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问禅 [“语默不妨禅”――论白居易闲适诗创作与佛教思想之关系]

时间：2019-02-03 05:33:43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世人多推祟白居易讽喻诗，其实其渗透着佛教思想的闲适诗更反映了他圆融的人生态度。本文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入手探讨了佛教思想对白居易的影响。并简要阐释了白居易闲适诗创造与佛教“缘起性空”义理的相互印证。
　　[关键词]思想互补　通达自由　缘起性空
　　
　　世人论白居易诗，多推崇其“讽喻”之作。这部分关于“美刺比兴”的作品，当时能令“权豪贵近，相目而变色”唐张耒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乐天也因其讽喻诗成为中国儒家文学思想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后世是突出肯定其讽喻诗的思想价值与社会作用的，相较之下，他的大量“闲适(包括感伤)”诗，则被评价为有失积极昂扬之气，后人多认为这是他仕途失意，退居自保后，享受安闲生活和对人生虚无幻灭的一种消极表达。对这一类作品往往看其作品的美学价值，很少从思想价值上去认识解读。《唐柬诗举要》中甚至说“香山晚年之作，多近颓唐”。这“颓唐”一词，与白居易被贬江州之后，勤于参悟佛学不无关系。
　　乐天近佛，世所皆知。但据此说他因佛而消沉或因消沉而佛都失之公允。一个人的思想认识不宜以“一刀切”的简单方法作结，这样看待固然省事，却置作家复杂多样的心理人格于不顾。孟子所谓“知人论世”，反对的正是这种片面的做法。结合白居易的生平所历，可以看到，大量闲适诗创作正是由于有了佛学思想的渗透，更折射出白氏相较于同时代人更健全的生活理念，更圆融的人生态度，更深刻的生命思考。穿过了长长的时空隧道后，回看白氏的闲适诗创作，这些作品至今还闪耀着耐人回味、圆融无碍、含蕴不尽的哲思慧光。
　　正如赖永海教授所言，在儒佛的关系上，我们常常着眼于一些具体问题，比如，佛学对某种儒家言论或某位儒家学者的影响，或某儒者出入佛老等等。
　　具体到白居易而言，我们至少要做这样两个思考：
　　其一、对于白居易这样的的儒家人物，为什么在秉承儒者之风的同时会接近、接受，乃或崇奉佛教呢?
　　其二、乐天的亲近佛教――或者更确切的说，当他涉足的佛学在其思想中占上风时，只一个仕途失意和“消极，可以解释吗?
　　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也是笔者试图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解释儒者白居易何以近佛的原因。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当立足于儒学和佛学在思维模式上具有相通和互补性来看。儒佛二家的关系自唐以降，已由以前的互为敌对变而为互相接受。儒家谈“仁”，谈人与人的关系，“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谈的都是人的社会性、伦理性价值，落脚点是现实的人世。佛教谈“佛”，谈众生修持成佛的可能性，落脚点是涅�。二者看似没什么关系，但实际上，一方面我们知道儒家所谈的“人”，是从群体意义上定义的人，是伦理的，社会的，这个“人”要在符合“天道”、“王道”的前提下，满足符合群体要求的社会标准；这就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的”这一命题。忽略了人的个体性和自然性。
　　对第二个问题，可从佛教基本修持入手加以认识。佛教修持的基本方式是“戒、定、慧”。简言之，即要求信众在信仰的基础上把持身心，不断精进，最终达到智慧觉悟境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佛教首先是“利己”的。因为依照大乘佛教的教理，自度方能度人，也因为佛性自在于个人自身，那么众生就要首先关注自己、从对自我的要求出发来修行，最终做到，“万法如一，性相不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种对自己的关注容易使人觉得佛教自利消极，其实这还是儒家忽视个体造成的限制。事实上“利己”并非就是错误，换句话说，爱自己才知道爱别人，一个不懂得爱惜自我的人也绝对不会真正爱护别人。
　　社会的人要担当社会责任，“世敦儒业”的白居易自然希望实现儒家的社会理想，他希望恢复传统，为民请命，作为谏官，他恪尽职守，屡屡犯颜直谏。希望“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缺”。他的讽喻诗就是这种理想在创作上的体现。虽然说影响政治现实的功效并不显豁，但在文坛却有颇大的的影响。
　　但这并非消极。史载“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佛教的宗旨是解脱生死，有生有死的世间一切都是佛家所厌离的，可见佛教首先是厌世出世，但这并不代表佛教消极，或者一切信仰佛教者都不关心生活。相反，佛教认为成佛必须先修菩萨道，而菩萨道的践行者必须更积极的把自己融入到社会当中，更积极的肯定人生的行为价值，发挥人生的道德价值，以化导众生”，所以，从根本上说，佛教是关心社会人生的，佛教的修行也立足于为利众生的基础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入世。佛家的“入世”和儒家不同，儒家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是知难而进，乃至最终取义成仁：佛家则行自己所当行之事，不执着、拘泥于事。如当代高僧净空法师在汤池的儒教教学试验，并不影响他的清修弘法，反而相得益彰。
　　这种积极通达的佛家态度也正是白居易一直践行的。故而，虽有学者称乐天“对佛教教义理解的很浅薄”，笔者倒觉白居易深谙佛家“不着不染”、“任运自然”的旨归。宋代苏辙说他“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他“烈有丈夫志”，但是又能不汲汲于进。他早年信佛，晚归于如满禅师门下，但他的一生并未抛弃对社会的责任，不论被贬还是自请外任，都能造福百姓。
　　乐天这种兼有入世出世，通达自由的心态，实则便是大乘佛教的居士思想。这种心态贯穿于一生、尤其是他大量的闲适诗创作中都有体现。他的精神也影响了后来的很多文人。宋代苏轼正是因为乐天的影响而自号“东坡”，称“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
　　任何宗教关注的根本点都是人的精神归宿，一个人能最终走向宗教，那他思想中应该始终萦绕着关于人生、宇宙、价值等属于精神层面的问题。正如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很早就有这种“未年三十生白发”，“未如生别之为难”的别离苦恼和生命慨叹；又有“如何一奉身，直欲保千年”的人性愚痴；直至《登香炉峰顶》后的宇宙与个人的对照而得出的强烈对比：“江水细如绳，湓城小于掌。纷吾何屑屑，未能脱尘鞅”。这些认识，既是得益于他对佛教的理解，同时也使他更进一步加深了在生活、政治诸缘和合的情况下皈依佛教努力。而他对佛教的理解参悟也必然的会反映在他后期的诗作当中。
　　唐代禅风兴盛，文人多有“以禅入诗”。“以禅喻诗”之风。但白居易的诗风向来以通俗见长，很少直引佛理禅意入诗，谈论禅理机锋。但是他通俗的文字背后却依旧可以体会出佛家“缘起性空”的根本义理。
　　“缘”即“因缘”，事物之间彼此连带的各种关系。“诸法因缘而起”，用赵朴初先生的话“就是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的生起，都是相待(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离开关系和条件，就不能生起任何一个事物或现象。佛曾给‘缘起’下了这样的定义，“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此灭则彼灭”。世间一切现象都是因缘聚合分散而形成消灭，都是变化无常的，一切现象都不是永恒的，都是流动不居的，这个“不是永恒实在的”便是“空”，佛家谈了悟“缘生性空”，就是教人看破现象的虚幻，放下对名利物欲的贪恋，达到生命的另一个境界。
　　诚如乐天在诗句中所说：“浮荣水划字，真谛火生莲”；“是非都付梦，语默不妨禅”，乐天自言“大抵心安即是家”。真正的能在生活中做到尽量放下自我利益，淡然的看待世间一切外在的价值标准，才真的能做到“处世似孤鹤，遣荣同脱蝉”达到佛教所倡言的“无相不著即是寂静涅�”境界。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寂静”。这是佛教的“三法印”，也就是验证佛法的标准，它和“缘起性空”是一体两面的说法。白居易的闲适诗创作恰如其分的印证了这些深奥的佛理，是他后期创作思想更加丰富的体现。儒佛并用，互为支撑，诗人复杂的心理与人格每不可以简单的“积极”、“消极”举而括之。白氏自我谈论讽喻诗与闲适诗的用途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盖讽喻诗与闲适诗的创作，乃诗人思想互补的自足需要，也是他创作中融入佛理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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