐月创办了《女铎》刊物，虽宣扬妇女解放，但此类刊物的编辑出版机构都属于基督教组织，因此都把传播基督教福音思想作为最基本的职责和使命。[14]64由上述言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传教士批判中国传统社会压迫女性主要是权宜之计;反对缠足和包办婚姻，是因为不满异教徒的专制残暴影响了传教工作;而鼓励女性改革也是出于宗教的目的;办学也是为了劝人入新教……由此可见，传教士改革陋俗文化是与传教事业紧密结合的。
结语
由于传统文化及其卫道者的阻碍，导致传教士对陋俗的改革进程缓慢且不彻底。晚清知识分子在大量的反教揭帖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指责基督教对中国男女之道的背离，完全是“败灭伦理，颠倒伦常”[15]96。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大肆宣扬女性回归家庭的言论，还鼓动社会民众共同抵制外国传教士，一系列的民眾滋扰教堂事件就提供了证明。在陋俗文化改革进程缓慢的情况下，传教士和教会仍旧推动了近代中国女性的解放与发展，对女性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这是极其值得肯定的。譬如在教会学校就读的学生们，逐渐挣脱传统思想意识的束缚，接受西方文化与思想的熏陶。作为封建枷锁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等陈旧观念逐渐被打破。随着女性接受教育，束缚中国妇女的封建意识、封建伦理纲常开始动摇，缠足这些陋俗也逐渐发生改变，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整体素质得到很大的提高。
总的来说，尽管传教士大肆宣扬只有信仰基督教才能够根除陋俗，这体现了其本质属性，注定传教士的改良活动不能成为近代中国社会陋俗文化改良的主要潮流。但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陋俗文化变革中，起到了引导和示范作用。在传教士改革陋俗文化实践的影响下，中国女性摆脱闺门禁锢，接受近代新教育，破除陈规陋习，这一切使教会女学堂的学生逐步走向自强与自立，同时也增强了她们的民族观念，这恰恰是在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16]286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社会解放运动同呼吸，共命运。妇女民族观念的增强，不仅促进了中国妇女自身的解放运动，也推动了中国社会解放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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