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故人”的回声:十二年故人戏
时间：2019-01-30 06:05:5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读过了梅娘写的“一代故人”(2000年《博览群书》9月号),令我惊奇。我是梅娘文中提到的那个加拿大温哥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诺尔曼・司密斯。我研究东北后沦陷期(1923―1945)妇女作家:左蒂(1920―1976)、朱�(1923― )、杨絮(1918― )、吴瑛(1915―61)、但娣(1916―1992)、梅娘(1920― )和蓝苓(1918― )。去年我给梅娘写过信,问她关于当时那些妇女作家的“忍耐”。她们的生活、写作、忍受都反映了她们的性格。那个黑暗的旧殖民地社会反衬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妇女的性格,她们的作品展现了她们是爱国的,勇敢的,坚韧的。以前有的人说:她们是“汉奸”。她们的作品是历史所造成,汉奸之说不符合历史,我完全不赞成。她们是中国精神的一部分。加拿大的民主积极分子NELLIE MCLUNG(1873―1951)说过:“国家的前途依靠于妇女的社会地位。”今昔对比,以上作家们的作品仍有重要意义。
左蒂从她处女作《柳琦》(1942)到《不屈的人民》(1946),暴露了那个时代的殖民地压迫。《不屈的人民》描述当时的“残酷而罪恶的巨手”追赶着作家群体与其他东北人民,作家的责任是暴露真实,那个流血的手隐喻的是当时的伪政府。
朱�写的《大黑龙江的忧郁》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对土地、家乡亲热的爱,特别是在《度渤海》(1944)中,一位妇女在满洲受到了那样残酷的严刑,并且被不公正地判有罪,然而,正是在被流放到农田劳动时,她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了解放。土地的情况,人民和乡土的关系决定着老百姓的存在。
杨絮用散文、诗来反抗那个时代的日本所谓的“贤妻良母”。在《我的日记》(1944)里边,她写过这样的问题和回答:“作贤妻良母型的女性,不赞成吗?”“我这野马似的性格,怕一时作不来。”她愤怒的言词证明东北人民不会被日本驯化,仍然在争取自由。
吴瑛写的《浮沉的心语》(1942)描绘她因“袭击”而烦恼;那个时代的艰难使她心碎。作为评论家来分析东北妇女作家们的社会觉悟,她1944写的《满洲女性文学的人与作品》,表示了作家关怀群众的福利,吴瑛真正代表了作家进步的思想。
但娣写得特别好,在《戒》(1942)中这样写道:“真理总会有的,什么也不要怕,拿出生命反抗一切损害我们的仇敌。坚强,自信……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是对妇女压迫的反抗,当然也是热爱中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声音,反映了东北人民受尽折磨,仍然不屈的性格。
梅娘的《第二代》(1940)和《蟹》(1941)揭露了殖民主义社会的黑暗,殖民社会毁坏了东北,给以它罪恶,尤其是关于金钱和贪婪。在一个平衡的中国,《蟹》里的小翠就不会遭遇那样悲惨的将来,“落在早就张好的网里”。沦陷时期的乱世完全破坏了社会、家庭、个人。
蓝苓也许在《夜航》(1942)里写得最好:“被生活摈弃的,是那些摈弃了生活的人们,艰辛的夜航者呵,紧握着生命之桨,你该坚强的划向前面,毗连着黑夜的,是那白昼的边缘”。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快被打败了,中国人民要重建自己的政权,互相帮助克服所有的困难。
东北富饶的土地,滔滔的江水,冬天凛冽的风暴,养育了“不屈的人民”,这些女作家热爱自己的祖国,在那个黑暗时代,虽然身处险境,特别是1941年3月文艺“纲要”出版以后(禁止作家触及揭露“黑暗”的题材),她们继续用“笔当刀枪”,大都经过日本人的批判,受到查问,还有几位入狱。她们思想并不一样,但是“同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矛盾,她们在困难之前能维持公民道德;这七位作家坚守描写和守望东北人民的责任,她们的作品反映了黑暗社会中人民的力量和坚贞不屈的精神。现在中国很强了,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以上在三十和四十年代的妇女作家们,和她们的作品,至今还有重要意义。
(此文是作者直接用中文写成,有些文字不符合我们的阅读习惯,我们作了必要的修改,以便使读者更好的了解作者的原意。)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