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为人间才女夫:三寸人间修为

　　一 　　 　　所谓“珞珈三杰”，指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一度同在武汉大学的现代文学史三位女才子：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其中前两位是武大货真价实的教授先生，后者则由于避嫌（因凌叔华之夫君陈源时任武大文学院院长），遂不任教职，仅以“院长夫人”的身份出入社交界。就凌叔华自身的才性结构而言，她显然更是一个优秀的画家、作家，是创作型而非学者型人才。实际上，在1946年赴欧任教比利时大学之前，凌叔华没有担任过任何明确的社会职务。然此间凌叔华所主持了一年多的《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其贡献何尝在登堂舌耕之下？
　　《让庐日记》的作者杨静远是“珞珈三杰”之一袁昌英的女儿。“让庐”所名之地，指的是抗战期间武汉大学西迁入蜀，暂栖乐山之时杨家位于城西陕西街尽头的住宅。此宅为二层楼房，楼下西侧住杨家，东侧住苏（雪林）家。不久凌叔华在陈源离开武大出使欧洲后，也于附近万佛寺自购木楼居住。杨静远的“苏阿姨”与母亲袁昌英固然早已属于闺中腻友，凌叔华干脆还是杨静远本人的“干妈”。因此，这三位母亲一辈的非凡女性的生活与情感，自然会不断闪现在恰好从少女迈入青年时期的杨静远敏锐的观察视野当中。
　　“珞珈三杰”当中，第一眼看上去最“不幸福”的就是苏雪林。因为和父母包办的夫婿张宝龄性情不合，这位文坛有史以来最长寿（一百零三岁）的文瑞之一，夫妻同居的生活居然只有四年。她生命中大部分时间，是和姊妹组成奇怪的“姐妹家庭”，与之相依为命。
　　由于苏雪林没有生育，张宝龄只好收养的一个螟蛉之子。
　　然而，那位苏雪林印象中“秉性乖戾、冷酷无情”的张宝龄先生并非乏善可陈的恶俗之辈。杨静远在《让庐日记》中仔细记载了这位让她好奇的“张先生”的第一印象：
　　
　　我觉得他一点也不是那个据说凛若冰霜的人，很热闹，很健谈。他讲了一个故事，我认为是很动人的材料。
　　
　　苏雪林自己在百岁自传当中言及夫君，语气也算温柔敦厚。尤其二人新婚燕尔之际，似乎还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甜蜜：
　　
　　（我）富于感情，笃于骨肉之爱，夫妇之爱也相当热烈。外子生性孤冷，结婚后，受我热情的烧炙，他那一颗冷如冰雪的心，稍稍为之融化。
　　
　　然而，终是不行……这段蜜月期很快终告夭折。苏雪林暮年自责自己因不肯离婚而同样害得自律甚严的张宝龄“孤栖一生”。
　　据苏雪林说，张宝龄是一个“最怕家室之累”的男人，渴望“幕天席地，随意来去”，和认真、热情、浪漫的“理想家”苏雪林包括袁昌英相比，理科出身的张宝龄似乎的确有“冷漠”的嫌疑。例如《让庐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小事：
　　
　　袁昌英为武汉大学的学生考试印试题时，校内办事人员的效率太差，让她大生其气，同为教员的张宝龄的观点却是，“我就把题目向他一交，随他去印”；袁昌英担心，这样放任自流“临考时就会弄到一团糟，题目看不清，错误百出”，张宝龄的反应则更为冷淡：“反正我根本不去监考，让他们弄去，大家拆污烂。”
　　
　　张宝龄明显是一个理性大于感性的人，例如《让庐日记》中曾经提到，在抗战如火如荼的四川，张宝龄居然依然不以事废言，公允地指出日本民族认真、有纪律、守法的诸般好处。甚至，张宝龄还说出过“连宗教到中国来都失去作用了，可见这民族没有希望了”这样深刻反省的话。其实，在将近二十年前，张宝龄尚在美国读书，与时在法国而大受“五四”科学主义影响的苏雪林通信，针对当时苏雪林激烈的“反宗教”观点，他已经表达过如下明睿通达的看法：
　　
　　我在教会学校里读了五六年书，本身却不是基督教徒，但我觉得基督教博爱的宗旨，颇有益于人群。而且神的存在和灵魂不灭与否的问题，我个人的意见，以为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科学不能解决，付之存疑好流泪，一定要大张旗鼓地来反对，那又何必呢？
　　
　　我们甚至可以说张宝龄是个富有大智慧的人（苏雪林对好友凌叔华，亦承认丈夫人极聪明，对朋友也很忠实），更具体的表达还有日后《绿天》重版的《自序》：
　　
　　那个冷酷非常、专讲实利主义的工程师……平心而论，他也有他的好处，人聪明，所学工程那一科，在他们那一界颇负声望，品行端方，办事负责，性虽木强，偶尔说话亦少有风趣……遇着我这样一个人，也算他的不幸，所以我有时也觉对他不住，不免常有怀念与忧虑。
　　
　　就是二人无“缘”，或者只有“孽缘”――一个莫名其妙的“缘”字，竟谱写出如此人间的伤感，生生逼得两个“好人”各自孤独到老。
　　新式才女苏雪林坚持了“从一而终”的百年孤独，这也是让很多新式人物不以为然的事。
　　苏雪林解释自己的“充满矛盾性”的生活选择，则是：
　　
　　我当时的顾虑其实太多，不愿牺牲别人，成全自己，乃其原因之大者。况我隐然自觉，别有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使命，待我去尽，又何必为那类小事，耽搁了我的光阴、消耗我的精力呢？
　　
　　这里的“别人”，具体说来，则先有亲母，以为“你为求学，已经耽误了人家十几年”，次有舅翁，因为“有国学知识又自修英文”而对这个媳妇“颇知爱重，深以为荣，对待真似公主一样”、甚至为了未来的媳妇专送次子赴美学习以便匹配――苏雪林“甚为感激，他儿子即使对我冷漠，也不计较了”。而若更深究之，则男女之间情感生活居然被苏雪林视为“小事”的价值标准，恐怕也是让她如此选择的一个深层原因。再继续纠缠，恐怕就是苏雪林与天主教的接触与信奉了：
　　
　　即如此的不美满，何不干脆离婚别寻良偶呢？以为我有旧脑筋，抱存有“从一而终”的观点。其实也不是，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辨过。我是一方面为一种教条所拘束，一方面我天生甚为浓厚的洁癖所限制。我总觉得离婚二字对于女人而言，总是不雅，况那时我已薄有文名……但我因这些原因，叫张宝龄孤凄一世，不能享他理想中的家庭幸福，也是实觉对不住他！
　　
　　关于苏雪林为人的“好”，台湾方面历来不乏她克己奉人的记载。《让庐日记》中所载苏雪林请客之时的表现，亦有足以为证：
　　
　　苏先生做了许多菜，多半是她自己的“产品”。她又生怕我们吃少了，拼命把菜塞在我们碗里，可是她自己却吃得很少，她的身体那么坏，却只管刻苦自己。
　　
　　这些刻苦自律的行为，其实都可以从作为天主教徒的角度来理解。早在二十年代在法国里昂，苏雪林已经对天主教徒印象美好而深刻：
　　
　　宿舍中有几个女工，都是修女，有一个叫马沙吉者家境富有，其父是一个矿公司主者，马沙吉原是一位千金小姐，却来这寄宿舍执贱役，每当她清除厨房及各寝室，常弄得灰头土脸，而她并不以为苦，我于是渐渐认识了天主教的精神与其价值。
　　
　　苏雪林正式皈依天主教，是1924年6月。而日后在《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中，苏雪林以蝴蝶自喻，写蝴蝶遭到蝉（诗人之喻）、蠹鱼（学者之喻）、蜥蜴等的求爱追逐，蝴蝶都以与蜜蜂（未婚夫之喻）的婚约为由加以拒绝：
　　
　　她（蝴蝶）自湖的西边以来，抛掷了多少机会，方得保全了自己的爱情，她要将这神圣芳洁的爱情，郑重地赠给蜜蜂。
　　
　　即使遭遇到蜜蜂的冷遇，她仍充满希望：
　　
　　我可以知道他的性情，他也会知道我的性情，双方既有缺点，感情融洽之后，也就不觉得了。
　　
　　同样可以见及苏雪林深心的，还有《光荣的胜仗》一文。主人公醒秋面对秦风的狂热追求，一度曾经如同小小的苍蝇陷落在情网之中，但最后醒秋还是拒绝了秦风的求爱，这一方面来自家庭，“母亲的爱，是这样救了我”；一方面还是来自理智：
　　
　　但虽然是母亲的爱（救了我），我自己也不能说没有定力，谣言未发生之前，我虽深陷在情网里，却始终固守心关，没有对他投降――始终没有向他吐露半个爱字。
　　醒秋的性情颇为随风，世界上的一切，她都看的行云流水一般，独于爱情看得异常庄严神圣。她以为，恋爱：无论肉体和精神，都应当有一种贞操，而精神之贞操，更在肉体以上。
　　
　　我们不能不说，这个此刻清醒地将情网视为“这不过是一场迷惘，不能算什么恋爱”的苏雪林，自有一份世人难及的清醒的认识？尽管“这是我平生第一个光荣的胜仗”的宣言反而见出她情感斗争的内在紧张了。苏雪林可不是什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猴子满山走”的旧式妇女，她的难为当时躁动而喧哗的世人所理解的情感乃至婚姻选择，实际不乏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
　　苏雪林一向都不是随波逐流人，她没有为反封建而反封建，没有刻意标新立异――她的隐忍之心，她冷静而理性的眼光……看似逆来顺受，实则心地坚强、信念坚定，皆可见得天主教的牺牲精神、禁欲主义等观念的影响。你可以叹息苏雪林圣徒般的洁德导致她失却了“红尘受用”，但她的力量感与神圣感却高出凡俗众生多多。若此，我们只要耐心读读苏雪林百岁自传《浮生九四》以及十五大本暮年日记，就可以一目了然。
　　当然，再次从“世俗”角度考虑，苏雪林在文坛崭露头角就是从打笔仗开始的，且其一生基本风波不断，越斗越勇，老而弥辣，我们忍不住推测：她的脾气一定够倔的？若其夫君也是个寸步不让的性格，则家庭龃龉在所难免。果然，苏雪林在将近百岁所写《自传》中，如此换个角度却依然理智地审判自己失败的婚姻：
　　
　　我在里昂最后一年与未婚夫通信时，便从信中看出，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现在我身到庐山，始渐识其真面目。原来他不但性情冷酷、褊狭，还抱有大男子主义。他对于有否妻子并无所谓，但他也贪图舒服，那个做他妻子者顶好是个仅识之无的乡下女人，容貌美丑在所不计，只需三从四德，勤俭持家，每月尽心竭力，以侍奉他为事，把他当做皇太子一般看待，他才心满意足。
　　
　　这样两个人缔结姻缘，果然“孽缘”？！
　　
　　二
　　
　　袁昌英和杨端六的情爱婚姻，见诸亲生女儿杨静远笔下的直接评价，就已经不大高明：
　　
　　从一般人眼光看，我的父母是天造地设的理想的一对。两人都是留学归国的知识精英，事业有成，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丰厚的收入，儿女双全。这样一个美满的现代家庭，在中国可谓凤毛麟角。
　　作为女儿，我却知道，以最高境界的情爱观看，他们的婚姻不是完美无缺的。性格的巨大差异，造成心灵难以完全沟通。经济学家杨端六是个理性的务实的缺少艺术气质的人，他不懂浪漫，缺乏诗意。由于年长许多，他对母亲的关怀是兄长式的。他无法深入她的内心世界，不能满足她对两性情爱的至高期冀。他虽也爱文学，但只限于中国古典文学，而对于外国文学从不沾边。至于中国现代文学，他毫无兴趣，这就使得他和母亲难得有共同的话题和深层的交流和共鸣。他不听音乐，偶尔被母亲拉去看场电影，工余唯一的乐趣是园艺。
　　天性热情开朗活泼豪放的母亲，对生活充满热望和渴求，从严肃拘板的父亲那里是很难得到回应的。
　　
　　和苏雪林类似，袁昌英和杨端六也是一对半新半旧的结合：两个新式男女却依从父母之命。1916年袁昌英被父亲袁雪安自费送往英国留学，当时正在伦敦大学攻读金融财会的杨端六早就深受袁雪安的器重与赏识，遂介绍女儿与杨见面并订婚。
　　关于袁、杨二人日常生活中的时相龃龉，女儿的日记当中自然频频出现。例如1943年4月29日记载了袁昌英和杨端六之间一次晚饭前的争吵，杨端六至于“赌气不吃菜”，在拒绝了女儿好心端来的鸡血汤后，杨端六显得非常伤感。女儿杨静远则如此慨叹父母的处境：
　　
　　（我）心里万分沉重，觉得爹爹太可怜了，辛苦一世，到晚年还事事不如意。妈妈也是，总要拂着他的意思做事。但这能怪妈妈吗？她是一点错都没有。他们年龄的差距，兴趣的不同，见解的分歧，同时两人都具有强硬的个性，造成不可避免的悲剧。
　　
　　仅仅二十周岁的姑娘此时至于有如此的叹息：“无辜的人啊，一切不睦都出于不能互相谅解。”
　　袁昌英、杨端六家庭生活中这种不快产生的原因，的确如同杨静远在《让庐日记》“篇头语”中所言，因为“性格差异和经济困难”。这一点，杨静远在《母亲袁昌英》一文中有着更为理性的分析。
　　杨端六这位“任劳任怨的好老头”，佩服的是曾国藩的“精神好”。因岁月（杨端六比袁昌英年长九岁，当时已经六十上下）与专业的区隔，杨端六对于生命与生活未免显得稍微冷峻而悲观。袁氏母女一致认为杨端六“他既不为名，又不为利，更不为势，而不朽他也不见得希望”，因此不懂他活着有什么目的，杨的回答则是“生下来不能死，就得活着，什么也不为”。这样一个丈夫杨端六，和浪漫而稍显煽情的妻子袁昌英（陈源所谓“兰子是感情外露型的”）之间发生冲突，当然难以避免。甚至这位爱着父亲的女儿也要绝望地宣称：
　　
　　社会科学与文学的分野就是爹爹和我们的意见不能调和的原因。
　　
　　这里所谓“我们”，自然包括母亲与女儿两个人的。
　　夫妻冲突根本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问题。例如《让庐日记》1944年10月14日记载袁昌英、杨端六夫妻讨论“如果日本打到四川来怎么图生存”的问题时夫妻双方各自的表现：
　　
　　爹爹是一万个不耐烦，妈妈说什么他都顶回去：“不可能！你这些办法都是做不到的。”妈妈耐住性子和他解释：“你听呀！你听我说咯！”爹爹在房中间来回踱着，像被困的囚徒。
　　
　　袁昌英面对这么一个“油盐不进”的夫君，其郁闷可知――但是，面对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尤其四大家族弄钱无算的贪婪，优秀的经济学家杨端六却清清静静认识到：
　　
　　一个人总只有一世，最后大家都是一样的……一个人的享受也有限度，钱再多也只能享受那样多。
　　
　　如今我们还有这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经济学家吗？无疑杨端六也是个优秀的智者。
　　出现在《让庐日记》中的袁昌英，作为学者她“像图书馆一样”，对莎士比亚有着色授魂般的倾倒与领悟；作为妻子她多愁善感、爱哭爱笑、动辄哭笑、还经常和“老丈夫”怄气；最生动饱满的，自然是那个作为母亲的她，“懂得年轻人的心理，不像爹爹抱成见”，同时也像普天之下所有的母亲一样，袁昌英为孩子的职业、前途尤其感情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
　　袁昌英自己承认，她在英国念书期间，也是有过罗曼史的，她却认为由于自己“意志强”，因此能够“趁早中止了它”――在之后和杨端六显然摩擦大于和谐，竟而至于认为“这个家简直是个负累，不如拆散”的啼笑姻缘当中，袁昌英后悔过吗？
　　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三
　　
　　相对前二者而言，似乎凌叔华和陈源的遇合最为理想。陈比凌仅仅年长四岁。1926年凌叔华从燕京大学毕业，一个月后即与时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的陈源结婚。之前他们有过两年多的自由恋爱与情感交流，甚至徐志摩那样的诗哲情圣的加盟都没有真正动摇凌叔华选择的天平。尽管后世敏感读者依然会不依不饶地推论，凌叔华真正一往情深的男人可能是徐志摩而非夫君陈源。
　　我们几乎可以说凌叔华是幸福的了――如果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那个叫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的青年诗人据说和已经是院长夫人的凌叔华有过一段如胶似漆的浪漫情缘――但饶是如此又如何？袁昌英关于人到中年（四十岁左右）必有“内火”焚烧的理论在当时可是流传广远（甚至今天亦可为若干“人到中年，红杏出墙”的故事提供解释与佐证吧）。推想起来，或者此论竟来自袁昌英对体己女友的观感，或者此论对体己女友会产生相当的影响？“憨憨”的“木瓜”苏雪林，日后不也承认，她处在这个年龄段的“内火”虽然没有“外遇”、却均“升华”为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了吗？
　　借助多年以后另一位文坛“超女”虹影女士的情色想象，我们更得知，虹影所著小说《K》里那位和洋人小白脸玩尽“金瓶梅”式的人体试验的教授夫人，可能影射的就是凌叔华（因此陈、凌的亲女、同样不断出现在《让庐日记》中的陈小滢把虹影告上了法庭）。
　　可见做女人、尤其做名女人真的很难，无论是多年以前的凌叔华，还是多年以后的虹影。
　　无论情感真相如何，毕竟因为这一结缘，凌叔华以此结识了吴尔夫（Virginia Woolf，Bell是她的外甥），并受她鼓励，凌叔华为我们留下了一本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那个节制的、乖巧的、机心深重却又显得纯净简单的“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语）啊。
　　凌叔华目前传世文章，均显得甚为小心谨慎，这也正是她小说的风格：“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关于凌叔华性格中的这种内敛与节制，同样见诸凌的女儿陈小滢的笔端回忆：
　　
　　作为她的女儿，老实说，我对她并不了解。她是一位文学和艺术修养颇深的人，却不是一个普通的“相夫教子”的女人。我觉得她更该是一位提倡妇女解放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她自己的事和思维很少和别人说，尤其我是她的孩子，当然许多事她更不会和我说了。她始终是一个高雅的人，兴趣和行动都是高雅的，和她的文章以及“文人画”一样。（《古韵》中译本序）
　　
　　出自独生女儿的亲情追忆，这段文字无疑显得有点“冷淡”了？凌叔华的“内向”与“高雅”，跟天性与修养有关，也跟“高门望族”而又出身偏房的经历有关，《让庐日记》1943年7月18日就记载了凌叔华跟袁昌英、苏雪林“讲她小时候大家庭的纠葛”。更深入一点讲，一个痴迷艺术的人，对于现世生活包括红尘情感，在很多时候是难免有所疏离与漠然的。
　　有意思的是，这种距离与隔膜的感觉，甚至同样见诸杨静远的笔下记忆――她的“凌干妈”出现在日记当中，远不如“苏阿姨”显得温热清晰――杨静远对凌叔华的若干记载，不仅在次数上要少于苏雪林，且内容几乎均为单纯记载凌叔华赠送了她何种富有审美品味的礼物：
　　例如1942年2月9日杨静远十九岁生日，刚从北平奔母丧回的凌叔华送给她一个绣有珠花的黄缎盒子，里面装着许多“五光十色的小玩意”如小铜墨盒、玩具茶具、小银算盘之类，且都躺在“绿玻璃纸条中”；1943年2月8日杨静远二十岁生日，凌叔华特别订作了好看的奶油很多的大蛋糕，上插洋蜡，更难得的还有“一把小折刀，银色，很精致结实”；1945年2月18日杨静远二十二岁生日，凌叔华赠送了一件乔其纱夏衫，杨静远叹为“我有生以来没穿过这么好料子”的衣服，接下来，因为杨静远出国在即，6月27日凌叔华又送她“紫纱绉绸衣料”，因为“到美国应该穿得像样一点”。
　　当然，凌叔华在物质上的隆重与讲究，跟她身为“干妈”这种特殊身份有关。不过，当凌叔华显得不大乐意看杨静远写的小说时，杨静远还是觉得凌叔华有些孤高莫测了：“（她）一点不了解我！她把我看得那么简单，只能写写小孩子的故事。”
　　相比而言，杨静远对于苏雪林的确显得要更亲热、更接近一些，她甚至给“苏先生”画过一张画：“是春逐冬去的意象画。冬是个冰雪般的女子，春是个娇美的小孩。”而在凌叔华在场的场合，杨静远对于自己的画却表现得“简直不敢启口”――苏雪林也是善画的，杨静远却不怕她挑剔，如此的亲疏，一方面，可能源于凌、苏截然不同的个性；另一方面，则可能因为杨静远始终比较“同情”苏雪林的人生际遇。从日记中完全可以看出，杨静远本人是个非常富有悲悯之心的姑娘。凌叔华在物质与文化层面的双重优越，反而造成了某种人际关系的疏远？
　　至于那位虽然善于讲笑话但因为“自作聪明，专好损人”因此不讨某些学生喜欢的陈源教授，似乎也激发不出杨静远太多的热情。
　　武汉大学西迁入蜀之后，由于派系争斗激烈（发生在以校长王星拱为首的“淮军”与以教务长周鲠生为首的“湘军”之间），陈源被迫辞去文学院院长一职。此时凌叔华对他的处境甚为关心，1941年2月1日，凌叔华亲自给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写信，实际上就是替陈源“揽差”：
　　
　　不知你可否有机会让通伯去帮帮你。他是你认识很深的人，将近五六年，他对世界情形研究很有点心得（鲠生常说，他做的世界政治社评可以放在外国杂志上，毫无愧色），也有兴趣。这两年他为王星拱排挤得十分苦恼……通伯身体不强，我想他这样牺牲下去，太不值了，故写信同你商量。
　　
　　凌叔华的确是个“贤妻”、“贤内助”，不是吗？凌叔华这次荐夫举动没有落空。1942年2月12日，陈源赴欧主持中英文化协会的工作。在同一封信中，凌叔华又有对陈源的如此评价：
　　
　　通伯头脑清晰，理解迅速，观察准确，是许多人不及的，你也深知，这样人让他藏在角落里天天听张三李四话长道短，未免可惜，况在现在缺乏这种人才的时候，尤为可惜。
　　
　　知夫莫若妻。凌叔华之于陈源，如上这段话，堪许知音；至于陈源之于凌叔华，他不也正是那个一手把凌叔华“托”上文坛的人吗？凌叔华第一部小说集《花之寺》，正是新婚之后陈源亲为选编的，此后更借助自己的理论优势与“话语权力”，多方援手、尽力“打造”――尽管凌叔华的实力同样不可小视。
　　如亲生女儿小滢所言，凌叔华的确是个“高雅”的人，包括“兴趣和行动”。难怪，即使是在抗战时期四川乐山那样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一个人凭山而居（陈源已赴英）的她依然诗意盎然：“浩劫余生草木亲，看山终日不忧贫”；她依然斥巨资购买三国时期的石鼓以之为客厅中之茶几；她依然为女儿的生日定做乐山唯一的西式蛋糕……
　　或者，正是因为凌叔华“兴趣和行动”中这份始终不肯放下的“中西合璧、富丽堂皇”、“没有一丝抗战气”，反而使得当时的热血青年杨静远生出些些芥蒂？“见了这些好东西，总有犯罪感”。
　　如果说凌叔华“幸福”，她的幸福，恐怕不小的层面来自她丰富华美的艺术世界。
　　那个世界静如止水而又惊涛拍岸，那个世界只属于她自己。
　　
　　值得后世读者欣慰的是，《让庐日记》的作者杨静远旁观着、思考着这些杰出女性同样并不那么称心如意的情感与家庭生活的时候，她却十分幸运地收获了一份“梦寐以求的爱情体验”，不仅是“如火如荼的初恋”，也是“最后的唯一的终生之恋”。有兴趣的读者同时可以参读同为杨著的《写给恋人――1945―1948》，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今日渴望“幸福”的读者，除了需要艳慕杨静远的“命好”之外，我们可以从她这份“幸福样板”中汲取的营养，至少包括如下几点：第一，杨静远的理想高远，“不齿于世俗的择偶‘条件论’，只求一个灵犀相通的知音”；第二，杨静远的灵肉健全，“放纵吧，情欲！初恋是最可珍贵的，为什么要克制自己享受甜美的一切”、“美好的灵魂和美好的形体，缺一样我都不能忍受啊”；第三，杨静远的真诚、热情、勇敢、正义，让她恰当地把青年男女之间必然的情欲转化为理性而严肃的“爱”：“这关系是我一手造成的，责任全归我负”、“我不能负他”――这最后这一点，她看起来倒是很像“珞珈三杰”中她钦佩欣赏的“苏（雪林）先生”，杨静远也是个有选择、有承担、“默默地接受它、背负它，在永不能弥补的损失下设法重新创造”的优秀女性。
　　如今这个据说早就在流行用“内分泌”写作的时代，杨静远如下这句“过时落伍”的话，却潜藏着她获得“幸福”的秘籍：
　　
　　世上有些东西，它的美和意味就存在于隐私当中，那是只许当事人自己去领略的。如果单从社会学和生理学剖视恋爱与结婚，再也没有比这更刻板、粗鄙的了。
　　
　　特别值得说明的还有，仅仅这本少女时期的日记当中，杨静远惊人的才华已经显山露水，她的父执对她的夸奖（例如陈铨说她“绝顶聪明”），并非仅仅看在名父名母颜面上的阿谀抑或敷衍。如果不是以后的改天换地（1945―1948年，杨静远就读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获硕士学位）、尤其是再以后的“文革”劫难，袁昌英与杨端六这个多才多艺、聪慧正直而又善意反思和剖析自己的女儿的文学道路，很可能比她的母亲走得更远。
　　（杨静远：《让庐日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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